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增强基层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总体效能的重要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改进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乡村治理主体、改良乡村治理环境等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十四五”期间,乡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繁重任务,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人才、环境、公共服务等问题将成为增强乡村治理效能、补齐社会治理弱项的艰巨挑战。
乡村治理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此过程得到加速,旅游村镇的发展成为研究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对象。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先后获得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乡村旅游发展良好,被荣推为“四川省十大城乡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十四五”时期,在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的意义也将更加凸显。本文通过探究明月村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方式,力图总结以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治理效能增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条件和模式。
2. 乡村治理研究
以乡村为单位进行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基础,加强乡村治理是几千年社会治理的重项。目前对乡村治理的概念并未明确,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之后解决问题,从而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1],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2]。治理现代化方面,俞可平认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应以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和协调为维度进行评价 [3];夏志强、谭毅在研究乡镇治理现代化中提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过程民主化是评价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4]。综合相关学者研究后发现,乡村治理是一动态化的过程,需要在动态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主体、客体、治理方式的有效结合。而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关键表现在于治理权力运行的有序、规范、高效、多元,这是一个相关治理要素不断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
结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的传统乡村治理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结构,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社会治理是一个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阶段,是传统乡村社会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以1949年为界限,前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革命政权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逐步改变了我国乡村的传统性。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是乡村社会现代会的基础条件,1988年我国在乡村地区设置村民自治制度后,乡村治理在环境条件、治理主客体等发生了转变,加快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3. 传统乡村治理特点
3.1. 治理环境封闭性
由于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性,加强了乡村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独立性,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上表达为治理环境的封闭性。在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未发生较大变革的条件下,乡村社会结构总体而言是稳定的,乡村治理的要素并未发生太大改变,这是乡村治理方式的基础。在外部政策、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虽然乡村地区治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乡村治理的边界未被打破,在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上并未重构 [5],整体的治理环境上仍呈现无形的封闭性。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但其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在延续的。
3.2. 治理主体单一性
乡村社会由于其封闭特点,其本质上是熟人社会,研究认为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 [6]。“熟人治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熟人关系中最为稳定和可靠的是亲族关系,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隐性或显性的宗族治理的方式。乡村治理的主体虽不单指个人,但组织的基本个体是人,以熟人和亲缘关系形成乡村社会的纽带,并在此条件下演变出宗族治理之外的“乡贤治理”或“精英治理”等治理方式,乡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总体来说是稳定的。
3.3. 治理方式无序性
乡村治理长期以法律为底线,道德和伦理为依据,乡村治理不规范及相关规范、约定等执行的不足,是乡村治理无序性的最主要体现。有学者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 [7],推行教化,故而有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近几十年以来党和政府对乡村地区的治理不断加强,但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文化等层面的因素,相关治理规范、约定等仍然存在无序性。有学者认为乡村地区无论集权和民主,对小农的作用都不大 [8],这也是乡村地区治理方式无序性的体现。
在一定的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其环境、主体、客体、方式之间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综上所述,传统乡村治理的总体环境及主体、客体、治理方式的变化与结合可表达为以下模型,详见图1。
Figure 1.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图1. 传统乡村治理结构情况
4.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概况
明月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近年来随着该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逐渐摆脱了长久的贫困状态,逐步成为了以文创为核心的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且渐渐成为了相关研究的重要对象。该村有村民小组15个,共809户2320人,依托当地邛窑发展有可追溯的完整村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符合传统乡村治理变革的研究条件。2013年以来,明月村以乡村旅游发展为主导,乡村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获得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四川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等荣誉,新村民(文化创客)和原住民共建共治,积极推进该村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地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有探索和学习价值。
4.2. 研究方法
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在当前研究中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该系统清晰的阐明了系统运行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本文中该模型作用于乡村治理的状态变化研究时,“压力”是基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并作用的,以此形成了新的环境状态,且逐步传导系统内部中从而影响到系统的“状态”,系统内部的状态对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的适应的过程即“响应”,这种适应的结果又将影响到环境。
本文主要通过对文献资料研究总结出传统乡村地区治理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对明月村的相关资料收集查阅、访谈、调研等方式理清明月村乡村发展脉络及转变基本情况。且由于从图1可明确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在于整体环境的变化下其治理的目标、主体、客体、方式等结合转变情况,PSR模型能够较为有效地展现在环境变化下的影响因素的作用传导,故以PSR模型为分析工具,探究明月村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治理的转变。目前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通过对明确的单一案例对比分析,便于明晰乡村旅游和乡村治理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并总结理论模型。
5. 基于PSR模型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探究
5.1. 乡村治理基础更新
一切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经济基础变动的体现,乡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是乡村治理情况改变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地区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 [9],瓦解了旧时代乡村地区的生产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资源流动程度加强,农民在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下降程度下降,且单纯的农业生产产值不能满足生活和发展需求,乡村地区居民对土地和传统农业的依附度大大降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生产领域中,农村地区资源要素流向城市的过程加快,逐步出现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 [9] 的情况,“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的专注重点转向三农,通过建立增产增收机制、开展社会主体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式,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优化调整生产关系。当前推进乡村地区三产融合成为农村地区发展主题,发展乡村旅游成为振兴乡村地区的重要实践,在此情况下乡村地区治理基础逐渐改变。
5.2. 环境压力变化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以乡村地区资源为依托,协调利用外部资源,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增强对旅游市场的吸引性。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地区逐步成为环城游憩带的重要组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快,此过程重点在于资源以乡村旅游发展为线索向乡村地区流动。随着一系列政策规划的落地,明月村旅游乡村建设进一步加快;在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的背景下,2020年接待游客23万人次;通过土地招拍挂手续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本,成立成都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以乡村旅游发展为导向,协调本地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和市场资本,推进文旅公共服务逐步融合;推进文旅人才振兴,持续引入新村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在整体环境上,实现政策规划、市场需求、资金、公共服务、人才等重要要素的变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5.3. 内部状态变动分析
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乡村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并由此延伸到其他资源利用、人气增强和制度更新上。乡村地区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和特色文化上,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打造特色农业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旅游产品,并不断延展产业链条是乡村旅游影响乡村变革的核心线索。在此路径下明月村注重文旅人才的引入与培育,以雷竹、茶叶及邛窑的生产和历史为依托,制定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规划,持续引入陶艺家、设计师、作家以及青年创客等,并积极发挥专业组织作用。加快旅游乡村建设,推进房屋修缮与改建,做好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文旅公共服务基础。推进旅游项目实施、开展旅游活动,提升市场关注度,实现资金、土地等乡村资源要素的合理化配置。以政府搭台、党建引领为指导,健全“三治融合”机制,推进文化创客和原住民共建共治共享。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线索,引发了明月村乡村治理的内容部各要素变动。
5.4. 综合响应变革分析
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动引起其内部状态的动态调整,从而作用和传导至乡村治理的综合响应。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多元化、政策规划指导性强化、市场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等方面。以乡村旅游人才为核心,引入文化创客给予新村民身份,加入到明月村的共建共治共享中,呈现出“多元”“多主体”“多权威”或“多中心” [10] 特征。推进旅游乡村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的指导性地位,突出了“技术治理”和“总体性治理”。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引导配置和管理相关资源要素、组织、生产单位等,使得市场和内部治理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并不断强化市场的导向性作用。挖掘并结合乡村文化以强化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文旅公服融合,对补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综上所述,乡村旅游的发展引起了乡村治理的综合响应变革,从而实现了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的目标。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推进乡村治理从影响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起始,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环境、治理内部状态、治理综合响应的变化,形成了完整的影响链条和模式,详见图2。
Figure 2. PSR model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图2. 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PSR模型
6. 结论与探讨
6.1. 结论
乡村旅游的发展影响了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更新了乡村治理的总体环境,进而带来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等方面的改变,以此增强乡村治理的效能,从而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对明月村的研究可以发现,相较于传统乡村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以下变革,详见图3。
Figure 3. Characteristics diagram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图3. 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特点示意图
一是打破了原有治理环境的封闭性。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游客、文旅人才、资金、政策、城市文化等,这些要素对原有的乡村环境进行了挤压,在新的环境中原有的较为封闭的产业环境、文化环境及较为传统和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加深了乡村文化的变革,冲击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被改变,特别是“新村民”的加入,使得原有的乡村治理环境逐步由封闭转向开放。
二是优化了乡村治理的主客体关系。在原有较为封闭的乡村治理环境下,熟人治村是最为牢固的结构,乡村旅游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冲击了这一框架体系。一方面是原有管理者并不一定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才能和技术,引入和培育专业人才、依靠专业人才和组织成为必然选择,这促进了治理结构的变动,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11]。另一方面专业人才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会与其他人员、组织机构等产生矛盾,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使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达成平衡,治理的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变。
三是促进了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发展。为协调各方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利益,达到乡村发展的目标,乡村治理逐渐形成规范,重视技术性治理与总体化治理相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乡村地区人员数量和组织复杂度增加,加剧了内部利益冲突,在治理过程中需要以有序的、规范的治理方式为导向,突出技术的重要性,并从原有的单一内容的治理向总体治理方向发展。进一步推进乡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强乡村社会稳定性。
6.2. 讨论
以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要点在于变革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并非简单地将旅游业附加到乡村地区。通过旅游与乡村地区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治理基础条件和环境的更新,引导形成新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着眼于乡村内部环境和治理要素更新的同时,更应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待此问题。加快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实现城乡产业互补,以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旅游业,形成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从谋划层面统筹城乡地位,强化乡村地区各类规划与城市地区的系统性衔接;提升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做好乡村地区发展环境保障;注重党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以乡村旅游发展为依托,加快文旅人才向乡村地区流动,因地制宜构建乡村地区治理新模式。积极推进乡村治理基础的更新和环境优化,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要素有效动态结合,从而形成乡村治理的新局面,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我国乡村地区情况差异巨大,乡村治理问题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问题,各地区乡村治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应以着眼于当地整体发展现状,结合地区历史与文化传承做细致的分析。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其作用机制及所达到的效能也会有所不同,后续还需要进行更多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