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提到,“空间绝非绝对的物自体,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因此,社会正义和城市就存在密切的关联” [1] 。而城市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空间。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理解为一种静止的、僵化的容器,是一种具有自然性的空间,而忽略了空间的属人性、社会性。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入到马克思主义中,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纯粹的空间概念上升为实体的空间范畴,指出空间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场所,空间也是可以被生产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非正义的现象,能否协调在空间关系上的种种矛盾,构建和谐城市,就必然呼唤城市空间正义。
2. 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批判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空间生产重新架构城市空间的过程。那么,当新的城市空间被架构、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人应享有的空间权益,带来了一系列的非正义现象。
2.1. 身份象征下的居住隔离现象
在哈维的重要著作《希望的空间》以及《现代性之城-巴黎的改造》中介绍了巴尔的摩的故事以及巴黎的改造过程。在哈维看来,在“巴黎各个区各有其‘模式’,能够显露出你是谁,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标”,而“用来区隔阶级的有形距离” [2] 。无论是商用的高楼大厦、居民楼,还是停车场,绿化环境等等一系列场所,它们从开始被生产直到被生产出来,这整个过程都在体现着某种身份差别的居住隔离。也许在巴黎城的改造过程中并非刻意地去营造这种隔离现象。但是,社会的上层需要通过其住所来来彰显身份地位和保证环境的舒适程度,他们要求城市空间规划和生产符合他们的身份和需求。哈维笔下的巴黎城的改造并非个例,在近现代城市的形成、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居住隔离、分化现象。哈维在《希望的空间》指出依据社会身份关系进行空间分区所导致的后果:“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 [3] 。哈维指出,在郊区的私托邦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富人构成了富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城市中的劳动者、低收入者因为受身份地位的局限,在空间的使用和拥有中处于劣势,他们从事着城市空间的生产劳动,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最后却被城市因为身份的差异所隔离,成为了城市的边缘者。
2.2. 城市公共空间的剥夺现象
城市的各类城市开放空间系统都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范畴,如广场、购物中心、医院、学校等。作为城市居民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它公正性的保证显得尤为重要。如哈维笔下的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有全国最好的学校,但是他们都是私立的,对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孩子是不开放的。巴尔的摩的公共空间是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叙述,是对城市公共空间剥夺的表达。哈维也说过,比如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有穷人咖啡馆和富人咖啡馆之分。靠微薄工资生存的工人只能在工人聚居区域的咖啡馆活动。富人咖啡馆和穷人咖啡馆有鲜明的分区,这呈现给人们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秩序。咖啡馆并没有在店门口做出任何区分富人和穷人的标记,但是一些高档的咖啡馆往往因为穷人的囊中羞涩望而却步。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就被大打折扣。众所周知,“一座城市,如果将它的邻里街坊被区隔成拥有财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以及注定要为生计奔走的人,那么这样的城市将不能算是基督教城市,而只是一座野蛮人的城市” [3] 。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人的城市公共空间剥夺。
2.3. 城市空间中忽视人的社会心理的异化现象
城市是一个充满人的活动的场所,那么城市空间就被赋予了属人性的特征。对于人来说,城市就是人类存在、生活的范围。哈维探讨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问题。哈维认为,空间的社会性表达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对应关系,表达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表达着对人的爱好和兴趣的关怀,是生命个体与城市之间距离的社会文化心理表现。当资本的逻辑侵入并主宰了城市建设、居住状态、社会心理、价值信仰与人的日常生活之后,人们必然会产生一种存在论困惑。比如,哈维笔下的巴尔的摩,富人构成了富人的居住区,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逐步失去了归属感,失去了作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哈维例证,在巴尔的摩,彼得·安吉洛斯所创办的“市中心伙伴”,伙伴接手了市中心,试图把无家可归者推到某一外围区,甚至提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设立一个隔离的无家可归者校园,市政厅如此保持一致,希望迫使穷人进入郊区,人们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感觉到的是城市的非人性。然而,“现代人的原型,如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被掷入现代城市交通漩涡中的行人,孤零零地对抗庞大、快捷而致命的质量与能量凝聚物。快速发展的街道与大道交通不知时空限制为何物,外溢到每个都市空间中,将自身的速度加诸在每个人的时间之上,将整个现代环境改造成‘不断移动的混乱状况’” [2]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空间不断被生产的过程,这给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但对于人来讲却是痛苦和不幸,加剧了人在时空中的孤独感。
3. 城市空间正义的乌托邦理想
在哈维眼里,乌托邦理想大致有三种: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理想,作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和辩证乌托邦理想。哈维认为,在过去对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应该被理解为特定的乌托邦形式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但是在哈维看来,我们应该再次尝试点燃乌托邦的激情,以此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来激励社会生态的变化。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能消失。在动态的空间生产的条件下,哈维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的乌托邦,重振了时空乌托邦理想,建立了一个辩证的乌托邦。哈维解释,这里的辩证法代表着某种不同于通常追随黑格尔甚或马克思来理解的东西。假定一个辩证法能够公开而直接地阐明时空动态,还能够描述把我们如此紧密地束缚在当代社会—生态生活这个精致罗网中的多重交叉的物质过程。因而,要是在思想世界中出现,他就会产生一种意愿去超越或推翻那个由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阶级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利的总体不平等所强加的社会—生态形式。哈维这种积极的态度,为实现空间正义供了理论基础。“乌托邦冲动是对现存社会状态的反应,也是试图超越和改变那些状态以到达理想状态的尝试,其内含着对现存状态的批判与有关新社会的愿景或更新方案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3] 。也就是说,乌托邦一直以来就是空想的代名词,但是即便是一种空想,也会对现实产生影响。
在哈维看来,乌托邦的任务就是提出一种替代性社会方案,不是描述某一种完美的解放之路。他认为,任何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计划都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因为这是一种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同时存在的变革力量。因此,他以一种梦境的方式提出了促进“公正、统一和友善的秩序”、“使它成为你愿意的那样”的埃迪里亚空间计划。当我们现在所存的世界秩序彻底崩溃后,哈维本人对于如何重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做了一个设想。哈维预想,到2020年,世界大多数的地方都会解除武装,人类便建立起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空间秩序——埃迪里亚。在这里,哈维的乌托邦规划得以完全展现,他为这个社会设计了一系列的空间尺度。在这里,“基本的居住单元叫hearth,每个hearth集体安排工作与生活,是一个不压制个体自由的相对独立的共同体。如果个人不喜欢所在的风格,他可以以一年为周期搬到其他hearth中。更高的空间单位是neighborhood,它由10个左右的hearth组成。这些以neighborhood为中心环绕而居,中心包括了日常的教育与卫生服务,还担负着社会交往与娱乐休闲的功能,个人的生活重心就是放在与上每个的边界配有短程骑行的微型电车供人们往来。Edilia是一个更大的政治单元,200多个hearth在其中松散的共同活动。最大的连续的政治单元叫regiona,差不多由20到50个edilia组成,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做到自给自足。在此之上的叫nation,它是一个松散的regiona联盟,主要是为了互相之间的交换和贸易而形成,一般由两到三个regiona组成。联盟法规定期进行重议,而且当regiona觉得合适时,他们会不时地从一个nationa转移到另一个nationa,新的nationa可以随意形成,其他的nationa可以随意解散,不存在固定的人口规模,甚至也没有超出任何联盟法规的任何固定的政治组织” [3] 。
在这样的乌托邦中,人们可以最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整个城市街区被改变,在支配和保证时代城市的核心家庭被某类更加集体化的安排所取代,但也保证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职业教育与分工将不再存在,象征着身份的居住隔离现象不再出现。在这样的乌托邦中,大学被解散,由大型企业接管;有在重新组织的城市街区内设有公园;有大家都可以休息的凉亭;有孩子玩耍的游乐场。在这里,让人们不再感受到公共空间的剥夺。在这样的乌托邦中,有着创造多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中心,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文化实验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对话,精神交流,使人们不会再感到孤独和被异化。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哈维如此详尽的社会空间规划叙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制度自然是其物质基础。虽然有的地方借鉴了现实的空间组织形态,却与之又有很大差异。这样的乌托邦世界,是“一个尊重人的、平等的世界,不仅是才能和成就的平等,而是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的平等” [3] 。
4. 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城市空间不公正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研究城市空间正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
20世纪70年代后,在空间发生转向的历史背景下,通过空间寻求正义成为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空间正义的诉求,“并不是单纯去发现突然缺失或者被湮没的空间维度,而是直指一种与空间相关的政治规划或者解放实践” [4] 。包括空间转向在内的所有转向,“都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且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 [4] 。哈维以及其他学者在观念上对传统空间认知的突破,为空间研究打开了大门。哈维的城市空间正义思想构成了其社会正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哈维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身份象征下的居住隔离、城市公共空间的剥夺以及城市空间中忽视人的社会心理的异化等非正义现象的深刻批判,对当代城市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哈维的城市空间正义思想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上展开对城市以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的,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从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可以看出,他对乌托邦的积极作用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哈维对乌托邦并没有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而是相信乌托邦具有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作用,因此,在寻求社会替代方案和空间正义时,要擅于利用乌托邦这一重要思想。哈维指出,在面对现实中的不公正时,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积极乐观的态度为改变现状而努力。所以,哈维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完全消失。哈维坚信,虽然乌托邦思想有可能最终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但如果我们要为人类未来的社会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那么对乌托邦思想就必须采取肯定、积极的态度。我们应该重视它、利用它,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力量和探寻未来的动力。哈维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认识社会历史应该同时具备的两个重要维度,二者缺一不可。无论是用空间来排斥时间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还是以时间来拒绝空间的社会过程乌托邦,都是不可取的。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从乌托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 [5] 。为此,要积极汲取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的精华,并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在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加强资本管理和城市规划,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