1. 引言
异化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英语表示为alienation，有疏离、转让、让渡之意，最早霍布斯和卢梭将此概念用于法学和政治学中，形容权利的让渡。黑格尔将异化引入形而上学，将其等同为自我意识的外化，费尔巴哈则进一步将其引入宗教学领域，将神的本质定义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到了马克思这里，异化被赋予经济学范畴，是指人的主体活动及其产物作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主体的关系状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最终必然导致人与人相异化即人与人对立。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推导出与异化理论极为接近的物化理论，并创造性地从技术理性视域出发，对当代社会丧失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劳动者的悲惨现状进行了揭示，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即将人数字化、机械化的种种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对当代异化的根源、表现、危害甚至消除异化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异化理论，本文意在对此进行探析。
2.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继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后的新阶段，曼德尔将其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劳动力的解放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但同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发突出，具体表现为层出不穷且丰富多彩的消费品和人民有限消费能力的冲突。为了消化资本主义不断创造的消费需求，人民被迫成为消费控制和奴役的对象，弗洛伊德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消费异化”。
2.1.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
马尔库塞将消费异化定义为在消费社会即当前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作为消费主体却被消费所支配，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丧失自主性与能动性，无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象。在当代社会，科技革命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水平和飞速增长的物质财富，堆积如山的各类消费品完全能满足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但先进的生产机器却并没有使人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新型手段，科学技术异化为“新型社会控制形式”与人相对立 [1] ，并成为新的统治手段。
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认为消费异化的本质是现代文明压抑人的本能创造出的虚假需要。在他看来，人的本能就是追求爱欲，但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本性受到压抑，“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 [2]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为了销售商品，会采用电视、广告等手段宣传消费，诱导人民陷入消费陷阱，从而以虚假的盲目消费代替自己的真正需要。这种虚假的需求使人将对外在物欲的追求视为生活的全部，从而沦为商品的奴隶，将对商品的追求视为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主体性，成为拜物教的一员。大众传媒的灌输下，消费者产生的需要实质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在马尔库塞这里，人不仅被物化，更进一步沦为物的奴隶，被物所支配。在消费主义的洗脑下，人们还沉浸一种“消费公平”的幻觉中，员工与雇主穿着同样的球鞋，出入相同的消费场所，好似在消费层面实现了“阶级平等”，消除了等级差别。这种美好的幻觉使人们自愿服从社会的支配，并不断扩大购物欲望，在消费品带来的“虚假幸福”环绕中无法自拔，在资本主义营造的生活和消费氛围中痛苦而又幸福地生活着，成为认同并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 [1]
消费异化的后果是文明的危机。马尔库塞认为消费时代对人的本能的抑制导致了社会的反常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文明。因此，要消灭这种异化，就必须推进新技术，构建新感性，建立一个将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社会。
2.2. 弗洛姆的异化理论
弗洛姆对异化的解释则更偏向心理学。他从人的自我感觉和主观体验出发，将异化解释为人作为主体被动体验世界和自身的心理体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使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经济上的富足使人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但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却无法匹配自由的过度增长，这就导致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即沉湎于物质文明创造的消费需求并被其支配，人与真正的自我愈发疏离，人性发生了异化。面对这种异化现象，弗洛姆强调，必须发展人的自我与个性，以爱与理性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人必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确立健全的人格，才能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找回主动权。
弗洛姆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明确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三个特征。一是货币的异化。货币本身作为交换商品的中介而产生，到如今却反过来支配人们，成为人追捧的对象。二是消费物品的异化。人民购买商品最初是为了使用，现在却用来彰显自身的财富与地位。资本主义将消费与身份挂钩，刺激消费者通过占有商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使得人与真正的自我相异化，消费越多，精神便越空虚，越空虚便越想通过消费满足需要，人在一次次的消费中陷入恶性循环，逐渐被商品操控。三是消费本身的异化。消费从人们达成目的的方式异化为目的自身。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人不仅沉迷于商品的获得和使用，更在一次次的消费中寻求心理慰藉，人的闲暇时间也被消费掌控。要想改变人的沉沦与异化，资本主义生活机制必须进行调整，否则，这种“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 [3] 必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以消费异化为批判导向，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融于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与奴役，树立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这种做法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精神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3.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现象和异化主体心理机制的分析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他们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如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应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幸福到底是什么？怎样能使人获得幸福？”等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萨特和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3.1. 萨特的异化理论
萨特的异化理论分为两个阶段，在早期，他对异化的理解是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将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从个人的生存方式入手，认为人的存在不仅需要满足物质需求，还有对精神、自由等非物质层面的追求，具有明显的抽象化特征。他认为，人要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须认清人的主体地位，以自身为尺度，而不是作为物化的象征物而存在。在萨特看来，异化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人否定自身所“是”的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人为了逃避责任，试图隐藏自身以之存在的主体性，使自身异化成为被决定和掌控的物。在自我欺骗中，人通过不断地心理暗示，将自己异化为客体，从而丧失了主动选择的自由，这样自由就发生了异化。同样，他人对“我”的注视也是一种异化，在他人的视阈下，“我”成为了一个客体。人生活的社会注定了我们会被他人注视，甚至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注视，在这种情况下，异化已经变得无法克服和不可避免。
在后期，萨特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从社会历史出发，关注群体的现实生活，形成了成熟的异化理论。萨特指出，异化的根源是匮乏。对于匮乏，他这样解释：“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 [4] 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根源，这是有限物质资料与人的无限欲望的对立所决定的。由于匮乏，注定有人的需求无法满足，人在欲望的控制下陷入互相否定和争抢的泥潭，这时人对人的否定就转为了物对人的否定，结果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异化。萨特认为，要消除这种异化就要消除匮乏，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匮乏是普遍且永恒的，因此作为其结果的异化也无法消除，总会有新的异化不断产生，人类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异化也将随之存在。
萨特的异化理论立足于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所构建的实质上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匮乏本体论”，这种“匮乏–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循环理论具有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构想是背道而驰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3.2. 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异化理论，并将异化的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之外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日常生活是存在主义视域下的社会实践总体中的一个层面，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活动产生的基础，并且处于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的周期循环中。他认为，在当代社会，资本主义通过电视等媒介将对劳动者的掌控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休闲、娱乐、交往、消费处处都充斥着异化现象，异化具有全面性、碎片性和内在性。
在经济领域，拜金主义的盛行和虚假需求的创造带来了消费异化；在政治领域，人让渡的权力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利器，形成了政治异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借助各种媒介宣扬其意识形态，抹杀工人的自我意识，并通过创造种种诱惑使人们丧失斗志，最终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最后，在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人的全面异化，一方面，人丧失了自主意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甚至是生活节奏都被资产阶级操控，金钱成为人的唯一追求，从而忽视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本质被符号化了，人的本质本应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但在现代，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社会关系名存实亡，人的经济价值被反复提及，人已经成为了可被量化的财富。
在列斐伏尔眼中，工业文明的发展加剧了人的主体性的迷失，人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身体健康都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掌控。要改变这种生存境遇，就要进行文化、生活、身体革命，塑造自由且个性的“总体的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相较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人的心灵的关注，萨特和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更集中于人的生存境遇，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有关。从马尔库塞到列斐伏尔，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资本主义对人的侵蚀和掌控不断加剧，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压缩，异化领域从局部扩展到全方面。到后来，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带来的时空转变和生产变革，时间异化理论的诞生就成为必然。
4.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时间异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金融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以创造需求的方式进行“灵活积累”，同时更加紧密结合科学技术，通过各类手段侵占人们的闲暇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使得个体在资本的裹挟下，被迫失去了对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支配权。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这种异化状态定义为时间异化，并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4.1. 大卫·哈维的异化理论
时间异化根源于资本逻辑。大卫·哈维认为，正是资本逻辑对盈利和扩张的“贪欲”，造成了资本对于人的掌控的需求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方面劳动异化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也被侵占，呈现出非正常状态。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加速的时空压缩过程，资本通过积累将全世界都拉入了自己的罗网，随着资本的扩散时间发生加速，空间的距离也被缩短，“最终将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卷进了资本的流通过程” [5] 。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塑造掩盖了资本主义对人民身体和心灵的压迫。资本主义以时空修复的手段建设地理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使这些地区为其分担风险与矛盾，同时以国家教育传输理念，营造出一个虚假的“拜物世界”，试图以此掩盖对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剥削。就劳动来说，看似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但实质上工人被分成了不同等级，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层级结构，只有少数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仍处于一种被剥削的状态。另外，资产阶级通过设计复杂且使用寿命短的产品占用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维护产品和消费，从而产生无限多的浪费，并形成固定的消费阶层。最后，资本主义不断推动奇观生产和消费，借用网络平台，构建虚拟世界，通过实时性的文化产品诸如影视、音乐、比赛等新奇事物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既成为生产者也成为消费者，从而侵占人的生命，以虚构的文化符号代替人的本质，人的精神、情感和身体健康都被控制，成为消费品。哈维的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意识形态的本质。
4.2. 哈特穆特·罗萨的异化理论
罗萨将社会加速逻辑作为时间异化的根源，认为正是因为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模式和人类生活节奏的加速，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空间、物界、行动、时间和自我五重维度的新异化。而这种社会加速，是社会竞争、文化观念和加速循环互相推动产生的。罗萨指出，现代加速社会中存在一种病态的分裂：社会不断加速带来的压迫感与自身有限步调的分离。社会不断更新换代要求人们加快自身步调，但人们越快，能掌握的却越少，最后只能盲目陷入社会的洪流中，与社会越来越疏离，异化就成为必然。
时间异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人与空间的异化，即现代迁居生活割裂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对空间的认同感消失，空间异化为表示方位的符号；第二，物界异化，即由人统治物异化为物统治人，人只有不断追随新物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第三，人的行动异化，即美好愿望与实际行动的分离，人的行动是因为必须要做，而不是因为喜欢做，人丧失了身体的支配权；第四，时间异化，即电子产品带来的视觉、听觉的种种短暂体验无法长时间留在记忆中，我们将时间花费在体验上，却并没有将之转化为内在的“经验”保存下来；第五，人的自我异化，即人与空间、物界、行动的分离，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人无法通过与外界的联系完善自我，只能不断消耗自身，在对自我的否定中离幸福越来越远。要扬弃时间异化，罗萨认为必须建立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人与世界的“共鸣”。
4.3. 乔纳森·克拉里的异化理论
乔纳森·克拉里的时间异化理论重点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的异化。克拉里认为，在21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下，伴随着时间的抽象化与碎片化，人类进入了一种持续无歇状态的无节奏的24/7体制，即“24小时、一周7天无间断提供服务”的社会时间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诸领域 [6] 。在这种模式下，时间陷入了一种“静态冗余”，虽然时间依然在流逝，但却失去了效力，人的自然节奏被打破，似乎成了永动机，没有间歇，不停运行，生理机能也被迫改造适应这种模式。资本逻辑运行下，人的欲望、情感都被操控，但睡眠似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在克拉里看来，“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 [7] 。睡眠作为人生存的刚需，是人暂时脱离现实压迫、获得短暂自由的“安全屋”，人只有在睡眠与醒来的交替循环中休养生息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但如今，睡眠也开始遭到侵蚀，失眠问题越发普遍。此外，电子产品的出现，看似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事实上却吸纳了白天和黑夜的所有空闲时间，人也在使用数码产品的过程中成为算法体系掌控的对象，对电子产品的沉迷使个体之间愈发疏离。同时，短周期的文化产品像走马灯一样填补了人的视野，在信息茧房的包裹下人思考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在追逐娱乐的背景下陷入恐惧落伍和遭受挫折的焦虑，最终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感知，成为技术产品的“提线木偶”。对此，克拉里注意到这种异化的本质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对用户信息的现实需求，而要应对这种“数字剥削”，就必须通过等待构建共同体，以共享时间的方式增加人与人的合作与依赖，从而打破疏离，使孤立的个体逐渐联系起来，回归现实生活。
大卫·哈维、哈特穆特·罗萨和乔纳森·克拉里的时间异化理论虽立足点不同，但都是对集权主义盛行的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掌控不仅体现在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更隐秘体现在我们不自觉遵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定的时间规范。我们看似生活在自由平等的时代，可以自主选择生活，但技术理性的掌控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者更高的要求，只有更快更强才能在相同时间完成比以往多了数倍的事务。这种看似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为增加剩余价值以社会力量对个体行动的推动，在这种压迫下，劳动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内卷”保证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勉力跟上现代化的脚步，不被社会淘汰。个人的加速是整个社会加速的缩影，可悲的是，“极度自由”的假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使人们丧失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与反思，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洪流中不断沉浮。时间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不断模糊，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办公成为可能，劳动者被迫随时应对工作，闲暇时间被不断压缩，甚至这仅有的“自由”时间也被各种碎片化的短视频娱乐所占据；同时，生产领域和生活(消费)领域难以区分，人们既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空间上，人们的现实生活空间日益缩小，社交成为了不必要的“累赘”，人们宁愿在虚拟空间中追寻精神自由，将大量的生命耗费于此。
5. 结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现状的分析，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更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揭示了西方资本逻辑压迫下的人的现实处境和深刻危机，对我国正确认识现实社会的异化状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现代学者对信息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批判，警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要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异化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猛烈批判了工业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但他们却无法真正深入异化根源的本质，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将异化的原因归结于科学技术，却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避而不谈。这种停留在意识层面的思辨归根结底是抽象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却无法“改造世界”，消除异化。总而言之，今天的我们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人为尺度而非以物为中心，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懈奋斗。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理性神学思想的批判研究”(编号：ZFZJX2023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