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有关数据显示,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距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仅跬步之遥。据全国老龄委数据预测看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同时伴随高龄化、失能化、少子化和空巢化,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率已达到70%。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一代户的比重占全国家庭户数的49.5%,尽管一代户包含了同一辈人居住的情况,但不难看出,独居户数增长确实在不断加速。独居老人作为老年人中更为弱势的群体,被贴上“孤独”、“空巢”的标签。但独居老人看似“晚景凄凉”的背后,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亟待挖掘。
目前关于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仍是一大难题,子女与老年人的居住距离选择也成为该难题下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孝道文化下,子女与老年人的居住距离将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中自养的比例,国家也倡导子女能够就近居住以承担老年人部分养老的责任。这就涉及到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与代际居住安排的问题。以往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很广泛,其研究重点多关注老年人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居住距离或居住安排等,近年来也有关注机构养老消费和认知健康等方面。尽管有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具体地研究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探析独居老年人选择独居背后正向影响的研究也较少。随着目前国家针对老年人养老难题倡导子女就近居住,更多研究关注的是代际居住距离的拉近对老年人身、心的正向影响。但代际居住距离的拉近,并不总意味着对老年人的正向影响。本研究认为,一定的代际居住空间的保持,即子女就近居住的同时,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情况下,老年人也可以选择独居。由此,老年人与年轻人可以保持各自的生活步调,而老年人免受家务之累,代际之间也能减少一些可能出现的家庭纠纷,更利于代际正向关系的保持,从而实现子女与老年人“分居而心不离、情不离”,即“分而不离”。
2. 文献综述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逐渐瓦解,家庭结构逐步向微型化、核心化发展。因此,我国独居老人与空巢老人数量明显攀升。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传统家庭照料缺失带来的养老难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向运华等,2022) [1] 。而正因为传统的家庭赡养功能不断弱化,老年群体正在集体面临日益孤独的困境(闫志民等,2014) [2] 。据相关文献研究表明,代际支持正是当前背景下,对老年人幸福感、健康正向感知等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与从正式组织(包括政府、企业、社区、民间组织等)所获得的正式支持不同,非正式支持来自非组织的社会支持供给者集合,包括亲属、邻居、朋友等,具有不确定性,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刘晓婷等,2016) [3] 。本文中,以家庭作为非正式支持的载体,子女作为老年人获得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来源,这种子代与亲代间的非正式支持,学界将其归属于代际支持的范畴。所以在代际支持内容上参照穆光宗对代际支持的划分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心理情感支持三个方面 [4] 。
正如前文所述,独居老年人被大众贴上“孤独”的标签。据统计,在65岁老年群体中,易产生孤独感的约占5%~16%,偶尔感到孤独的约20%~40% (Pinquart等,2001) [5] 。而独居老年人因缺少家人的陪伴和照料,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孤独感也相应变得十分强烈(Smith and Victor, 2019) [6] 。尽管如此,也有学者表明独居或与配偶居住反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更有利,如任强和唐启明(2014) [7] 。向运华等(2022) [1] 通过研究老年人与其子女的居住方式探究老年人认知健康的过程中得出,子女远距离居住对独居老人认知健康水平的提升反而更为有利。尽管老年人作为孤独的易感人群,独居老年人作为孤独的高发人群,但独居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并不总是负向作用。
由此,本文认为,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独居选择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从体现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孤独感入手,子女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存在对于研究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可能有重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以CLHLS2018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Stata中介分析程序,从老年人选择独居的原因入手,分析老年人选择独居的具体决策路径,并结合独居老人的心理特征,引入孤独感作为中介变量,从代际支持的角度探究情感支持、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影响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内在机理,以期分析新时代的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并针对结论得出针对独居老年人特性的相关居住安排、社区服务的建议。由此,本研究探究了代际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作用机制,其次为进一步厘清老年人选择独居的主导因素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考虑到了老年人的心理因素,扩展了关于独居老年人的本土研究。
3. 研究假设
(一) 代际支持与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
费孝通的反馈论认为,我国亲子关系是抚养与赡养的关系,是一种“反馈模式”,有别于西方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的“接力模式”,更注重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费孝通,1983) [8] 。代际支持就是这样一种“反馈与接力模式”下的具体表现。田北海和徐杨(2020)将家庭养老功能划分为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三层面进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具体分析发现,成年子女的外出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经济支持 [9] 。而在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周坚和何梦玲(2019)通过对CLHLS2014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照顾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情感支持则显著影响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10] 。由此可以看出代际支持的几个方面对于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及生活满意度等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本文将子代对亲代在金钱上的支持归为经济支持,将老年人生病时子代的护理情况归为照料支持,而将子代对亲代在生活中的情感联系,如聊天及心事诉说归为情感支持。本文认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能显著影响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即子女的代际支持越多越全面,老年人更有意愿选择独居。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情感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
H2:照料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
H3:经济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孤独感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由Carstensen (1987) [11] 提出,随着个体的不断老化,其察觉到的未来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从而使得不同社会目标的优先性会随之发生变化(Mather & Carstensen, 2005) [12] 。由此,对于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的感受使得人们对情绪状态管理的目标相比其他目标更为重视。敖玲敏、吕厚超和黄希庭(2011) [13] 指出,随着个体慢慢变老,老年人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以及亲密朋友在一起,从而获得情绪意义上的满足感。因此,本文认为,老年人因其感知到时间的有限,更注重与亲人之间的情绪状态方面的互动,故子女的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对老年人有正向的情绪激励。而已有学者得出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如周坚等(2019) [9] ,故本文对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暂不做讨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4: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有显著负向影响。
H5:子女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 老年人孤独感与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贫乏,情感孤独问题十分突出,且缺乏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的老年人会更加孤独,更加想要加入集体中以纾解孤独。有研究表明,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老年人的心理感受比身体健康限制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当老年人主观上感到失落或者压抑时,会增大选择社区或机构照护的可能性(马跃如,2021) [14] 。本文认为,孤独感的产生更多是因为精神慰藉的匮乏,而当老年人选择独立生活即更有独居意愿时,其负向情绪——孤独感相对来说并不占情绪的主导地位。而有意愿选择独居的老年人,可能有着相对充足的代际支持,所以孤独感较弱。可见,孤独感在代际支持与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基于此,假设如下:
H6:孤独感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
H7:孤独感在情感支持与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之间起中介作用。
H8:孤独感在照料支持与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之间起中介作用。
4.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简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英文缩写CLHLS),调查问卷针对存活被访者和死亡老人家属存在两种问卷形式。该调查在1998年进行基线调查,最近的一次跟踪调查共访问了15,874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本文对数据进行筛选,在剔除缺失情况严重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研究使用到的样本容量为15,549人。
(二)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运用SPSS26.0和Stata16.0统计软件,研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独居生活选择的影响路径。主要选取了描述性统计分析、逻辑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以及异质性检验这四种分析方法。首先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各变量的基本情况,利用逻辑回归分析三种代际支持对独居生活选择影响的方向与强度;然后通过Stata16.0探究孤独感在其中承担的中介作用,最后通过替换代理变量的方式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与内生性进行检验,同时进行了异质性检验。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的因变量为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选取的问题“你现在与谁住一起?”作为探究老年人是否独居的代理变量。该问题有几类回答,包括独自居住、机构居住等,根据回答将选择独居的赋值为“1”,选择非独居的赋值为“0”。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解释变量为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本文借鉴以往研究,分别测度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一是情感支持,这一代际支持体现了子女与老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对应的题项为“您平时与谁聊天次数最多?”,测度结果分别对应非子女人员与子女人员。二是照料支持,这一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子女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照料程度,对应题项为“目前,您生病时主要是谁来照顾您?”此题为单选,选项为子女人员的编码为“1”,为非子女人员的编码为“0”,以表示是否获得来自子女的照料支持。三是经济支持,对应题项为“您的子女近一年来给您现金多少元?”。本文通过计算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总额并作取对数处理以缓解异方差以及满足多变量模型服从正态分布的要求。
3) 中介变量
本文以孤独感为中介变量,选取“您是否经常感觉到孤独”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按照孤独感的强弱程度改编为:“总是为5分,经常为4分,有时为3分,很少为2分,从不为1分”。
4) 控制变量
除以上主要解释变量外,影响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还包含个体特征与社会特征等其他因素。故本文借鉴以往研究,选取性别、户籍、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具体解释详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meaning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5. 实证分析
(一) 主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且只有是或否两种状态,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各解释变量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影响。如公式(1)所示,p表示老年人选择独居生活的概率,χn表示影响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各自变量,βn表示各自变量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影响程度。
(1)
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情感支持、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均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存在显著的影响(p < 0.05),其中子女情感支持、照料支持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经济支持对独居选择存在正向影响。
情感支持的系数β为0.136,p < 0.05,OR值为1.146,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情感支持每提高1个单位,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增加14.6% (1.146 − 1),前文中的假设H1得到验证。
照料支持的系数β为0.304,p < 0.05,OR值为1.355,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子女提供照料支持时,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增加35.5% (1.355 − 1),前文中的假设H2得到验证。并且照料支持比情感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影响程度更大。
经济支持的系数β为0.172,p < 0.05,OR值为1.188,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经济支持每提高1个单位,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提高18.8% (1.188 − 1),前文中的假设H3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户籍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无显著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均在5%的水平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影响。由实证结果可见,低龄男性老年人相对于其他老年人有更高的概率选择独居生活。而且子女的代际支持确实让老年人更有意愿选择独居,当然,除此之外婚姻状况及年龄也显著地影响着独居老年人的居住选择。低龄、有伴侣的老年人在有子女代际支持的前提下,选择独立居住的概率更大,说明除了代际支持,来自伴侣的陪伴也能让增加老年人进行独居选择的概率。与高龄老年人相比,低龄老年人患慢性病及不能自理的情况较少,独居的概率也更大。
(二) 中介效应检验
完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检验后,关于因变量为类别变量的中介检验,以往研究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做因变量为M,自变量为X的线性回归;第二步:做因变量Y对自变量X和M的Logistic回归;第三步:由Stata中介效应算法比较p值与Z值绝对值,根据对应数值得出中介效应显著。以下是两个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
第一步:做以情感支持、照料支持为自变量,以户籍等为控制变量,以孤独感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成负数,假设H4、H5得验证。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intermediate variables
表3.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
第二步:分别做情感支持与孤独感、照料支持与孤独感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逻辑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孤独感在两个回归方程里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分别为−0.502和−0.491,因而孤独感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假设H6成立。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o dependent variables
表4.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逻辑回归
第三步:Stata软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为:1) 孤独感在情感支持与独居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Z值等于−3.692,|Z| = 3.692 > 1.96,p = 0.0002 < 0.05,因此H7成立。2) 孤独感在照料支持与独居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Z值等于9.109,|Z| > 1.96,p = 0 < 0.05,故H8成立。
孤独感在情感支持与独居选择、照料支持和独居选择之间皆有中介作用,而在照料支持与独居选择间的中介作用更强。依据现实情境,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代际间的支持,尽管有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但由于目前年轻人离家工作,老年人也更愿意理解年轻人的社会压力较重的情况。所以老年人在有代际支持的情况下,孤独感因而减轻,选择独居更像是一种适应性的居住选择。在自身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拥有代际情感支持的老年人,更愿意通过独居来表达对子女外出工作的体谅与自身对老年生活的追求;照料支持相较于情感支持,更多地不是通过远程、口头表达的方式来体现代际支持,而是需要子女对老年人衣食起居的护理与照顾。当老年人拥有需要子女身体力行的照料支持时,一方面可以时常与子女见面缓解孤独感,另一方面可以缓解老年人担忧重病或身体不便时无人照看的担忧,从而使得独居并不是一件“凄凉”的事 [15] 。
(三) 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结论具有稳健性,以及佐证代际支持不同代理变量的一致性,借鉴以往文献,选择其它问题作为代际支持的代理变量,并选择Logistic检验。利用问题“您有心事最先对谁讲?”作为情感支持新的代理变量,此问题与原问题相似,皆体现了代际之间情感交流的频率与强度,本文仍用原问题作为照料支持与经济支持的代理变量 [13]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正负效应没有发生变化,且显著性水平、OR值等也无实质性的改变,因而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changing the proxy variables of emotional support
表5. 改变情感支持代理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2) 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群体存在异质性且基准模型的结果发现不同户籍、不同性别及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户籍、性别和婚姻状况三个角度来进行异质性分析。表6展示了子样本回归的结果。
分户籍来看,在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样本中,独居选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在选择独居上农村与城市户籍的影响差异不大,但从结果上来看,城市户籍的老年人在有代际支持的情况下独居的可能性更大。分组检验发现,不同户籍组间回归系数的整体差异在1%的水平下显著。分性别来看,女性老年人中选择独居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男性老年人中这一回归结果不显著。分组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组间回归系数的整体差异非常显著。说明代际支持在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问题上的影响很大。分婚姻状况来看,有伴偶与无伴偶的老年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代际支持对于无伴偶的老年人在独居问题上的影响更大。总体而言,代际支持在城市、女性、无伴偶样本中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影响更大。
Table 6. Sub-sample tes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residential choice of elderly living alone
表6. 代际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分样本检验
注:① 表中数据为变量系数,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② *p < 0.05;**p < 0.01;***p < 0.001。
3) 内生性检验
针对实证结果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探讨遗漏变量的问题。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除了衡量代际支持的核心解释变量外,本文先对相关变量与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分别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选择有显著影响的加入控制变量,从多方面考虑了可能会影响独居生活选择的各种变量,把遗漏变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其次,关于测量误差问题。对于独居生活选择这一变量,从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构建解释变量,从情感、照料、经济三方面全面衡量了老年人选择独居生活的原因,发生测量误差的可能性较小。最后一个是反向因果的问题。若存在反向因果,那么符合逻辑的表现是老年人越倾向选择独居生活,其子女情感支持、照料支持就会越弱,即存在着反向的关系。但在前面的回归检验中发现,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出现的概率应该很低。
6. 结论与启示
从分析结果中可得出以下结论:1) 三类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独居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并不相同。子女情感支持、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对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且照料支持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支持、情感支持。这说明,比起物质与金钱需求以及子女口头的情感关怀,老年人更需要被照料被爱护被尊重,这一结果再一次印证了子女照料对独居老年人的正向作用。尽管子女不一定要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才能提供照料支持,但子女的就近居住确实为照料支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2) 孤独感承担了代际支持与独居老年人居住选择的部分中介作用。老年人的孤独感在情感支持、照料支持与选择独居生活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在后者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这表明,子女的代际支持确实能让老年人逐步脱离与子女同住的情况,老年人在代际支持充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更凸显的情况下,其孤独感会减弱,而孤独感的减弱促使老年人更有意愿选择独居。可以看出,代际支持特别是情感、照料双方面的支持,对于独居老年人晚年的居住选择是有显著影响的。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针对老年人养老的居住选择问题及可能涉及的其他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 合理安排代际居住距离与空间,实现分而不离
如前文所述,代际支持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从而使其愿意选择独居生活,但代际支持的具体方面,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需要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老年人因其年迈及情感上依赖子女,子女可以通过远程或口头的情感支持给予老年人一些精神慰藉,但是照料支持的缺乏一定程度上还是会使老年人对代际支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尽管整体来看,代际支持的满足可以使老年人独居的概率增加,子女也应尽可能就近居住并提供照料支持,即缩短代际居住距离同时也可以保持代际居住空间。即在缩短代际居住距离的同时,保持代际居住空间,形成“分而不离”的居住选择模式。
(二) 增强代际支持,家庭自养与社区养老相结合
本文的结论是代际支持的增强让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相对增大,但对代际支持的强度是有要求的,需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三方面的结合。代际支持的增强可以加强老年人在养老上自养的比例,也加大了老年人独居的概率,这样的情况也同样需要社区力量的配合,但社区的压力会相应减少一些。社区也可以针对有代际支持的老年人,精准满足其代际支持中较为匮乏的方面,例如独居老年人所获得的情感支持较弱,社区就可以加强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将社区照料更多地更精准地提供给更需要照料支持的老年人。
(三) 独居老年人积极进行社会参与,保持身心健康
拥有较强代际支持而更愿意选择独居生活的老年人,尽管其孤独感相对较弱,但是也要关注其独居后孤独感增强的情况。相关研究显示,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孤独感有缓解作用,独居老年人无论是“群体交往型社会参与”还是“自我消遣型社会参与”,即无论是结伴出游、打麻将等还是种花、阅读等都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16] ,更有利于保持老年人晚年的身心健康。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了数据的影响。例如,CLHLS2018中三种代际支持的代理变量测量并不相同,有的为多选题,有的为单选题,也没有相关的强度、质量的评价指标。同时由于部分变量的系统缺失值较大,没有纳入作为控制变量,从而使得研究结论较为单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BJY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