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是一门融合了文化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新兴交叉学科。相比传统的文化心理学，文化神经科学借助脑成像技术(如fMRI、ERP、EEG、MEG等)，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情绪一直是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情绪社会化是指个体凭借先天的情绪表达能力和感受能力，主动参与人际沟通，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从而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目前关于情绪社会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发展心理学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为婴幼儿。婴儿时期的母婴依恋使婴儿获得安全感，是个体最初的社会化的情感联结。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开始通过同伴交往学会了识别他人的表情和情绪，并能够逐渐调节自己的情绪以适应社会需要。但关于成人时期——即个体的认知与人格发展趋于稳定后的情绪社会化过程则少有研究。事实上，情绪的社会化问题对成熟的个体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群体情绪作为一种情感动力不断更新和重塑社会价值观念、群体认知思维模式。其次，身处互联网时代，各类社会性事件的易曝光性经常会引发群体情绪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个体通过信息互动建构自己的群体身份，并将个人情绪经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传播演化成较为稳固的社会性群体情绪。那么，个人情绪如何转化为群体情绪？这其中的机制和过程是怎样的？不同文化下的情绪社会化过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尝试结合已有研究，在文化神经科学的视角下讨论以上问题。
2. 情绪的初级社会化及自我的建立
2.1. 情感神经科学理论
基于进化视角的三级大脑模型(Triune Brain Model)认为，爬行动物的大脑(原始大脑)位于古哺乳动物的大脑(边缘系统)之下，而古哺乳动物的大脑(边缘系统)又位于新哺乳动物的大脑(大脑皮层，主要指额叶部分)之下 [1] 。该模型实际揭示了两种道路的分歧：第一种是强调人类新近发展的额叶部分对底层部分的控制作用；另一种则是认为底层部分对大脑皮层的影响更大。这两种道路的分歧本质上即是认知与情绪关系问题的缩影。
Panksepp是第二种道路的支持者 [2] [3] ，他从进化的角度出发，强调底层的情绪系统对认知系统的优先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感神经科学理论(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ory)。在该理论框架下，人的心理加工过程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基于皮层下情绪系统的“初级阶段”(primary processes)，基于学习和发展的“二级阶段”(secondary processes)，基于皮层认知系统的“三级阶段”(tertiary processes)。
20世纪末，与依恋相关的神经科学研究对Panksepp的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新的研究发现，皮层下的情感系统是由个体早期的生活经历和学习决定的 [2] [4] [5] 。其中，母婴关系——作为不论在任何文化下个体必然体验到的最初的社会性联结——起了决定性作用。不同的母婴关系决定了婴儿皮层下情感系统及神经网络的差异性发展，而这种差异化的发展进一步决定了一个初生的个体如何促进或抑制自己的基本情感 [4] [6] [7] 。对此，Panksepp承认人类的基本情感系统最初是由母婴互动和早期的环境经验决定的 [8] ，换言之，“初级阶段”通过“二级阶段”塑造而成。那么，这种塑造是如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显示，父母会根据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促进或抑制孩子的不同情感。也就是说，底层的基本情感系统如何受到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文化问题。例如，集体主义文化中不鼓励高唤醒度的积极情绪的表达，但重视能够稳定维持群体内部的平和的积极情绪 [9] 。此外，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为保护群体的内部和谐，愤怒这种情绪被广泛抑制，这体现在母亲不会对孩子较多地表达愤怒，且教育孩子尽可能少地表达愤怒上 [10] [11] 。
2.2. 跨文化的自我认识差异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家庭模式，而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核心区别就在于自我认识的差异。集体主义文化重视群体的和谐发展，因此要求处于该文化内的个体相互依存。Roland提出，集体主义下的个体表现出松散的自我–对象边界，即在该文化下主体间出现更多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而个人主义文化则重视自我的独立与发展，该文化下的个体表现出较为独立的自我–对象边界，因此与他人拥有较少的交流互动 [11] [12] 。换言之，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分别对应“相互依赖的自我”和“独立的自我” [13] 。这种差异在脑的层面则体现为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激活条件的差异。研究表明，中国人在参照母亲的概念进行自我判断时，MPFC的激活程度显著增加，而西方人在该情况下没有表现出这种增强 [14] 。此外，个人主义下的被试对一般自我描述的MPFC激活程度更高，而集体主义下的被试对社会情境自我描述的MPFC激活程度更高 [15] 。
这种自我认识的差异使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在面对情绪事件时体现出一种“辩证法”思维(dialecticism)，他们强调当遇到情绪唤醒度高的事件时不要过于激动，当遇到唤醒度较低的事件时不要过于低沉，他们更加警惕积极情绪潜在的负面后果，并更多地意识到消极情绪的潜在好处。而个人主义下文化下的个体多表现为“线性/分析逻辑”思维(linear/analytic logic)，他们关注积极情绪的积极方面、消极情绪的消极方面，并做出与事件本事的情绪唤醒度接近的反应 [16] 。这种思维差异的直接结果是两种文化下的个体在情绪体验上的不同。研究表明，在西方人的情绪体验中，积极情绪普遍高于消极情绪，但在东方人中，积极情绪的流行程度往往较弱 [17] 。另一项研究表明，通过不愉快的事件诱发被试的消极情绪后，相比欧洲被试，东亚被试对摆脱消极情绪的兴趣更低，即他们比欧洲被试更容易接纳消极情绪 [18] 。这种文化差异的部分原因是集体主义下的个体相信负面情绪的效用。在情绪调节方面，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以增加积极情绪和减少消极情绪为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减少积极情绪和接受消极情绪是更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
3. 情绪的高级社会化及扩展–建构
3.1. 情绪的社会共享
情绪一般被认为是短暂的个人事件，不同刺激引发的情绪通常以相关事件的结束作为终结。如果说情绪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影响个体的生活历程，那么在社会群体的语境下，个体的情绪通常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事实上，个人情绪不会以事件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在随后的对话中被重新激活 [19] 。通过与他人进行对话，人们会公开地交流他们的情绪经历以及他们自己的感觉和反应 [20] 。研究表明，当人们体验到唤醒度较高的情绪事件后，他们会在几个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某一刺激使其回忆起了当时的情绪事件)分享给他们社交圈中的亲密成员。据统计，80%~100%的情绪事件中都出现了这种社会共享，且这个比例与性别、教育或文化无关 [21] 。
人们是否会对一个情绪事件进行社会共享则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情绪唤醒度。Berger和Milkman以《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的7000多篇文章为研究材料，发现情绪唤醒度较高的文章更有可能被读者转发。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以实验的形式操纵了一个故事的情绪唤醒度，并询问被试是否愿意与他人分享这个故事。结果表明，当一个故事能够唤起更多的情感时，人们将更愿意分享它。总之，情绪信息是可以传播的，而且信息中所包含的情绪唤醒度越高，它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 [22] 。
Rimé将人们进行这种社会共享的动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认识性动机(epistemic motive)，其中包括(1) 告知或警告周围的人，(2) 获得澄清和意义，(3) 获得建议和解决方案。这表明人们希望能够凭借社会共享这种方式向他人传递自身的信息，以及从他人处获得新的认识。第二类动机是从属性动机(affiliative motive)，其中包括(1) 同情和关注，(2) 帮助、支持和安慰。这表明人们希望能重新融入自己的社交圈或打造新的社交圈，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总而言之，人们希望社会共享的过程能够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知识和更多的情绪理解 [23] 。
情绪的社会共享一方面使讲述者通过向他人分享事件信息而强化已有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听者在通过社会共享体验到了相应情绪后，他们会通过“二次社会共享”与他人分享他们所听到的情节 [21] 。关于积极和消极事件的日记研究表明，二次社会共享发生在绝大多数的共享事件中，并且与主要的社会共享一样，唤醒度较高的情绪事件更有可能进行二次社会共享 [24] 。总而言之，一旦人们分享了一种情绪，那么目标与他人再次分享这种情绪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这种二次社会共享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使得情绪作为一种个人体验而有可能成为群体的共享性事件。情绪本身承载着具有意义性的事件，通过社会共享可以使社交网络的成员共同反思这一经验，而反思过程中的任何重大经历、重要结果都将进入群体的共同知识领域，进而产生共同的世界图式、共同的世界表征(概念、信仰、价值观等)。
3.3. 扩展–建构理论
情绪的高级社会化是站在宏观、横向的角度下，旨在说明个人通过社会共享将情绪与他人分享，从而使个人的情感体验转化为群体的共享性经验，最终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表征。然而，探讨在个人视角下情绪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情绪并非是短暂的个人事件，他对个体的认知、动机、人格等都会产生重要作用。换言之，个体情绪作为情绪社会化的起点和源头，其发展及变化机制有必要进行阐明。
在积极心理学领域，Fredrickson的扩展–建构理论(Broaden-Build Theory)具备重要影响。该理论解释了积极情绪在人类进化中的适应价值，并阐述了积极情绪促进个体发展的作用机制。Fredrickson将情绪定义为人们解释或评价他们当前处境的即时反应，当它预示着良好的前景时，一种积极的情绪就会出现 [25] 。在该理论提出的早期，Fredrickson认为，积极情绪中包含一些不同类型的具体情绪，他依次划分了快乐(joy)、好奇(interest)、满足(content)和爱(love)四种积极情绪，之后他又将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平静(serenity)、鼓舞(inspiration)、消遣(amusement)、敬畏(awe)加入积极情绪 [25] [26] 。这十种积极情绪并非涵盖全部的积极情绪，而只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拥有较多的出现频率。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消极情绪使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窄化自身的思维行动边界，从而迅速调动已有认知资源以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最终求得生存。积极情绪则是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为个体建立发展的资源。实现这种发展的途径便是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两大功能，这也是该理论模型的核心部分。
扩展假说旨在说明相较于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积极情绪会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和思维–活动倾向(thought-action tendency)。研究发现，在视觉的整体–局部任务中，诱发了积极情绪的被试相比中性情绪下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整体选项，这证明了积极情绪对注意的扩展作用。此外，在让被试完成以“我想要___”为开头的开放式自陈任务中，积极情绪组的陈述数量显著高于中性和消极情绪组，这证明了积极情绪可以扩展个体的思维–行动范畴。积极情绪的这种扩展功能还体现在社会领域，与处于中性情绪或消极情绪的人相比，经历积极情绪的人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现出更大的换位思考和同情心 [25] 。
建构假说建立于扩展假说的基础上，旨在进一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情绪会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累，从而为个体构建持久性的资源(endurable resources)。Fredrickson和其合作者对被试进行了为期七周的仁爱冥想训练(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该训练旨在增加个体日常的积极情绪体验。在这七周内，被试每周以自我报告和量表测量两种形式评估积极情绪的程度。七周后，结果显示LKM组被试的日常积极情绪体验相比七周前有了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控制组。其后研究者将积极情绪的增长模型与SEM路径分析相结合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模型成立，即LKM导致积极情绪增加，而积极情绪的增加导致被试的认知、生理、心理、社会资源的增加，这些资源的增加最终导致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增加 [25] 。
总而言之，早期的积极情绪体验扩展了个体的注意和思维–行动倾向，这种拓展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心理资源，而这种心理资源又有利于未来的积极情绪的产生，从而循环往复。对于个体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螺旋式上升，个体的心理幸福感不断提升，最终实现个人的成长 [27] 。
4. 结论与展望
在人们的心理活动中，底层的情绪系统对认知系统具有优先作用，这一情绪系统是由个体早期的生活经历和学习决定的，其中母婴互动和早期的环境经验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也是个体最初的情绪社会化过程。跨文化研究显示，父母会根据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促进或抑制孩子的不同情感，也就是说，母婴关系和早期的环境经验对个体情绪系统的影响会受到文化环境的调节。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核心区别就在于自我认识的差异。总的来看，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多以群体发展优先，因此多表现为一种相互依存的自我；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多以个人的独立与发展优先，因此多表现为一种独立性的自我。这种对自我认识的差异在对情绪事件的处理上则体现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多具备“辩证法”思维，该文化下的个体会关注情绪的对立面以平衡自身的情绪状态，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多具备“线性/分析逻辑”思维，该文化下的个体倾向于表达与事件性质本身符合的情绪。
宏观视角下的情绪社会化过程则体现为：个人的情绪体验可借助社会共享而传递给他人，而听者可通过二次社会共享将情绪再次传递给其他群体成员，个人的情绪体验借助这种方式转化为群体的共享性经验，最终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表征。此外，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个人的积极情绪会扩展其注意和思维–行动倾向，这种拓展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心理资源，这种心理资源又有利于未来的积极情绪的产生，最终以一种螺旋上升的形式促进个人的发展。
然而，同一种性质下不同类型的具体情绪之间仍存在区别，例如在东亚文化下，平静这种情绪相比其他积极情绪被格外推崇，而愤怒相比其他消极情绪则额外受到抵制，那么，不同类型的具体情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与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此外，扩展–建构理论仅仅描述的是积极情绪对个人发展的影响，那么，消极情绪会不会也有类似的作用形式？情绪的高级社会化过程的神经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未来有待继续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