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个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千差万别的个体生活方式。在传统经济时期,个体行为局限于家庭、家族或是规模有限的村镇,个体互动的结果是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在欧洲启蒙运动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共同推动下,被“现代”和“理性”解放出来的个体,拥有了自主行为能力,个体行为以开放与流动的时空为舞台,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便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但无论个体是出于自主自愿还是被迫的原因选择哪一种方式,其目的都是追求自我满意的一种生活状态。传统共同体个体间的人格化交往,呈现一种简单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但受限于低水平的物质生存条件。现代社会个体间的非人格化交往,在显著改善个体物质生存条件的同时,却导致了个体的符号化和碎片化,快速流变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平衡、不确定、不可预测性和不安全因素,随时可能引发危机和风险。可以认为,无论是传统共同体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还是现代社会以符号化和碎片化为特征的生活方式,都与个体追求的美好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差距。
作为无法离开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化个体,应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在现代共同体中,个体如何协调已经过度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重回传统共同体中那种亲密无间、温馨而平和的精神家园,同时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共同体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共同体的介质性和客观实在性,并分析共同体演变的动力。
2. 共同体意涵的讨论
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1955年,希勒里(G. A. Hillery)发现竟有94种可以彼此区分的定义,到1981年杨庆塑统计时竟有140多种 [1]。这么多相互竞争的概念共存一处,意味着共同体内涵的讨论仍然莫衷一是。下面的文字将通过梳理代表性的观点,尝试探究共同体的意涵所指。
社会学中任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与其时的社会动态密切相关,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催生出了共同体这个概念1。最初的共同体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城邦生活或政治实践活动的总结和提炼,具体指那种拥有共同的伦理价值和利益诉求、个体之间关系亲密且体戚与共的群体生活方式 [2]。亚里士多德将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追求视为共同的善也即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自然就成为了政治共同体的必然使命,于是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了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客观实在 [3]。
滕尼斯在思考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诞生的全新生活方式时,将其指称为“社会”,而用“共同体”这个概念来描述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共同体是工业化前的小规模传统生活社区,以乡村生活和宗教城镇为代表,社会生活简单而稳定。在相对封闭的历史时空里,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形成的一致性和相互融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共享相同的善恶观念,甚至拥有共同的朋友或者敌人。过着个体亲密无间、相对封闭、存在着“我们”或“我们的”意识的共同生活 [1]。涂尔干强调共同体的存在要以自然意志与个体共同的情感和信仰为前提,而强烈的集体意识作为一种粘合剂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 [4]。可以认为,就共同体的表象而言是指一群人,而究其本质还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5]。正是源于共同生活而析出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等因素作为一种凝聚力,共同体才得以突现 [6]。类似地,一个共享某种独有的特质、居住地点或实践活动的人类集体,甚至是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群体,都可以称之为共同体 [7]。有关共同体基本特征的认识,麦基弗特别强调基于共同体个体价值认同的公共善或公共利益 [3]。张志旻、赵世奎等(2010)则认为,源于集体意识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以及源于价值认同的共同目标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8]。
在讨论共同体的类型时,桑德尔将其区分为感情型共同体、工具型共同体、构成型共同体三大类别 [9],王立(2013)还补充了政治共同体这个类型 [10]。根据构成型共同体内涵的界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心理性共同体、记忆性共同体和地区性共同体。但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凸现传统的自然生发型共同体,如源于共同风俗、信仰、习惯和社会记忆的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社会组织;其二是强调现代语境下的关系型共同体,如源于种族和身份认同的种族共同体,共享职业伦理和价值追求的职业共同体及信仰认同的宗教共同体等;其三是基于某种弱的联系纽带联结而成的学术共同体及知识共同体等。在外延较为宽泛时,也可将基于种族或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社会地位、职业类别等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特征而链接起来的各种类别、各种层次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组织都称为共同体 [11]。罗尔斯也将各种类型的“社会联合”都视为共同体,如家庭、由友谊组成的群体和社团等 [12]。
梳理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以发现,共同体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而就其所指为何的讨论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滕尼斯之所以提出“共同体”与“社会”这一对概念,就是要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差异及其机理。共同体时代的个体行为及其互动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空间里完成,呈现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温馨生活。在以理性和追求个体价值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及其互动只能在一个非人格化的、经济活动专门化的开放空间里展开。个体化和异化成为社会常态,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使得分工网络中的个体有一种不确定、不安全和碎片化的孤独感,为了追逐个人利益又不得不强行链接日益疏离的关系,个体交互的结果呈现为凝聚力下降,集体意识日渐模糊,社会整合能力逐渐弱化。就情感而言,个体间交往亲密的共同体生活方式要远好于冷漠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正如鲍曼(2003)所言,共同体才是我们热切希望回归的庇护所 [11]。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只是一种遗失了温馨情感的人类存在方式,对实现人的本质来说,其意义非常有限 [13]。在理性层面,不可能否定现代社会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这个事实,而回到曾经的天堂。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只有扬弃“共同体”与“社会”的内涵,才能有助于准确理解共同体内涵。鉴于共同体内涵的复杂性,下面的文字将从共同体的介质性、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以及共同体的演变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为准确界定共同体的内涵作一点必要的准备。
3. 共同体的介质性
共同体是生物个体实现社会化和已经社会化的个体再去追求个体化的介质。在特定时空里,个体基于持续改善适应状态的需要,主动或被动参与以协作为前提的劳动分工,以此构建了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类共同体,个体只有进入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专门化经济共同体(职业共同体)才能获取物质生存条件,进入共享价值观念的文化共同体满足精神需求,进入形式多样的政治共同体实现其利益诉求,以此最终完成生物性个体的社会化。同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社会性个体,随着经济日益专门化和社会凝聚力及整合能力的下降,开始追求其独立性、主体性及独特的存在价值,此时共同体内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将成为型塑个体化的载体,指引个体化的方向。
共同体是个体自我完善与发展的介质,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形式 [14]。生产活动是个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而参与劳动分工无疑能显著改善个体的生存条件。市场经济法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活动的日益专门化,使得任何一个生物性个体都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成为分工网络中的成员,否则不仅无法获得满意的适应状态,甚至无法单独生存。这种基于分工的协作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个体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为其他个体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基于协作的制度性保障。以此建立的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合作关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便呈现出某种共生共处的特征,个体之间形成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和秩序,于是职业共同体或类似工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而突现。这种基于经济交往而形成的纽带会渗透到个体生活的其他方面,诱导出各种联结或紧密或松散的共同体,最终形成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圈层结构,满足个体各方面的生活需要。此外,在精神层面,个体只有按照形成共识的价值标准去追求公共利益,实现个体间的和谐共处,才能成为公共善的一部分,实现个体生命终极价值诉求 [3]。由此可以认为,共同体是个体为获得满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而自主构建的共生共处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组建共同体而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理论分析和个体实践均表明,共同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介质,能为个体自我完善与发展提供唯一且现实的可能性 [14]。
生物个体的社会化始终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张力,共同体价值的形成及其传承势必对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产生消极的影响,制约个体价值的张扬。而当个体将共同体价值内化为行为标准后,基于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新理解后的个体价值和终极目标得以升华,并以此约束个体自主行为。就其本质而言,个体化是生物个体社会化的扬弃,意味着个体自主自由与完善发展的持续迈进,个体的完整性、独立性和个体价值以及理性自主和自我约束也越发清晰。而个体化的起点只能始基于自我认同,也只能在共同体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自我认同是历史和社会共同形成的,个体既不能自我决定,也不能自我选择。而所有个体只能生活在各种类型的共同体中,经由自我与他者的交往联结成为一个拥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整体,同时也成为各自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共同体中,离开相互联系的他者就无法理解自我。于是,个体虽然仅仅只是他自己的历史的主体,也可以进行解释,但真正完整准确的解释还必须经由他者。正所谓个体自我认同的构成要素只能源于共同体、文化和种族三个方面 [3]。事实上,对个体自我认同十分关键的价值、义利、善恶、理想等,无一例外均来源于家庭、社区、城市及国家等共同体;共同体文化内含的硬核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价值标准及行为规范,基于血统之上的共同信仰与种族文化则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基础性要件。在回答完“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个体才有可能构建一套完整的自我行为准则,知道好的或坏的判断标准,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值得做等都有了清晰的界定。自此,现代人的个体化才能在追求个体独立性、完整性、个体终极价值以及自主选择和自我责任承担的同时,不至于迷失方向,实现个体全面自由发展。
4. 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
共同体是特定时空的历史结构,具有网络层次性、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态特征,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个体而言,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首先表现为普遍性和必然性。历史表明,人最初必然是一种群居状态,生存于部落、氏族、公社等“本源共同体”中。主要是因为在远古时代,单个的人无法独自从自然界获取维持其生存所需的全部物质生活资料 [15]。而在共同体中,个体只须作为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发挥作用,不仅可以获得个人生存需要,还可以满足个体对良善生活的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2009)所谓城邦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追求一种“优良的生活” [15],也有助于个体道德完备 [16]。马克思、恩格斯(2009)也特别强调个体只有通过进入共同体,才能获得完善自我的手段,最终达到个人自由的境界 [17]。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的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个体之间的依赖既必然也越发普遍,每个人都不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越发多样的需要既要求每个个体必须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应对 [11]。这就意味着个体自主能力的每一点提高都必须以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为前提,个体自主空间的每一点拓展都必须以个体对社会依赖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为条件。这种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从而相互依赖的形成与发展,涂尔干称之为社会的有机团结结构。这种驱动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异质性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只能在建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网络中进行。进一步来看,劳动分工和经济活动专业化使得每一个理性个体都只能选择进入分工网络而不能游离其外。个体经济活动既相互独立(有自己的职业和岗位)又紧密相连(基于分工协作的技术经济联系),彼此共同构成日益精密而又复杂的经济有机体。于是卷入分工网络中的个体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又抑或是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变得更加彼此相互依赖 [9]。
共同体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在此在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中,还是未来的自由人联合共同体中,每一个理性的生物性个体都会无一例外地选择参与其中,通过共在、共生和共享的方式满足个体的生存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有助于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 [14]。
5. 共同体演变的动力
学者关于共同体路径的演变有很多讨论。一般认为是从家庭、家族的血缘共同体发展到以村庄为代表的地缘共同体,最后演变为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共同体。杨晓东、马俊峰(2012)将这个一般性的路径提炼为从实体共同体到符号共同体的演变 [18]。在更大的时空范畴里,共同体的演变路径始于原始共同体,到过渡性的现代共同体2 [18] [19] [20],终于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
共同体结构的演变源于个体之间互动时联结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在劳动分工水平较低的传统共同体存续期,个体之间主要基于自然情感和传统习惯的自然意志为纽带。随着劳动分工与经济专门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共同体主要基于理性计算的共同利益诉求、契约及或共享价值观的选择意志为纽带 [19]。至于驱动个体间连接方式不断变化的原因,在吴玉军(2009)看来,正是工业主义作为传统共同体的颠覆力量,将家庭、村落、宗教团体等传统共同体束缚个体自由与发展的坚硬外壳敲碎,从而为个体构建新的现代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21]。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在社会生产中的全方位渗透,通过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破坏将所有现在的甚至是预期可能的各种生产要素都无一例外地裹挟其中,然后逐步演变为涵盖全部经济活动、层次结构复杂而又充满生机,不断向更高专业化水平演进的分工网络。启蒙运动赋予个体以自由、平等及个体价值等观念,还给个体以理性、计算、契约等意识,与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一起成为消解传统共同体的主导力量。脱域后的个体首先拥有了自己的劳动支配权,不再隶属于任何传统共同体,家庭生产功能过渡给工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宁静的乡村生活,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在产业技术进步和资本逐利的共同推动下,经济活动跨越了地域的阻碍,使得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以契约为纽带的“交换社会” [22]。近现代工业化像一把巨大的铁锤,在破除传统习俗和惯例的同时,为个体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家庭与家族、乡村、手工作坊等传统共同体不再是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载体。至此,传统共同体几近解体。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化在赋予个体自由与个体价值,成为拥有理性、计算与契约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将个体推进了不可靠、不确定以及不安全的现代生活中,个体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碎片迷失在异化、不安和不满的躁动中。被过度精致和专业化所锈蚀的善良本性与道德情操也无处安放 [22]。不可否认,现代个体在追求自主自由和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寻找传统共同体曾经带给他们的温馨而宁静以及亲密无间的交往与信任。事实上,个体的社会属性不仅使得个体无法离开共同体而存在,而且急切地想重回曾经的庇护所以获得更满意的适应状态 [11]。个体会基于生活实践或所持价值标准,以同事关系、合作关系、商业贸易关系、民事关系等为纽带 [18],构建诸如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及非赢利组织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现代共同体。以此协调个体生活中现代与传统的张力,平衡个体自由度与情感归属之间的矛盾。
个体对适应的追求首先推动个体间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形成各种可能的经济共同体以不断改善其生存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各种类别共同体。因此可以认为,源于劳动分工的个体间经济互动就成为了现代共同体演变的基础动力。从宏观层次上看,推动传统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演变的动力源于近现代工业化,而其本质还是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较低的分工水平决定了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只能是传统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个体间经济交往只能立基于理性、计算与契约来进行,个体间互动的形式与内容有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这种相互联系的表象自然呈现为现代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可以预期,经济专门化的演进,同样也会改变个体间互动的联系纽带,个体不仅可以摆脱生存束缚,还可以逐步走近个体自由与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援疆专项“喀什大学科技人才培养问题研究——以新型城镇化研究团队为例”(E2018)的部分研究成果。
NOTES
1“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现代社会”是指研究者所选择的某一个社会时点,而在此时点之前的社会形态便可指称为“传统社会”,以此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机理。
2关于现代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张云昊(2006)认为有同业群体、社团、非营利组织、网络社区等。杨晓东、马俊峰(2012)认为有科学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形式。汪火根(2011)将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视为政治共同体,将第二部门的市场或营利组织视为经济共同体,以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为非赢利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