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重返80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程光炜教授访谈》这一论文中，程光炜系统展开了对“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工作的反思与展望。简单来说，“重返八十年代”就是“把1980年代文学‘问题化’，以作家作品带问题的研究方式，呈现那个年代文学思潮、流派、论争和形式探索的地理结构” [1] 。这一展望在杨庆祥对《人生》批评工作的回顾中却显得并不容易实现，围绕着《人生》展开的工作仍然在文学史的框架上展开，“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文本与其所根植的‘大历史’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 [2] 。在这样的判断之下，对于《人生》的重读显得尤为重要，“重返八十年代”为我们重读《人生》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其与大历史的语境对话挖掘其中更为深刻的内涵，而《人生》的重读也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工作添砖加瓦。
2. 户籍制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
路遥于1978年动笔写《人生》，到1982年成书。“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 [3] 正如路遥所说，要想了解高加林这个形象，讨论“高加林”难题就必须在文本的写作环境之中对其进行把握。如果离开了作品的写作背景，那么作品自身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以及悲剧上的美学意义也被遮蔽在文本之下。要想回应高加林试图进入城市的根源，进入城市面临的难题以及高加林被遣返回村的结局这一系列问题，就必须要对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所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城市和重点地区得到了落实。而后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原始积累，于是通过统销统购和农村合作化的方式达到农业为工业服务的目的。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农村社会状况十分紧张，于是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寻找发展机会 [4] 。国家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开始了种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建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户籍制度之下，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固化。“在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挖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生在农村的，似乎就被一纸农村户口永远钉在贫瘠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扮演着‘统购’的对象，去承受工农产品‘剪刀差’所带来的不平等交易。出生在城市的，一纸城市户口似乎就是一张世袭证书，代表着享受‘统销’各种平价农副产品、优厚财政补贴和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就业等各项事业的权利，决定一个人、一家人以至几代人的命运。” [5] 于是，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有了“九天九地”之差。高加林就处于这九地之下的农村，他没有城市户口，国家也少在农村招工招干，且暂不谈高加林的进城意愿从何而来，对同高加林一样是农村户籍的人来说，想要以一个合理合法的方式进入城市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现实状况中，如高加林一样的农村知识青年要对自我进行有效的社会定位，要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稳定性仿佛是极为困难的。当高加林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并试图抓住时，结论必然是负面的：“他还是坚定个人价值至上，坚持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6] 当然，这和中国传统社会以来推崇的社会价值观有关，然而，不管是高加林个人的成长环境还是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面临的大转型都使这种评价稍显轻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都使整个社会焕发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因为这一变化，现代文明的风慢慢地从城市吹到了乡村大地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必然会引发矛盾与冲突。城市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乡村的传统伦理，城市自身所拥有的“等级价值”也在吸引着新一代的农村青年，身处乡村大地上的如高加林一样的农村知识青年面临着艰难的人生选择。正是受益于现代化、城市化对农村的“扩张”，高加林得以去县城接受高中教育，然而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教育，更让高加林认识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让他走上了一条逃离乡村，“弃绝”农村人主体身份的人生道路。
3. 《人生》中塑造的新型农民形象
社会变迁带来新的社会环境，而在这新的环境之下，也必定生长出新的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上，农民一直是作家刻画与书写的重要对象，其书写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农民身上落后性、封建性、愚昧性的批判。经典如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茅盾《春蚕》中顽固不化的老通宝，赵树理农村系列叙事中落后迷信的代表“二诸葛”与“三仙姑”，柳青《创业史》中保守的梁三老汉，再到高晓生笔下“跟跟派”的李顺大与“自我”迷失的陈奂生等等，其二则是对农村青年所展现出的觉醒力量的赞扬。茅盾《残冬》中深刻理解农民就算做断了脊梁骨也要饿肚子的多多头，赵树理笔下一系列追求自由解放的农村“新人”形象，柳青《创业史》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梁生宝等等。这些形象的出现足以证明农民形象的书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农村中愚昧落后的老农形象还是先进的“新人”形象，他们都依然是传统乡土叙事中的参与者。尽管茅盾笔下受到资本主义侵袭的乡村中已经存在着非传统农民形象的“经济人”，他们不再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形象，开始参与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中，但是他们仍然有着自己鲜明的位置，仍然处于农村的轨迹之中，他们只是有着一种自我救赎的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农村与城市大体来说是两条平行线，拥有着互不交叉干扰的叙事模式。农民的困境是发生在农村的，不存在农村与城市的鲜明对比，不管是愚昧的农民，落后的农民，悲剧性的农民都栖身于土地上。
然而，路遥的《人生》中出现了崭新的农民形象高加林。首先《人生》刻画的是农村青年进城的困境。尽管老舍的《骆驼祥子》也涉及农村青年进城的叙事，但老舍并没有强调祥子农民的主体性身份，这个身份并不存在传统农民所拥有的对乡土的复杂情绪。除此之外，高加林还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青年，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身份导致了高加林同改霞的不同，表面看来，高加林仿佛是80年代的梁生宝并且走了改霞的进城之路。然而，值得厘清的是高加林面临的是“逃离”的困境，乡村与土地是他所想要“抛弃”与拒绝的对象，而改霞面临的是“选择”的困境，乡村并没有被置于一个被抛弃的客体状态，而是而择其一的一个人生选项。
4. “进城”过程中的个体悲剧及其他主体困境
在刻画完投入民族救亡、国家建设的农村青年之后，“新时期”文学开始出现聚焦于个体命运的故事，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二元对立结构中农村知识青年命运的故事。《人生》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新的悲剧，这个悲剧是发生在高加林身上的，也是发生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文本刻画了一个不管是生活景观还是精神景观都受到现代文明渗透的乡村，描述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逃离乡村到了城市，又在城市遭受打击重回乡村的故事。
4.1. 个体悲剧：失败的“逃离之旅”
受益于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明发展的高加林获得了去县城读高中的机会，三年的高中生活让他见识了黄土之外的更丰富宽广的世界，故事也由此开始。高加林在考大学失败之后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而这样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跳板”机会在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高中毕业后被剥夺，这对高加林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虽然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几十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 [7] 高加林明显地被塑造成了一个逃离乡村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所面临的被户籍制度所束缚与压制的人生命运同样也是悲剧，如果将高加林的“逃离”与孙少平的“逃离”对比起来看文本则更富有意味。民办教师只是高加林通向城市的第一个阶段，他所争取的是更好的工作，这里的“好”其实也意味着更光鲜，社会地位与认可度更高的职业，他的逃离是追求人生前途的结果。但孙少平的逃离是精神意义上的，他所向往的是更丰富宽广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这一层面上，可以发现的是高加林与孙少平相比更富有现实层面的意义，孙少平在苦难中“享受”的生活哲学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高加林在一段时间的颓废后以一种自虐式的劳动加入了集体之中，随后他遇到了苦难生活中的慰藉——刘巧珍。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虽然给予他难以忍受的乡村生活一点希望，但是这样的希望是微小的，跟他想要进城成为一个“体面人”的理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马占胜的“帮助”下，高加林成功进入了城市当了一名通讯干事，文中对他在城市生活的刻画更进一步体现出他与乡村生活的“隔离”，与城市生活的“亲近”，这也让后文高加林抛弃巧珍，一个一点也不像农村人的农村人，而选择黄亚萍具有说服力。这当然也是独属于高加林的此前文学史脉络上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在与高中同学黄亚萍的重新交往中，高加林意识到与黄亚萍这个城市姑娘的结合对他的前途来说更为有利，于是他放弃了巧珍选择了黄亚萍，巧珍也在这种打击之下迅速地和传统的农民形象代表马拴结婚。好景不长，这种靠“走后门”得来的工作机会还是被人揭发，他与黄亚萍的恋情也只得结束，最终又回到了乡土社会。从这样的叙事脉络来看，高加林的人生当然是个悲剧，想要逃离的地方最后却成为了自己的归宿，并且还失去了这个归宿中唯一的爱情带给他的慰藉。
4.2. 知识话语的困境：失败的“科普之旅”
从文本的表层叙事来看，这确实是高加林的个体悲剧。如果将目光聚焦在高加林“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上的话，另一维度的悲剧性就显现出来了。《人生》中的高加林作为高玉德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没怎么受过苦，也没怎么干过农活。高加林的身份正如程光炜所说“他与土地、劳动的疏离，并非源自他要哄抬自己的身价，或像农村二流子故意做出一些荒诞的举动，而是这种疏离从他离开故乡去县城读高中就命中注定了的。” [8] 如果继续追问的话，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出走”发生前，高加林如何对自己在乡村中的位置进行界定，文本仿佛并没有给出答案。高加林高中以前在乡村中的生活仿佛隐形了，他与乡村的关系被塑造为疯狂的逃离和被逃离，而情感关系也在这样的叙事中被简单化了。回到知识话语崛起的叙事脉络上，作者极力想要突显高加林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高加林爱看书，爱看报，讲卫生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于传统农民形象的现代气质吸引了外部世界对高加林的欣赏。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是疯狂的，但是巧珍爱的不仅仅是高加林这个主体本身，更多的爱着高加林身上的象征意义，即知识、现代、文明等等乡村秩序之外的话语。作为城市干部子女的黄亚萍对高加林的爱是一样的，黄亚萍爱的是拥有着现代文明气息的高加林，但是当高加林重新变为农村人这个身份以后，他们之间感情的持续就成了问题。除此之外，高加林对外部压制的抗争，他所拥有的理性与智慧也都呈现出了一条知识话语崛起的叙事脉络，与此同时，并行的还有关于权力话语及资本话语的叙事脉络。先就权利话语而言，故事的开始就已经告诉读者，权力话语是如何压制知识话语的，权力的化身高明楼是如何运用他所拥有的大队书记的权力让自己的儿子顶替了高加林。在高玉德得知顶替事件之后，他不仅要阻止儿子状告高明楼，并且还要讨好高明楼一家人。高加林也只能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方法对权力话语的代表进行挑衅，处于权力话语之下的大众失去了一个途径去抵抗不公，只能牺牲自己做出妥协。顶替事件后的“卫生革命”更是全面展示了在80年代中国的乡村中，权力话语对知识话语的全方位压制，权力话语的持有者不仅拥有者国家话语的支持，同时还拥有着传统话语的信任。在高加林一群人给水井中下了漂白粉之后，高家村立刻引起了混乱。同样作为知识青年的巧珍的妹妹巧玲在科学知识普及的过程中反倒被戏谑，愚昧很快就打败了科学。当知识话语在传统伦理话语面前失效之时，是权力话语的代表高明楼获得了传统话语的支持与信任，这也就代表着“高加林所代表的知识话语权被无视，从精神和价值上彻底被乡村共同体抛出。” [9] 再就资本话语而言，刘立本在得知巧珍与高加林的恋情之后表面上以巧珍的名声问题找高玉德算账，但后文其实才道出了刘立本的真实想法，“哼，就知道在土里刨！穷得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还想我把我女子给你那个寒窑里娶呀！尿泡尿照照你们的影子，看配不配！” [7] 即使高加林拥有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眼界，但他的“婚育价值”在贫穷的经济状况面前仍然大打折扣，知识话语在资本面前只能拥有表面的“尊严”。在高加林获得进城机会之后，“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加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加林突然又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长。他们有时也在山里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但他们的厚道使他们仅限于骂骂而已。还能怎样呢？” [7] 80年代的底层大众从此失去了小二黑的机会，给予小二黑公正的人现在却变成了压榨小二黑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人生》中高加林所遭遇的悲剧看似是个人悲剧，人生中面临选择的困境的悲剧，其实也隐含着知识话语的发展困境。
4.3. 社会困境：失败的“构建之旅”
路遥在《人生》的叙述中为读者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脉络，文中处处呈现着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亚萍凭她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到了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克南在县副食公司当了保管。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 [7] 两种生活方式的差距背后是价值与等级秩序的差别，在差异化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加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 [7] ，高加林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即使他仍然处于乡村序列之中，但是他的情感、命运或者说他的灵魂早已脱离了乡村秩序，这样的发展走向是彻底的，不是巧珍这个农村秩序化身带给他的爱情所能缓解的，就像高加林自己所说的那样，巧珍的爱情就像喝了中药之后的一颗糖，然而当高加林不用再喝中药的那一天，这一颗糖的存在与否也就不再重要了，“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 [7] 这里的转折所意指的其实也就是他能否在城里扎根的问题。与乡村情感秩序捍卫者顺德老汉的谈话彻底巩固了高加林与传统秩序相反的“经济人”形象，这样一种对“人生”的重构，对“人”的重构，一种崭新的意义表达出现在80年代初时就不能不将其与那场“人生意义大讨论”联系在一起。虽然《人生》并没有直接地回应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高加林所身处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在某一程度上却是对这场讨论的跟进。当传统话语失去其有效性而新的权利话语又尚未建立之时，对人生与未来的困惑是可以想见的。高加林也正是在这混乱的现实环境之间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新的主体身份，“进城”就是他选择的实践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选择背后透露出路遥写作的初衷“路遥关注的，是流动，这个流动，不仅仅是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更是阶层之间的向上的可能。” [10] 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高加林代表的是社会转型下在社会现实中争取生存空间的广大平民。
然而，遗憾的是，在文本的最后作者试图以一种乡村传统的道德规范来结束这一场关于人生的争论，文中德顺老汉否定高加林的原因在于他对人生“转折”的痴狂，他忘了自己是从土里来的，忘了自己是土地养育的而不是其他。这样的叙事显然误读了高加林身上的悲剧性，就像李劼所说：“高加林对人生追求的悲剧性，并不在于他的追求本身，而在于他的追求规范——获得压制他的人已经得到的东西，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新的压制者。其可悲一如旧家庭中小媳妇的人生追求，为了使自己成为压制过他的严厉婆婆。” [11] 高加林一心想要逃离高家村，除了因为在三年高中生活中领略到的现代文明话语魅力外，还因为在受到权利话语的压制之后想要反抗，只是这种反抗变成了“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7] 高加林想要逃离的直接动因的背后所隐藏的就是这样一个被压制者想要上跃成为新压制者的悲剧，他要得到高明楼所拥有的权力资本对高明楼进行新的压制。巧珍可以说是乡村伦理秩序的代言人，而巧珍最后与马拴的结合就显得意味深长。马拴同巧珍一样，是异于高加林的拥有着切切实实的“地之子”的思想情感的人物形象，这两人的结合也代表了乡村与城市之间阶级“流动”的失败，最终结果仍然是乡村与乡村的内部结合，城市与城市的内部结合。然而要如何解决这其中的矛盾，当传统话语失效，新的话语产生利益至上的新的悲剧时，这其中的矛盾要如何得到解决，这其实也是八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如何在“改革开放”与传统话语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个体既能得到新的安置，又不会走向另一个利益至上的极端。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人生》中并没有得到回答，甚至在此后的批评史中也并没有得到清晰的整理与论述，本该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精神出路的探讨却以“并非结局”的结局强行终止，这双重态度也表现了作者自己态度的犹疑。
5. 结语
《人生》中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40几年，但是高加林的困境却延续到了今天。就像毛尖所说：“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12] 《人生》的内在意涵除了来自城市与乡村之间矛盾的深刻展现之外，还体现了在个人背景与现实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个体如何塑造一个稳固的精神世界，如何构建一个深刻的“主体性”去抵挡普遍而广泛的精神文化危机。高加林的失败不仅是个体的失败，也不仅仅只是知识话语的失败，在这之外，同样暗涵了上世纪80年代广泛存在着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由具体的城乡矛盾得到显现，却也正因为城乡矛盾的深刻性而被遮蔽。从这个角度来看，返回历史现场对《人生》展开重读不仅是对文学史的补充，同样为我们走进80年代提供了有效路径。
NOTE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8年1月9日第91次会议通过，具体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群众出版社，195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