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权力感被定义为个体感知到的自己控制或影响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能力(韦庆旺&俞国良,2009;Anderson et al., 2012)。因此,一个人的权力感是在他与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关系中形成与存在的(Copeland, 1994)。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存在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与他人之间亲近、接纳和关联的程度,这通常被称为“交流”维度。另一个是对他人有多少影响和控制,这通常被称为“权力”维度(Moskowitz, 1994)。许多研究把个体的自我认知集中在交流维度上,很少有研究沿着权力维度来研究这些自我认知。但权力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我认知倾向,对人类的社会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被认为是在个体实际的社会交往水平与自己期待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产生。从关系的交流维度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同伴接纳、关系质量、社会支持等都和孤独感有显著的负相关(俞国良,辛自强,&罗晓路,2000;刘红&王洪礼,2009;孙晓军等,2010;韦耀阳,2005)。而从关系的权力维度出发,以往研究表明,拥有权力的人会更多地体验到社会距离(Magee & Smith, 2013)。这是否意味着高权力的个体会因为缺乏人际联系而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呢?古人曾吟咏出“高处不胜寒”的诗句,似乎也在暗示权力与孤独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错失恐惧是指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Vaughn, 2012)。错失恐惧广泛存在于线上和线下情景中,且对人们的一系列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柴唤友等,2018)。有研究者从自我调节的视角出发,将错失恐惧看作是个体自我调节受阻的表现(Przybylski et al., 2013)。而依据自我决定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效的自我调节依赖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Deci & Ryan, 1985)。因此,当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个体就会出现自我调节受阻,即错失恐惧。而权力感作为一种对自我的积极体验,可以代表一种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的状态,因此有可能负向预测错失恐惧。前人的研究也发现,错失恐惧与抑郁、孤独感等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Alt, 2016; Oberst et al., 2017)。由此,有理由认为权力感可以通过错失恐惧影响个体的孤独感水平。
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直接考察权力与孤独的关系。因此我们试图探究权力感与孤独感的关系及错失恐惧在权力感和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为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可行的干预措施。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问卷星设立线上链接,共计207人参与填写,同时在重庆市某所大学内随机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57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5%。其中男生273人,女生303人。所有参与者年龄在16~5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53 ± 6.5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权力感量表
使用Anderson等人(2012)编制的一般权力感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在国内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量表共包含8个题项,如“我能让他人听从我的话”。采用7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权力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6。
2.2.2. UCLA孤独量表
使用Russell等人编制的UCLA孤独量表中文版(汪向东等,1999),用于测量个体对社会交往的期望与现实水平产生差距时引发的孤独感。量表共包含20个题项,采用4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孤独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
2.2.3. 错失恐惧量表
使用Przybylski等人编制的错失恐惧量表中文版(魏祺,2018)。该量表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如“我担心别人比我有更多有益的经历”。采用5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有越高的错失恐惧水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5。
2.3. 研究方法与统计方法
除线上调查外,大部分问卷由研究者在校园内随机发放,按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试做出说明,由被试自主填写,所有问卷均现场收回。运用Amos21.0软件在权力感、孤独感和错失恐惧之间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孤独感在权力感和错失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尾,显著性水平为P < 0.05。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权力感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错失恐惧也呈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错失恐惧呈显著正相关。详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控制由潜变量的多个项目造成的膨胀测量误差,采用平衡取向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测项目进行打包处理(Parceling) (卞冉等,2007),把负荷最高的几个项目放到各个项目小组中作为锚定项目,然后按照反方向依次加入次高项目进行平衡,打包后的观测变量以每个包裹内项目的平均分代替。接着进行模型的估计。
3.3. 对整体模型的估计
采用Amos21.0构建权力感直接影响错失恐惧,以及孤独感在权力感对错失恐惧的影响中起的中介效应的整体模型,并对整体模型进行了相应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CMIN\DF = 3.148,IFI = 0.974,CFI = 0.974,NFI = 0.963,TLI = 0.964,RMSEA = 0.061,SRMSEA = 0.028,AGFI = 0.942,表示模型拟合良好。路径系数见图1。
3.4.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576)中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采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程序,检验模型中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65~−0.012,说明中介效应存在;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605~−0.442,说明孤独感在权力感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of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权力感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权力感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体的权力感水平越高,其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越低。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达成了一致(Waytz et al., 2015)。Keltner等人(2003)认为,高权力者生活在充满奖赏的环境中,并拥有更多的机会。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认为,权力的提升会激活“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IS)”(Gray, 1990),而BAS会触发对奖励的优先注意,引起积极的情绪感受、自动化认知和冒险行为。相反,权力的缺乏总与惩罚、限制和威胁相伴,会激活“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Gray & McNaughton, 2000),而这个系统发挥着警报器的作用,会抑制持续性的行为,唤起警惕,并带来消极的情绪感受。孤独感源于对人际关系的不满或人际关系缺陷,是一种会使个体感到痛苦的主观情绪性体验(Fitts et al., 2009)。所以,当个体感知到自己没有权力感时,其行为抑制系统会得到激活,进而诱发了消极的孤独感。
本研究首次发现,权力感与错失恐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体权力感越低,越可能体验到更多的错失恐惧。错失恐惧在2013年由Przybylski等人首次提出,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寥寥无几。整合国外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错失恐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行为和个体特征两个方面,而这两者都是通过影响心理需要的满足状况来对错失恐惧产生影响(柴唤友等,2018)。从权力的内涵来看,权力本质上是一个人际的概念,具有结构变量的含义,有权力的人通过提供或不提供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研究者认为,个体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Deci & Ryan, 1985)。而高权力者因为其对资源的占有,有更多的机会去满足上诉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从而减少由心理需要缺失带来的错失恐惧。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权力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孤独感,还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孤独感。以往关于错失恐惧的研究就发现,在个体行为或特质与个体的认知或感受之间,错失恐惧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柴唤友等,2018)。自我调节是指个体针对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做计划和周期性调整,以期达到个人目标(Zimmerman, 1989)。错失恐惧者在情感层面上始终处于一种弥散性的焦虑之中,在认知层面上强烈期待跟进他人所做之事(而非自己所做之事),在行为层面上则常常伴随一些非适应性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总而言之与目标实现的过程相背离。因此,可以将错失恐惧等同于自我调节功能失调。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认为,权力导致由关键目标、结构的优先级驱动的情境性行为。在认知层面,高权力者更具灵活性,更会选择性地使用处理策略,而这些策略聚焦于愿望、可得性和目标,而忽略了不相关的目标(Guinote, 2017)。这种处理风格可以更好地保证个人目标的实现,减少自我调节功能的失调,进而让个体更少体验到诸如孤独感这类消极情绪。
5. 结论
1) 权力感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2) 权力感与错失恐惧存在显著负相关。
3) 错失恐惧在权力感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