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何为机器？从产生机理来讲，机器是人基于科学认识建构的复杂体系，由社会实践所激发的物性力量、打造的“物体系”。从产生时间来说，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 [1] 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型蒸汽机引发了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作为新生产力的机器以高效的劳动效率快速席卷了整个社会生产部门，进而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历史”——从封建王朝向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机器不单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而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车轮。在机器生产中，工场手工业原先的主观分工原则消失了，生产过程开始变成“客观地按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 [2] ，各个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局部过程联结成为真正的机器体系。机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历史阶段的产物完全展现为人的生存境遇，尽管人是机器体系的推动者，“但人自身已完全卷入机器体系的‘座架’之中” [3] 。
2. 机器的内涵
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不难发现机器的产生是一个社会历史性事件，只有在对机器本质的追问中反思其与社会发展的互构才能真正领会其对于人的解放的深刻意义，才能在机器的实际应用中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本文认为对机器内涵的理解和思考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 单纯的“物性”工具形式
从“机器物性”来看，机器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延伸，是“物和物的综合体”，承担着提升体能和增强动能的角色，使人类能够更快、更好地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实践进程中确证自身的现实性和价值感。从生产实践来看，“现实的人”通过基本物质生产活动维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离不开特殊劳动技能和劳动工具的辅助，所以机器“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 [4] 执行与它们工具性质相适应的功能，而无机自然界也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不断地向人敞开。所以机器本质上是通过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积累起来的，以“物体系”的方式固定下来，确立了在现代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单一有限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人类生存只能处在“低级模式”，在资本“增殖欲”驱动下，“发达的机器”提供了扩大生产和满足新需要的手段，并生产出其所需要的生产关系。这一方面影响人类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影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观念与方式、改造世界的实践与手段，从而影响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和自身的解放。
(二) 具有社会历史性
在社会历史性的人性的生成与发展中，机器是人以其好奇心认知物、运用物和激活物的产物，从狭义工具概念到资本的机器深刻影响人类在历史中的存在形式，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在社会历史的整体逻辑中，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的机器技术是推动人实现解放的社会历史性力量，应该让机器技术作为人以其社会历史的方式释放与激活的物性力量，一方面通过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使人从物质生产的繁重与操劳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充分确证其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其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断丰富，劳动工具的中介系统也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工具机”——机器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共性趋势，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个性特征，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阶段性创新。所以机器的产生并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人类社会积累的对象化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客观化、逻辑化、程序化和科学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成果。
(三) 资本统治的特殊“武器”
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在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核心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资本的自我增殖所获得的不仅是物的要素，更是社会关系的要素。物质生产过程的独特现象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为前提，表现形式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者相分离，一方面将社会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意义下的资本；另一方面促使直接生产者向资本“增殖动力”——雇佣工人的转变，此阶段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逻辑历史生成的物质过程中，资本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社会权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普照之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建立时，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还只是形式上的，生产方式本身并未发生变化，此时资本家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剩余价值，为了保证生产的稳定性要更多依靠工人技能和身体来维系整个工厂的运转。但是工人“狭隘的技术基础”根本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要和资本增殖的需要，于是必然催生新的技术变革。此时“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 [5] ，资本家通过这个武器把工人抛向街头，将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转移到机器这一客观物质力量上，实现了对劳动的完全支配和真正适合资本统治的再生产。
3. 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双重效应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带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是同时并存的。面对当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机器，马克思不仅从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高度剖析了资本逻辑与机器体系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洞见了机器对于人的解放的双重效应：机器一方面蕴含着与工人的活劳动相对抗的异己性关系；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人解放的可能性。
(一) 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异己性关系
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给人的解放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出在自动工厂中的由单一性功用变为各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工业怪物”，是‘主人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执行主人的职能，并通过工业在实践上日益进入并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4] 。具体而言，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异己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器颠倒了人机关系。自然界不可能凭空造出任何机器，机器作为“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6] ，是人劳动的产物。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理应是使用机器工具的主人，但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使机器成为“自为的存在”，工人却沦为了机器的“奴隶”和补充。“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7]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颠倒，则是由于在生产流程中，工人被分布于庞大机器系统的许多点上，畸形化为有意识的附件机器。机器相对于无足轻重的单调操作中的人显示出“碾压”般地绝对优势。这就是说，“发达的机器”造成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退化”。
第二，机器的专业化发展与工人劳动的单调性发展呈现出反向关系，使得劳动者的独立性日益消失在机器体系中。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以分工为基础的进行简单协作，“待完成的特殊作业只能由特殊专业化的劳动力来完成” [7] ，也就是说工人的活劳动之间呈现出专业化的分工体系，通过集中利用个人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某种特点，联合组建成手工工场中由人本身互相补充、互相组成的“总机体”，其形态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然而，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制品主要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由此可见，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机器体系使工人的劳动日渐空洞化、简单化，势必导致工人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彻底丧失。
第三，机器消解了劳动的特殊技能导致劳动过剩。之所以会出现的这样情况，根源就在于机器对实现了对劳动的替代，造成人类的“贬值”。马克思认为大工业越发展，机器专业化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代替一般劳动，也正是“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因为，资本社会化大生产不再需要具备特殊技能和体力优势的劳动者，“活的劳动”变为过剩的劳动。在机器的作用下，人的主体性发展和个性发展日趋衰落，乃至人的生存权受到极大的挑战，马克思对此形象地说，“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 [1] 。
(二) 机器蕴含人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充分解释了机器对人发展的负面效应但是也向人们展现了机器体系所蕴含的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机器的充分发展为劳动形态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出现将简单的直接劳动在生产和分工中承担的职能都转移到自己身上，不断挤压具体的劳动空间，对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机器不具有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只是世界人化的产物，所以对劳动的取代主要还是体现在以体力为主的直接劳动的层面上，不管人们如何赞扬机器巨大的生产力，都无法否认机器从属于人的这一事实。在直接劳动之外的其他劳动形态中，尤其是在创造性劳动上如人的脑力劳动，劳动者仍然处于机器所无法排斥、无法撼动的主体地位。而劳动者对机器的恐惧究其原因是因为生产中原有知识、经验、技能的积累都被资本吸收进去与人相对立，而人也不得不“被迫”进化。就客观而言机器促进了简单的直接劳动形态向富有创造性的更高级劳动形态的转变，同时也使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劳动形态的改变促使人们的财富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以往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直接劳动的基础之上，通过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值，直接劳动的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了估算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工人的直接劳动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劳动形态，所以劳动时间的目的就是为资本家加速实现价值增殖。随着机器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改造，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此时“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8] ，即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在机器的助力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更多依靠固定资本（机器），而非直接劳动，所以财富观念就从客体形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向主体形态的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预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最后，在转变财富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了人解放的时间结构。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机器体系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 [8] 。这一状况是为了在最大限度内为剩余价值提供生产空间，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或压缩到最低限度；但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机器通过完成与直接劳动相同的琐碎工作使人的劳动能力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8] 资本家一方面为了扩大资本规模，获得更多的无偿劳动，强烈要求节约时间，但是另一方面又通过机器的应用不断排斥直接劳动时间，“无意”给所有的人腾出了空暇时间，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时间悖论，体现了鲜明的人的解放向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劳动形态的转变，财富观念的转变，以及时间结构的转变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深刻地揭示了机器对于人的解放的积极效应，而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4. 人的解放的“牢笼”：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的逻辑导致的，阻碍了人获得自身解放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生产与人的解放完全对立，成为人实现解放的“牢笼”。
(一) 人解放的客观条件：机器的使用对劳动的排斥造成时间浪费
人们只有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才能从事实现人的解放的实践活动，处于资本的奴役之下的“自由时间”，只是“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首先，机器作为“工业上的永动机”摆脱了劳动力的客观限制，更能让资本家获得持续增殖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可能。机器是资本的意志体现，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速度快而损耗小，举一个例子来说，20个工人的工资为2000，每天生产的产品为200，而购买机器的价值为1500，每天生产的产品为200，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资本家肯定会选择成本花费较少的机器，而机器的普遍应用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对劳动的排斥，工人让位于机器本身，劳动者逐渐成为被废弃的生命的结局。其次，机器的普遍应用提高了劳动强度。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依赖对劳动时间的“偷窃”，通过延长工作日来保证更多剩余价值。但是，工作日延长到最大极限必然造成工人的反抗，危害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做法。但是在限制工作日时间的条件下，如何满足资本增殖欲望呢？资本家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提高劳动强度。资本家便通过“自动的机器体系”强化劳动内容提高劳动者的紧张程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使劳动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相同甚至多的价值，从而提升劳动效率实现价值增殖。所以本身为了“减轻劳动”，使人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而产生机器却加剧了过度劳动，造成时间的浪费。
(二) 人解放的主观条件：机器的应用实现对人的精神宰治
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三个解放”：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中人自身的解放是指人除了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压迫之外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即认识人的本质、精神、和作用，才能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实现解放。但是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机器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而劳动者作为机器的补充存在，其自我意识逐渐被消解，被迫服从机器的统治并接受各种形式的规训。各种专业化、精细化的劳动在机器的规制下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工人之间被通约为在机器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拥有特殊劳动技能的工人成为分工笼罩下的“局部工人”，生产才能和技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组装以及机械装置的出现。工人的运动必须顺应机器运动的逻辑，工人的生产必须符合技术标准，机器成了人的“大脑”控制着人的行为方式。这一方面使生产得到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统一管理和支配，劳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也使人的智力、能力和知识只能在某一方面发展，不仅身体上的自由活动荡然无存，而且精神上的自由活动也受到严重摧残，“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 [8] 从而真正变成“单向度的人”。
所以在机器与资本逻辑“共谋”的情况下，人的思想被固化为掩饰社会现实的非正义性意识形态，“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应当的自然规律” [9] ，个体生命意义逐渐被资本榨干、掏空，成为所赋形的空洞形式。
(三) 人解放的现实条件：社会权利的机器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在“机器片段论”中指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推动“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 [6] ，发达的机器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机器以生产力发展的表象肯定了资本权力的正当性，又以社会财富的代表淡化了资本权力的强制性和剥削性。于是表达物性逻辑和“一般智力”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机器就成为资本的“代言人”，不仅在生产中和资本一样有着同质化的社会权利，在政治中也有着权力的强制性。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以技术的客观性与中立性遮蔽了其对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和支配的事实，而且以“能力全面化”实现了对人、对“人的自然”、对人的关系的全面统治，并且机器“能力”越全面，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的独立性就会越来越大，因此就会要求用“自然科学”代替“经验成规”，这意味着机器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一种“不道德的”社会权利，合理正当地实现对劳动者的挤压和支配，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的抽象化与异化，而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的社会财富同劳动相对立，也就是资本同劳动相对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机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融合程度，同时也必然体现出对“资本的一般”否定，“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2] 。诚如马克思所言：“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4] 这恰好证实了由资本逻辑推动的社会权利的机器将随着资本内在矛盾的充分发展最终突破资本的束缚，成为可以推动人的解放、瓦解资本的历史性力量。
5. 人的解放的制度创制：“自由人的联合体”
要使机器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必备条件，而不是主导、控制劳动者的专制手段，必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破除“机器神性”。马克思预见性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2] 。但是要实现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必须变革资本生产逻辑和私有制，实现一种新的“联合”的制度创制，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生产实行民主管理和计划调节，让机器恢复工具原本的使用价值。当社会财富创造完全依靠机器的发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不复存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将消失，这时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将不是为少数人占有，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占有。
(一)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一切陈腐的、污浊的东西就可能死而复生，成为历史中的“永恒存在”的“自然规律”。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然承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积淀，不再为资本所控制的机器将会发挥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满足整个社会和人发展的生物需要和新能力、新知识的创造需要。解放人的身体劳动，使人不再遭受沉重的劳动负担，为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创造大量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人们不仅可以拥有丰裕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且还可以在自我创造中获得解放的条件。没有强大的生产力就无法创造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人民也就无法在社会分配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塑造自己个性和生命的再生产。所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摆脱物化逻辑，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的必要物质条件，是人类最终走向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石。
(二) 人主体地位的复归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首要前提
主体性是主体的灵魂，也是主体最重要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中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的过程，即从关注外界到更加注重自身独特性、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过程。人同自然界不是直接相适应的，而是通过实践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实践活动首先表现为劳动。劳动者应该自由自觉地从事劳动，通过自身辛勤劳动使劳动成为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蓬勃发展的力量源泉。然而，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恰恰相反，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要机械地进行不自主的劳动，这个过程不是人类本初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而是丧失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借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存在，此时的劳动显然不是出于自身主观意愿，而是迫于生存压力进行的活动，“劳动活动自身就被转化为物性的‘对象’形态” [10] 。而这一过程产生的后果就是主体理性的丧失，主体地位的消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体现出对主体存在的肯定和主体地位的尊重，反对一切将对象化的劳动主体化，将人物化、工具化的现象。只有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主体的主体性才会在“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才能够获得最终的解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一定会体现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使其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成为社会生产的要素，进而回归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真状态。那时，机器回归到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人回归到主体自身，这才是人性的真正觉醒的时刻。
(三)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制度基础
人类社会形态的每次更替，历史长河进程中的每次进步，都是人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但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这只是剥削和压迫形式的变换，具有极大局限性。《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因为首先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所有苦难和压迫的代表，只有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他才能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由“自在”转向“自为”，取得普遍的统治之后再推进人的解放。其次，无产阶级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消灭一切阶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通过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让每个人不受制于增殖和进步的强制框架内，拥有自主支配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权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再次，无产阶级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目的”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以共同体的治理逻辑代替了阶级统治的逻辑，在经济方面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去剥夺者，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只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总量不断增加，阶级和阶级差别才会逐渐消亡，各种旧的社会关系才会随之消失，才会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充满幸福和自由，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