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分别确认了技术、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也随之确定。近些年大量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也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鉴于金融功能的丰富性，金融发展对比较优势创造的作用路径有很多，最终表现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别差异产生了国家间在不同角度所定义的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相比于国外大量金融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方法倾向于采用日益先进的计量技术，对国外既有理论进行针对中国现实和数据的实证分析，缺乏理论上的创新，近几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是个突破。另外，国内有关金融与贸易关系的文献综述，主要从金融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两大方面着手，或将文献分为理论和实证两部分进行综述(张杰，刘志彪，2007 [1]；吴昊，邵腾伟，2011 [2] )，虽很全面，但缺少对内部理论视角或理论逻辑的深层次剖析。为此，本文拟从金融功能观视角出发，从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两个角度切入，分别综述金融体系的发展与行业比较优势提升的相关理论文献。其中，从金融供给角度的综述承接了主流的贸易理论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把握研究者思考问题的逻辑；从动态的金融需求角度阐述金融体系的变迁与经济中主导行业比较优势发挥间的关系，是中国对该领域的独有贡献。金融供给的角度侧重于特定金融体系中各种模式的丰富性，而金融需求的角度侧重于金融体系内部的结构。
2. 静态的金融供给视角
金融功能的丰富性是金融体系作用于行业比较优势提升的逻辑起点，在金融制度安排与特定行业比较优势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进而由比较优势理论决定了各国间的贸易模式。这是一种比较静态的视角，假设各国金融制度为既定，然后推导出其对本国特定行业发展以及参与对外贸易后的结果。下面主要将金融功能与不同行业的特点相结合来梳理金融发展对行业比较优势提升的作用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别间贸易模式。
2.1. 金融系统的融资效率与外部融资依赖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由于资本购置、技术研发或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需要，经济中总有一部分行业比其他行业更需要外部融资的支持，那么“如果这些产业可以从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这必将影响到贸易结构”(Rajan & Zingales, 1998 [3] )；同时，Beck等(2000) [4] 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能够更好地分配资金，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因而，“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成为一国外部融资依存度高的产业比较优势的来源”( Rajan & Zingales, 1998)。
Kletzer和Bardhan (1987) [5] 是最早提出金融发展比较优势说的学者。在其建立的2 * 2 * 2模型中(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假定两个部门分别为制成品(用Y表示)部门1和中间产品(用x表示)部门2。制成品Y的生产必须以中间产品x为投入，并且较复杂的制成品比中间产品需要更多的信贷或外部资金。信贷市场允许当期中间投入的成本由下一期的收入来偿还。这样各国信贷约束的差别就会影响该国的比较优势，决定该国出口制成品还是中间产品。他们指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信誉较高，信贷成本较低。因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将在需要更多信贷资金的部门1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该模型中，金融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两国的贸易结构。Rajan和Zingales (1998)也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时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因而在具有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将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并占有较高的出口份额，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Svaleryd和Vlachos (2005) [6] 认为，拥有运行良好金融市场的国家，会在金融服务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专业化于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生产。在包群和阳佳余(2008) [7] 的理论模型中，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降低投入制造业生产的中间资本品的研发融资成本，降低了一国工业制成品的产品价格。假设本国与外国在消费者偏好以及要素禀赋等方面均相同，由于本国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外国，进而制成品的融资成本和价格低于外国，本国将在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曾璐璐(2015) [8] 指出，若一个地区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较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将产生更大的贸易推动力，则金融发展水平对对外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该地区生产产品的比较优势越大。
2.2. 金融系统对代理人问题的监控与无形资产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在典型的银行(债权人)和企业(债务人)关系中，受贷一方的企业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因而为了防止贷款企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逆向选择行为，银行一般都会要求企业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以限制贷款企业的该行为。在抵押品的选择上，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更受青睐，因为无形资产在潜在市场价值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其很难在市场中交易，因而变现能力差。基于银行在实际业务中的这种偏好，部分学者将企业的资产结构纳入金融比较优势模型。Braun (2003) [9] 认为，诸如R&D、专利等无形资产比重较高的行业因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而难以获取融资，金融摩擦程度较高，因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有形资产比例高的行业发展规模更大，发展速度也更快。Hur，Raj & Riyanto (2006) [10] 进一步指出，有形资产的抵押价值和变现能力有利于保护金融家免于遭受借款人(代理人)逆向选择可能给其带来的损失。在这种银企关系中，代理问题越严重，有形资产的作用就更重要。而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能够产生有效的监督技术，限制代理人问题，保护金融家的利益，因而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具有更多无形资产的产业将拥有更高的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且这种效应随着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增加而增强。Manova (2008) [11] 也提出金融发达的国家在无形资产比重高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陈琳和朱子阳(2019) [12] 认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可以增加金融机构识别风险的准确性，以避免逆向选择的风险来增加融资的效率，这些高技术企业得以生存下来并降低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由此增加。
2.3. 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散功能与风险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需要金融服务的相应支持。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迅猛扩大，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复杂，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即使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很难完全避免出口收汇的损失，而金融发展能够为国际贸易活动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满足其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金融需求，有效地规避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便利交易。
Baldwin (1989) [13] 首次以金融发展的风险分散功能为切入点，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不同风险程度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的影响，运用理论模型说明了资本市场的质量将导致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他设定了一个2 * 2 * 1模型：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要素(劳动)。两种产品中，一种是受需求冲击影响的风险品(Risky Goods)，该产品的生产商面临消费者需求变动的风险；而另一种产品是需求稳定的产品。模型证明了在金融市场发展较好的经济体中，企业能够较好地分散需求冲击带来的风险，在生产风险品时会面临较低的风险溢价(Capital Premium)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因而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风险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将出口该产品；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非风险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出口非风险品并从前者进口风险品。
Baldwin (1989)在其模型中区分了受不同程度需求冲击的风险品和非风险品。其实，贸易产品不单面临着需求冲击方面的风险，在产品技术方面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也更为频繁。金融体系的发展尤其是风险投资的出现，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分散风险，将资金的配置、使用和监督结合起来，大大减少了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促使企业家投资风险更高但更具有生产性的技术。因而，当国家间存在着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时，具有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将会在产品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Obstfeld和Maurice (1994) [14] 曾指出，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达，能够提供更多样化的风险分担手段，因而大多专业化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但首先对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建模的是齐俊妍等(2011) [15]，她们认为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越大，逆向选择问题越突出。在两国自由贸易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的产品。给定技术、偏好和要素禀赋不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孙玉琴和郭惠君(2018) [16] 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投资品以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其内在机制如下：首先，金融规模的扩大能降低外部融资的要素价格；其次，科技型企业具有风险高、抵押担保少等特点，往往较难向银行成果申请信贷支持。因此，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完善的金融结构可以扩大融资的渠道，为创新型企业更好地提供金融保障。
2.4. 金融系统的融资便利与规模经济行业的比较优势
以上理论主要基于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框架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框架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规模收益不变，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规模经济却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Krugman等(1980) [17] 研究了企业内在的规模经济，并用这个概念成功解释了发达国家间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在规模经济的视角下，可以发现，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便利企业融资对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受益更大，因为这些行业更需要外源性融资的支持。因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会在规模经济明显的部门形成比较优势。
Beck (2002) [18] 首次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间的关系。他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初级产品部门，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两大部门都使用外部融资，但由于规模经济行业一般需要大规模的初始设备投资，固定成本较高，因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更高。金融中介通过便利大规模高回报项目的融资，克服其流动性约束，使一国得以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专业化生产。规模收益递增行业由此获得发展优势，从而影响到部门间的专业化和贸易结构。金融部门发展良好的国家将在规模经济明显的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其他条件不变，金融系统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成为规模收益递增部门的净出口国。
2.5. 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功能与合约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
合约密集型行业指的是其最终产品需要投入多种异质性中间产品的行业。由于异质性中间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往往需要投入较多专用性资产，而这些资产在中间产品买卖双方关系内的价值要高于该关系之外的价值，由于资产专用性，这些投入品只能通过与中间品供应商的特殊合约来购买，而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这些行业的企业及他们的供应商都面临着超过正常水平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因而与Rajan 和Zingales (1998)着眼于金融系统对行业或企业的融资功能不同，Strieborny和Kukenova (2011) [19] 重点关注的是金融发展尤其是银行的发展对于企业或行业管理风险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研究发现，合约密集型行业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美国放松银行管制的州尤其兴盛。金融发展通过风险管理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金融的亲增长效应来自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而不是股票市场，研究认为关系型银行对合约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尤其重要。
3. 动态的金融需求视角
从静态金融供给视角对金融功能与特定行业比较优势的关系研究，有些是着眼于地区整体金融发展水平，认为相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会带来外部融资依赖型行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此处的高金融发展水平一般意味着地区整体的金融规模较大以及金融效率较高，西方静态的金融功能观并未对金融结构予以充分重视，然而金融结构可能直接影响金融效率，其间的理论触发点在于金融结构是否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相匹配，林毅夫等(2003 [20]，2006 [21]，2008 [22]，200 [23]，2012 [24]，2014 [25] )系统地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
林毅夫，章奇和刘明兴(2003)最早从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视角阐释了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金融结构内生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也必须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不同产业和企业的融资要求。文章认为，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的劣势在于信贷审批成本高，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不具有规模经济性，同时，大银行相比具备信息成本优势。而直接融资由于具备较高的上市前期固定成本，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来讲不具备规模经济性。林毅夫与姜烨(2006)专门研究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经济中大型企业的比重越高，则银行越集中越有利于经济发展，若经济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越大，则银行越分散越有利于经济发展。林毅夫与孙希芳(2008)进一步指出，当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处于主导地位时，最优的金融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总体规模的大小，更在于其规模结构是否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林毅夫，孙希芳与姜烨(2009)系统地阐述了其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他们认为，在一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不断变化，基于成本-收益法则，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当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了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同时，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资金动员规模、分散风险方面具有各自的优势。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金融体系中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进一步地，从产业的风险特性出发，银行和金融市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同。当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较稳健，银行是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而对于处于技术前沿的产业来说，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龚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许多产业不断接近世界技术前沿，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将逐步显现。林毅夫等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金融体系演化与经济发展间建立了内生的有机联系，是对既有的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关系理论的系统性深化，有利于厘清金融体系演化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发生顺序与互动逻辑，是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关系理论探索方面的集大成。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从静态的金融供给视角与动态的金融需求视角总结了东西方学者对金融体系结构与实体产业发展之间理论关系的探讨。虽然西方的静态金融功能观具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但这些理论观点的阐释有助于从中微观角度把握金融体系的具体功能与特性，为林毅夫等从需求角度阐释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细节支持。
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金融体系发展与行业比较优势提升的关系方面，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拓展：
1) 研究对象的微观化。将比较优势的研究对象由行业细化到行业中的企业，结合新新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金融体系结构进而企业的财务结构对微观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行为的影响。在考察微观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结合要素禀赋理论与行业比较优势理论，争取打通新新贸易理论同质行业中的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异质行业间的壁垒，分析金融体系结构对异质行业异质企业的综合影响。其中一个可能的问题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其内部企业如果存在资源配置和技术特征上的较大差异，那么最优的金融结构又该具备怎样的特点呢？这方面的突破既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金融体系经济影响复杂性的综合梳理。
2) 加入开放金融的视角。既有文献首先假设各国的金融市场是封闭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本国行业比较优势变动的影响，这在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时是可以成立的；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国家间资金交流愈发频繁，数额越来越巨大，所以若仍保留金融市场封闭的假设，得出的结论以政策建议将有待商榷。因而，有必要从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角度探索金融市场一体化或金融业的跨国投资对一国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结果。
3) 最优金融结构的形成障碍研究。既然经济中存在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那么就有必要分析目前的金融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间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值得强调的是，金融体系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指挥，因而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安排的介入程度和介入方式等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政府与市场对金融体系的参与都存在交易成本，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最优金融结构，并促使金融结构在既定制度框架下能够沿着经济发展的需求轨迹不断演化，这对于经济结构与工业结构均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讲，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致谢
本论文是在我在郭爱美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郭老师科学严谨的科研精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在此，我向郭爱美老师致以我最真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