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女勇士:一个生活在群鬼中的少女》是著名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发表于1976年的处女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甫一出版便收获了来自美国社会巨大的反响,并荣获同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它不仅是一部简单描写一个第二代华裔少女美国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是进行族裔、人类学、跨文化和女性主义等领域研究的重要文化读本。这部作品是华裔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此华裔美国文学逐渐从边缘文化走向美国主流文化,汤亭亭也由此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大多数美国华裔小说中都融合了作者的现实经历,带有很浓的自传色彩,《女勇士》也不例外。汤亭亭将经典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自身的现实体验融入小说创作中,而不只是平铺直叙地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典籍故事。即便在叙述中并未明确指出主人公就是自己,但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似真似假,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人物的思绪也往来于现在和过去、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中,借此表现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经历的一系列因文化冲突产生的自我质疑、挣扎、和解。小说的主人公是成千上万华裔美国女性的缩影,从她的遭遇可以管窥20世纪华裔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图景。同时以她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她们内心的反叛精神使其区别于她们的母亲和阿姨,因此产生的间隙、碰撞和冲突也造就了她们的精神痛苦和深刻思考。二元对立的视角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从这种视角解析《女勇士》中各组二元对立,探讨汤亭亭想要传达的思想主旨。
2. 二元对立简介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它是一对意义相互排斥的术语或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分为二,即“把研究对象分为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联系的、排列的、转换的关系来认识对象的复杂结构” [1]。
著名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的鼻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二元对立这种方法实验性地应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探索中,提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他将语言符号看作两面的心理实体,用一组彼此呼应又互相对立的名称“所指”和“能指”来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要素,这“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2]。二元对立不仅可用来探究语言这一系统的性质,这种结构模式也大量存在于文学领域中。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语法的诗歌和诗歌的语法》中用一组诗歌加以论证二元对立结构对情节起到的支撑作用,并创立了语言学诗学这门新学科。同时,这种结构模式在中国的古诗词中也得到了大量应用。王维《山居秋暝》的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中存在着动和静、远和近的对立,描绘了一幅明净又充满生机的山水图景,这些对立中寄托着诗人的高尚情操和理想境界。这一原则在文学批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诗歌以外,学者方汉泉还提议将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论证了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即使有些从表层看不出有二元对立的文本,仍可运用二元对立原则挖掘其深层的内涵。
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是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分析方法,它有助于解读作品中隐含的深层含义和作者的意图。在《女勇士》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能够丰富对人物、情节、主题的理解,体会汤亭亭为无法“发声”的女性表达的诉求,引发读者对女性地位的思考,使人们更关注未来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这对于社会现实抗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把传统经典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现代女性文学作品,这不仅构建起两个学科的桥梁,论证了二元对立原则应用于华裔小说分析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原有理论,也促进了文学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作品分析的一个崭新视角。
3. 人物形象上的二元对立
3.1. 男性的主宰与女性的依附
父权制遍布范围极广,世界各地的女性都饱受其害。而中国父权制的确立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初期,周礼的制定及一系列贵族等级制度的确立决定了男女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父权制的核心就是以男权为中心,具体体现在“男性无论是经济、政治领域, 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法律法规、伦理纲常都是以男性为标准指定的” [4]。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女勇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汤亭亭把一个有着数千年父权传统的旧中国作为她塑造中国人物形象的重要舞台,来说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且难以调和。
传统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统治下的旧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包括女性在内都对这一思想深信不疑,从《西宫外》这一章中月兰的形象塑造中可见一瞥。月兰为维护她正房的地位,飘洋过海来夺回她的丈夫。但她一见到丈夫,就退缩了。月兰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使她无法抱怨她的丈夫抛妻另娶,让她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毕竟女子应遵守“三从四德”,而男子“三妻四妾”也实属正常。即使她的丈夫万般嫌弃她,她也没有生气,反而感到羞愧难当。月兰依赖于别人,就像月亮依靠太阳来发光一样。而当她的丈夫残忍抛弃她,她便失去了人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最终在精神病院了却残生。
斯图亚特·霍尔将雅克·德里达有关二元对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配地位,是把另一极纳入自己操作领域中的一极,在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5]。在由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一极,她们的地位远远不如男性。被父权意识形态控制的月兰实际上是这种社会弊病下的受害者,她的死正是由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
为了反抗男女之间的极度不平等,也是为了颠倒这种二元的等级制度,汤亭亭将花木兰重塑为一个兼具“女性主观性、敏感性和力量感” [6] 的形象,弥补了她本身作为女性的身体缺陷,这个人物兼具男性和女性的优势,这体现了汤亭亭对“雌雄同体”概念的认同,也是她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汤亭亭试图用改编的花木兰的故事来化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借此表达了她“对中国女性所遭受的折磨的懊恼”以及“对女性因男性产生的恐惧和不安的羞耻感的理解” [7],从而表现了她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不满,对性别互补融合以及平等关系的渴望。
3.2. 白人的优越与华裔的“野蛮”
在《女勇士》中,不仅描绘了性别的二元对立,还体现了种族之间的对立。汤亭亭在书中塑造的角色与以往华裔美国作家创造的角色完全不同,区别在于叙述者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她的笔没有仅仅停留在父辈的故事。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决意抛却自己的“根”,做个美国人。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他们都无法逃离来自美国社会的歧视。
叙述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去美国学校上学时,她和其他中国女孩总是保持沉默,因为她们发现自己和美国孩子相当不同,这种差异就产生了意义,而意义是关系的产物。正是华裔与白人的差异指出了女孩的沉默是美国与中国道德秩序不平等的结果,是由中国人在国际上的民族地位造成的。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边缘地位就是种族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
华裔与白人的对立实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西方文化之间对立的体现,即不同的种族与文化间的冲突与对抗。西方人自恃优越,对中国人有主观恶意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贪婪、野蛮、粗鲁。《女勇士》中着重描写了东西方文化在饮食方面观念的不同。在第三章《巫医》中,叙述者的母亲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浣熊、黄鼬、老鹰、鸽子、野鸭、大雁、黑皮的矮脚鸡、蛇、菜园里的蜗牛” [8],这在包括女儿在内的美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在中国还有一些英雄的传奇故事,如唐朝的善猎书生韦滂和清朝的县宰仆役高忠等等。中国人相信“能吃者胜”,这些传奇英雄之所以无敌的原因是他们什么都吃,甚至连鬼也能用油烹。西方文化则与之截然相反,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西方人不吃不洁的食物。在美国,吃的多的人被认为有暴力倾向。因而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在这种误解下,中国人的野蛮形象使白人充满了民族优越感,对中国人愈加鄙夷,从而愈演愈烈。
事实上,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也对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颇有微词。鬼魂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女勇士》中。一方面,这是因为“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中国人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鬼魂”在书中是一个用来区分其他种族的术语。“可在美国,到处都是机器和鬼——的士鬼、巴士鬼、警察鬼、灭火鬼、查表鬼、剪树鬼、杂货店鬼。” [8] 这样的描述表明华裔难以融入美国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世界上的鬼密密麻麻,不只有黑鬼还有白鬼,这些都让他们难以喘息,但又不得不继续和他们打交道。“鬼”之一词实际上是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口头抵制,是华裔和白人之间二元对立的体现。也表现了华裔在异国他乡因文化冲突产生的不适应,侧面写出华裔对来自美国白人社会的歧视的不满。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同时受到了来自中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但因肤色问题,常常被羞辱为“中国佬”“红猴子”等,这就导致第二代华裔对自己文化的身份产生了困惑和质疑,如何在中美文化之间寻求平衡、找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他们所致力追求的。
4. 主题上的二元对立
4.1. 梦境的虚幻与现实的残酷
梦境叙事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叙事手法,以梦境作为叙事形式,通过潜叙述将虚拟的梦境与现实生活和历史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以揭示现实的残酷,描绘族裔历史,帮助人们找寻和建构文化身份。汤亭亭用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在《女勇士》中描绘了华裔美国女性的幻想、梦想和想象,这与她们在异国他乡的现实处境相互冲突,以此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直接或间接地与书中的主旨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章《白虎》中,汤亭亭描绘了一个勇敢而正直的女勇士“花木兰”的形象,她反抗暴政,反对性别歧视。在古代,只有男人才能参军入伍,因此,她男扮女装骑马作战,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她的力量足以超越性别,甚至能成为男人的保护者。而现实中,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男女地位悬殊极大,叙述者作为一个女孩总是被嫌弃。而与她的梦相比,叙述者的美国生活令人失望,现实与梦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组二元对立形成的反差突显了华裔美国女性正在遭受性别歧视的事实。她改编了传统《花木兰》的故事,重塑了一个女勇士的形象,来化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意在激励华裔美国女性追求她们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梦境和现实之间也有某种紧密的联系,换言之,梦在某些方面是对现实的反映。叙述者在梦中细致地描写了身体面临极度饥饿时的反应,她居然看见了两个旋转的金人在跳大地之舞。梦中的饥饿感深入骨髓,这其实反映了叙述者现实生活中物质匮乏的情况,她的家庭总面临食物短缺的烦恼,总得忍受饥饿的痛苦,这也是20世纪华裔在美国艰难求生的体现。
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用来多视角揭示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和情感甚至是政治诉求的技巧。《女勇士》中这些虚幻又奇特的梦境描绘了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们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物质条件的匮乏、文化身份的缺失、家园的失落和种族历史的缺失。
4.2. 传统的桎梏与反叛的解脱
传统与反叛的对立是《女勇士》中最为深刻的主题之一。第一章《无名女人》以叙述者母亲的口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叙述者的姑姑在她丈夫离开多年后,与别家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还怀了孩子,这遭到了村民们的谴责和唾骂。传统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下的旧中国,男人被视为家庭的主人,而妇女则受到各种规则和戒律的束缚,通奸便是犯罪,应受到惩戒。姑姑颠覆了身为人妻的伦理身份,因此,村民们在她即将分娩时蜂拥而入,像强盗般摧毁掠夺她家里能找到的一切。连她的家人也为她感到羞愧,作为惩罚故意遗忘她的存在。最终,姑姑选择带着新生儿自杀,这其实是她对传统伦理身份和伦理秩序的反抗,具体体现在三方面:她柔韧而坚强,勇敢地追求爱情和自由,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她勇于保全情夫的名声,从分娩到死去,都没有说出他是谁,也没有责怪他,相比之下,她的情夫则显得过分懦弱无能;为免于孩子受到父系社会的倾轧,姑姑选择带着孩子赴死。如果说姑姑以沉默的方式反抗父权制,那叙述者则将愤怒诉诸于口,她用笔作为武器,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告诉所有人。她想让每个人都了解不能“发声”的姑姑在父权社会中的悲惨生活和经历。她想鼓励所有女性勇于追求自由,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华裔家庭伦理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纵向纽带,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伦理思想在异国他乡的延伸,而美国伦理则是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横向伦理学。传统与反叛之间的二元对立完全反映在叙述者所代表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身上。在最后一章《胡笳怨曲》中,可以发现叙述者面临着中美伦理秩序之间的矛盾。“我可以自己谋生,可以照顾自己”以及“我不会当人家的奴隶或老婆” [8] 等种种叙述者的自白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勇于挣脱中国封建桎梏的决心,她决意作为一个现代美国人,构建一种新的伦理身份。中国有一句老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叙述者的母亲只是想把女儿送到打字学校,最后让她嫁给一个好丈夫。然而,在她初步认识了中美两国伦理秩序后,她就开始反对她母亲按照中国传统为她安排的生活。她不愿意再像中国传统女性那样,把自己的一生困在家庭中,因此她努力考上大学,想在未来做一名数学家或科学家,以打破美国人优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建立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公平的秩序做出贡献。她所代表的是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的形象。
书中叙述者的母亲英兰和她所代表的传统不断地压迫着女儿,叙述者对母亲的反抗实际上就是她对传统做出的反叛。传统与反叛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困惑,不仅受到来自父辈封建思想的束缚,也受到来自美国社会的歧视和打压。汤亭亭“打破了各种界限,为亚裔美国女性发声,让她们的声音和观点相互作用交融,重新书写了华裔美国女性的历史” [9]。并试图探讨华裔女性应当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并鼓励她们积极构建自己现代美国人的身份。
5. 结语
二元对立是各种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对立的根源,以这种角度剖析《女勇士》无疑是很好的尝试,通过构建性别、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利于读者深刻体会其中蕴含的主题:对父权制女性地位低下的愤懑、对华裔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不甘以及想要寻求改变革新的迫切愿望,从而身临其境地理解华裔女性的处境,对现实环境造成一定积极影响。这种研究视角可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抓住作品的本质。而从解构与重构的角度进行对《女勇士》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通过解构对立关系,旨在实现共生关系。以相互包容和相互理解的理念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很重要的,其本质是跨越性别、阶级和种族之间的鸿沟,来减少冲突,在21世纪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处理这类问题给予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