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最初来自于拉丁文“Deprimere”，本意是“下压”，是一种不间断的、低沉沮丧的情绪体验，主要表现为人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 [1] 。抑郁障碍的概念是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抑郁状态并具备相应的抑郁症状，有反应迟缓、紧张、乏力等诸多身体不适的表现。抑郁的临床症状包括心境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行动意愿下降，并伴随着睡眠障碍和食欲下降等相关症状 [2] 。根据近十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的Meta分析显示，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的总检出率为31.38% [3] 。一项元分析表明，国内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发病率为19.85%，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17.8%、23.7%、22.7% [4] 。这些数据表明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是抑郁的高发群体。青少年抑郁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已成为青少年第三大死亡原因 [5] 。因此，探讨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机制，对防范与干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拥有充足资源的个体会享有较高的幸福感和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并且体验到更小的心理压力；而资源受损的个体心理压力会持续增加，甚至导致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 [6] 。积极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 [7] ，由希望、韧性、乐观和自我效能四个维度组成。有研究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子成分与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有显著的相关，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8] 。马宏丽等人 [9] 在研究心理资本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时发现，心理资本及其4个维度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4个维度能够解释抑郁水平26%的变异量。因此，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利于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能负向预测抑郁。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 [10] 。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不良的人际关系是抑郁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原因，抑郁是由于人们不能适应其社会角色及人际关系模式所致 [11] 。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由人际关系引起，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能够直接影响抑郁 [12] 。另外，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的提升促进个体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得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13] 。因此，积极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可能会通过人际关系来影响抑郁。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在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与对自我的接纳 [14] 。自尊反应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高自尊的个体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能积极应对生活压力 [15] 。认知易感性模型认为当个体处于消极的认知状态时，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16] ，而个体对自我有积极的认知时，能够有效缓解抑郁情绪 [17] 。同时，有研究表明，高自尊个体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对未来充满希望，面对困难更加坚韧，有更高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 [18] 。因此，积极心理资本可能会通过对自我的肯定(高水平的自尊)舒缓抑郁情绪。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大学生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个体普遍有着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渴望，而自尊是对人际关系好坏的反映。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个体得到积极正面的反馈，更好地接纳自我。不良的人际关系不利于个体获得支持性的信息，阻碍其确定自我价值，进而影响心理状态的良好健康 [19] 。因此，个体的自尊水平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可预测自尊，两者在积极心理资本和抑郁之间起了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与抑郁四者关系密切，而将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综合起来考察其对抑郁的影响机制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旨在综合考虑积极心理资本对抑郁的影响机制以及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在两者之间所起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某高校本科生发放问卷597份，回收有效问卷543 份(90.9%)。其中，男生200人(36.8%)，女生343人(63.2%)；大一年级学生59人(10.9%)，大二年级学生140人(25.8%)，大三年级学生149人(27.4%)，大四年级学生195人(35.9%)；理科专业324人(59.7%)，文科专业219人(40.3%)；农村户籍336人(61.9%)，城镇户籍207人(38.1%)。
2.2. 研究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
采用张阔等 [8] 于2010年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共有26个条目，包括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希望四个维度。采用7分制，从“1”到“7”依次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值越高，表明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2。
2.2.2. 人际关系困扰
采用郑日昌等 [20] 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ICDS)。由28个项目组成，包括四个维度：人际交流、人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答案为“是”或“否”，其中“是”为1分，“否”为0分。分值越高，表明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0。
2.2.3. 自尊
采用Rosenberg [21] 在1965年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由10个项目组成，四点计分，从“1”到“4”分别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有5道正向记分题，5道反向记分题。得分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2。
2.2.4. 抑郁
采用Radloff [22] 等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共有20个条目，分为四个维度：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维度。采用0~3级评分。得分越高，抑郁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2。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相关分析，利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采取匿名回答、剔除无效问卷等方式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23]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5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3.72% (小于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各量表得分的差异
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抑郁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积极心理资本的性别、年级差异显著；人际关系困扰的性别差异显著；自尊在人口学变量上无明显差异。详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each scale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各量表得分的比较x ± s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积极心理资本、抑郁、人际关系困扰、自尊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相关分析对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和抑郁之间进行分析，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程度。结果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与抑郁、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of depres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elf-este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2. 大学生抑郁、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3.4.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级等变量的条件下，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检验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554, p < 0.001)，假设1得到验证。在纳入中介变量后，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 = −0.435, p < 0.001)，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0.660, p < 0.001)，人际关系困扰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 = −0.217, p < 0.001)，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375, p < 0.001)。并且此时积极心理资本依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131, p < 0.001)。由此可知，人际关系困扰与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详见表3。
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95%的置信区间)对具体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组成，分别是路径1：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101，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25.90%，置信区间为(−0.133, −0.072)。路径2：积极心理资本→自尊→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165，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42.19%，置信区间为(−0.041, −0.016)。路径3：积极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困扰→自尊→抑郁，其中介效应值为−0.028，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7.11%，置信区间为(−0.041, −0.016)。三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值，说明上述三条路径产生的中介效应都显著，验证了假设2、3、4。Ind1~Ind2的置信区间为(0.015, 0.117)，Ind1~Ind3的置信区间为(−0.106, −0.043)，Ind2~Ind3的置信区间为(−0.181, −0.101)，均不含0 值，说明三条路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人际关系困扰的单独中介作用、自尊的单独中介作用、人际关系困扰通过影响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模型路径系数图见图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chain mediation models
表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elf-esteem
表4. 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odel path coefficients
图1. 模型路径系数图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对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
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产生抑郁的可能性越小 [24] 。个体通过培养和运用积极心理资本，能够具备更为积极的情感调控、更灵活的应对策略以及更强的逆境适应能力。这些积极心理特质可能对缓解或防范抑郁症状具有重要作用。当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越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从而减缓负面情绪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较低，在面对困难时缺乏积极的心理资源，可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
其次，本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不仅能对抑郁产生直接影响，还能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心理资本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可以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造成的负面影响 [25] 。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和创造积极的人际互动，在面对人际困扰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在社交场合中更自信主动。这些表现有助于个体建立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积极的社交互动和相互支持。相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低，越容易受到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这就使得大学生在面对问题时没有合适的求助对象，缺乏有力稳固的社会支持，更容易导致抑郁。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还能通过自尊的间接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感知到的压力越小，因而抑郁程度更低 [26] 。个体具有自信、自强、乐观、韧性和感恩等积极的心理状态，对自我的积极评价越高，自尊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情绪更稳定、自我价值感更高，能够通过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建立强大的心理韧性，更合理有效地应对生活压力和人际关系挑战。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减缓或预防抑郁症状的发展。
最后，本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困扰和自尊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同时人际关系困扰也能够负向预测自尊。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情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促使个体形成对自身价值的积极认知。相反，负面的人际交往、拒绝或冲突可能损害个体的自尊。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可能会经历拒绝、孤立或社会排斥，从而影响其对自身的正面评价。与自尊水平低的大学生相比，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和认同感更多，从而降低了抑郁的风险。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抑郁的关系，还揭示了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大学生抑郁的干预与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