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代际传递这一新颖独特的视角或方法备受研究者们瞩目,其机制类似于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纵向研究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传递性,从而揭示某种心理现象的发展规律与内在机制。处于代际传递的思路下,很多心理现象和行为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内外部表现和高度。实质上,代际性的研究是一种相互作用的、通过时间维度相联系的新颖思考方式。这种方法能够带来更多信息与思考,从而格外具有魅力,兴起了一股“代际”思维与研究方式的浪潮。
“孝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贯穿古今的文化设计(张立鹏,2012),近些年孝道研究领域比较认可的模型就是“双元孝道模型”,该模型把国人的孝顺观念分为“互惠性”与“权威性”这两种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价值观和行为观上显著分化差异的孝道种类(Yeh & Bedford, 2003)。权威型孝道崇尚我国古代传统孝道价值观中的“崇长尊亲”方面,可以提及的是“权威性孝道”,与戴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独裁型父母教养方式在内涵上更为相近(Baumrind, 1971);而相互型孝道则和权威型孝道相反,相互型孝顺模式更注重心灵上、情感上的关注和爱,其信念运作所依据的原则比较倾向于平等互惠,崇尚传统正统价值观的“报”及“亲亲”的思想(李启明等,2016)。随后,叶光辉(2009)、黄光国(2009)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双元孝道的内涵进行了诊释。双元孝道模型用孝道信念强度组合解决了先前研究孝道时对于孝与非孝的标准厘定不清的问题,并用两种功能不同的孝道信念更好的解释了孝道心理的运作机制。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其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的信、效度上也持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叶光辉,2009)。本研究就是基于这一模型所展开的。
“孝道”往往是个体站在“子女”的社会角色角度下,指向“父母双亲”的,一种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价值观和行为观的统一体。因此,“家庭”对于孝道的代际传递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强烈的。而在家庭这一微系统中,父母对子女最直接的影响方式便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在现代,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往日早已千差万别。早期一个家庭中可能会有很多孩子,父母精力有限,并且当时忙于生计,很多孩子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注,情感交流欠缺。衣食住行是父母提供给孩子的唯一保障,但对于心理上的诉求,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回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在长辈与孩子的良好沟通和平等相处中,子女在父母处能得到关心,同时也会在晚辈的脑海中产生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爱与尊重”感。总之,由于新时代的变迁,父母的教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本研究旨在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上,以中学生及其父母为对象,采取亲子配对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孝道代际传递之间的关系,验证与探讨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并考查教养方式在代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纵向对比家庭教养方式相比以往在当代的新变化,并据此解释其对孝道代际传承的作用。因此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调查地点为浙江省温州市、台州市、湖州市和金华市的7所中学,抽取了575名中学生及其父母一方参与调查。调查共收回455份样本资料,整理后得到433份有效样本资料,问卷有效率达到95.2%。接受调查的被试中,父亲139人,母亲280人,未填写该信息的14人;父母年龄从30岁到60岁,父母年岁均值为42.82岁(SD = 4.72);男性子女148名,女性子女282名,未填写该项的3人;子女年龄从12岁到19岁,子女年岁均值为15.56岁(SD = 1.50)。
2.2. 程序和步骤
由于时间,精力,人员等种种限制,无法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研究者对于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尽力控制无关因素的干扰。研究者实验步骤如下:
第一步(收集父母方数据):给某个班的学生发一个信封,信封里面包含三件东西:一张保密书和对问卷及意图的简单描述;一张双元孝道量表;一张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其中对于两个问卷中的敏感词进行优化或者中性化,以减少不适感);信封由子女带回交给父母;父母一方在填写完成后,密封信封,并交给子女带回学校。
第二步(收集子女方数据):在班主任老师的陪同下,给带信封的子女发放双元孝道量表和教养方式量表,填写完成后,在回收问卷时当场用订书机订死两份数据,完成子女和父母数据的配对并当场回收所有问卷。
2.3. 被试调查工具
双元孝道量表:亲子均使用李启明在2014年修订的双元孝道量表。包括权威的孝道和相互的孝道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8道题目,总计16道题目,并采用6点计分。在本研究中,父母一方双元孝道总量表的α值为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887;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723,信度良好;子女一方双元孝道总量表的α值为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885;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α值为0.743,信度良好。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亲子均使用岳冬梅等在1993年改进与修改的双亲抚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包括父亲和母亲抚养方式两个分量表,共66道题。本研究绝大多数被试为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因此删除“偏爱”这一因子。因此,父亲方面由58道题构成,涵盖5个维度;母亲方面由57个题目构成,涵盖4个维度。问卷采用4点计分方式。另外,在4个选项之外还加入了“题目不适”,提高问卷兼容性。在本研究中,父母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α值为0.936,父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77,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46,信度良好;子女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α值为0.894,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38,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α值为0.825,信度良好。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父母与子女的问卷均为相同问卷。父母的双元孝道量表测量的是父母自身具有的孝道,父母教养方式量表测量的是父母自身所受到的教养方式(自评性质,反应爷奶辈对父母辈的抚养方式);同理,子女的双元孝道量表测量的是子女自身具有的孝道,子女教养方式量表测量的是子女自身所受到的教养方式(自评性质,反应父母辈对子女辈的抚养方式)。
2.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SPSS 22.0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模型使用AMOS 17.0建构。
3. 研究结果
3.1. 双元孝道各维度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根据父母及子女双元孝道配对问卷调查结果,合成父母和子女孝道量表各个维度得分,各维度得分均值、标准差统计及维度间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从表中数据可知,子女权威型孝道与父母权威型孝道呈显著正相关(p = 0.160);子女的互惠型孝道与父母的互惠型孝道亦呈显著正相关(p = 0.257)。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dual filial piety
表1. 双元孝道各维度得分相关系数矩阵
3.2. 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直接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见表2,其中,父母年龄、父母性别、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为控制变量。由表中数据可知,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在子女互惠型孝道中,父母权威型孝道及互惠型孝道分别有着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
3.3. 教养方式的代际差异分析
表3给出了父母教养方式得分与子女教养方式得分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除母亲维度中“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以及“惩罚、严厉”外,其余6个维度指标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父亲维度中,拒绝、否认指标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其余四项指标父亲得分高于子女得分;母亲维度中,过干涉、过保护指标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
3.4. 父母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2的数据结果表明,在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二者之间直接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教养方式各维度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故将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依次放入模型,分析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各回归系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由表中数据可知,权威型孝道在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s’ dual filial piety to children’s dual filial piety
表2. 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回归分析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style methods
表3. 教养方式差异分析结果
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odel of dual filial piety
表4. 父母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M1~M5分别依次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6~M9分别依次为: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惩罚、严厉”。
4. 讨论
4.1. 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双元孝道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孝道代际传递分化效应显著。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这个结果有力的验证了国内许多关于孝道代际传递效应的研究。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给出了孝顺代际传递分化效应的解释,由于互惠型孝道的个体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和爱,可能促进子女深刻的自我反省,并自己做决定,从而有利于子女个体自主性和关系自主性的发展,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子女会很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左右,导致他们很难有自己的决策思想,从而抑制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傅绪荣等,2016)。也有研究者指出,相异类型的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有着不一样的作用,相互型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更为有利(Yeh, 2006)。
整合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者立足于家庭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认为绝大部分子女均处于一定的家庭系统中,父辈的言行在子女早期价值观的形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学习最有效的形式和最主要手段是观察学习,人们无意识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事物(Grusec & Davidov, 2007)。子代的学习和认同固有的亲代文化,包括亲代与文化相关的认知及行为方式,并试图传递这种文化给下一辈人。文化价值代际传递与遗传物质的代际传递不同,前者需要在社会中通过一定学习从而发生代际传递现象(Schonpflug, 2001)。在家庭系统中的子女通过长期耳濡目染,内隐或外显的习得了作为国人传统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孝道信念,并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已有研究显示,子女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发展与父母的一致性越高,则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就越强(池丽萍,2011)。可以说这是理解孝道的代际传递的一个主要角度,研究结果也从各个方向有力的证明了处于家庭系统内的孝道代际传递的稳定性。
4.2. 教养方式的代际变迁
在本研究中,透过对两代人教养方式的配对t检验,还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在本研究中,经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当代的父亲在“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的维度得分会更低,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以往严厉严肃的形象,更加懂得通过较温和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而有利于互惠性孝道的传递;而在“过分保护”这一教养方式下,父亲母亲和上一辈父母亲之间均有显著差异,但父亲和母亲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父亲较少干涉和保护子女,母亲则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干涉和保护子女。在华人家庭中,母亲更倾向于与子女培养长久的母子关系,以及分享感情关系目标与爱(Chao & Tseng, 2002)。这一现象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曾蓉从不同维度出发,研究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当将农村的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时,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曾蓉,2009)。
更具体的来说,在教养方式代际差异分析中,母亲教养方式几乎在各个维度下均没有显著差异,除了“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维度出现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代中学生由于历史政策“优生优育”的影响,大部分为独生子女,母亲对唯一的孩子视若珍宝,所以对于子女的过分干涉维度会有显著提高;而父亲抚养和教育方式在所有维度下,均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于以往父亲重视家庭地位与权威性,教养方式趋向于温和,从“情感温暖,理解”维度的差异可以对此进行推测。针对这种现象,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同可能与父母亲的性别差异和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交互影响而导致的一些差异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均体现在对子女双元孝道传承的影响上。
4.3. 教养方式在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效应中的中介效应
在本研究的教养方式对孝道代际传递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研究者发现权威型孝道在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对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教养方式并不是按照相同的机制发生作用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地位的家长主体通过侧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的孝道模式产生影响。例如,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主要通过“惩罚、严厉”维度产生作用,而母亲则从“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他维度则不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些对子女产生较强烈、较直接影响的教养方式子维度在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有着较其他维度更突出的中介调节作用,如“惩罚”、“干涉”、“拒绝”等维度的中介效应,意味着子女面对父母的不同教养行为时,对于教养方式不同维度的行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这也启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应在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改变,方可以对子女的孝道产生良好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家庭系统中父母有意识地进行孝道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4. 孝道代际传递的动态性建构假设
至此,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假设代际传递的变化是复杂的,动态的。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当代父母亲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的变化影响了孝道代际传递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系统作为代际传递的微观单位,其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闭环,家庭系统附属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因此也受到宏观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Tam等人基于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价值观传递存在主观选择性,父母会有意地向子女传递他们个人认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上公认的重要价值观(Tam et al., 2012);通过社会活动也可以影响孝道的代际传递,在一些节日上(例如父亲节、母亲节等)、长辈的生日大寿宴会、电视媒体广告对于孝道的宣传等,人们不知不觉的在这些生活中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活动中逐渐学会了人情及孝礼的习俗(黄娟,2008);另外,有研究表明家庭活动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国外对宗教信仰代际传递研究发现,除了父母经常有意识地尝试传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所有家庭分子一起参与宗教活动对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效应也有影响(Min et al., 2012),研究者认为,在中国背景下,从古代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进行的宗祠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孝道的代际传递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研究者猜想这种孝道价值观代际效应会更加显著。这里期待有关跨文化的孝道代际传递的研究。
系统具有调节作用,家庭系统更是如此。这反映出代际传递过程并不是生硬照搬的传输过程。其最主要的作用是给下一代提供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而下一代又作为传递过程的接受者,会在这个框架内主动构建自己的个性倾向价值体系而并非完全照搬父母的个性倾向价值取向(Schonpflug, 2001)。另外,子女并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父母与子女的孝道观念及其作用也是互相建构的。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孝道观念在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与情感支持方面也具有积极效应(胡安宁,2017)。并且从时间上表现在,随着子女不断成长,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也在动态的改变着,而孝道观念也随之动态的改变着。因此,研究者假设孝道的代际传递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教养方式由于处在家庭系统中而显得尤为明显,其对个体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大。同时,研究者猜测,面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子女,其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传递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代际传递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传递。但是,需要认清的是,孝道的代际传递的表现会发生动态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有限的,仍是基于代际传递的基础机制下的变化,孝道的代际传递依然是稳定而显著的。
5. 结论
通过对中学生及其父母的双元孝道和教养方式调查,本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学生群体中存在孝道的代际传递,且教养方式在孝道的代际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当代父母的教养方式在一些维度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孝道的代际传递产生一定的动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