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股权制衡是指几个大股东共享企业的控制权，使得任何一方无法做出仅仅有利于自身的企业重要决策，从而达到相互制约的效果。同时，完善的股权治理结构作为企业委托代理冲突的核心元素，既能够让企业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又能够降低审计师所承担的审计风险，审计定价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也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国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问题一直受到外界所关注的原因所在。那么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是否会影响审计定价？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之间扮演者什么样的角色？鉴于此，本文考察我国上市企业的股权制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效果，以及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领域。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
由Simunic (1980) [1] 提出的经典审计定价模型中可知：审计定价主要由三部分购成，分别为审计成本、风险溢价以及正常营业利润。股权制衡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一种，体现在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约束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冲突(Jensen, 1976) [2] ，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环境(杨华，2015) [3] ，更为有效的抑制“隧道行为”以及“掏空行为”等。杨惠贤(2021) [4] 提出股权分散有利于减少其他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易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公司治理效率，进而降低审计风险，相应的会减少企业的审计费用。而祖笠(2017) [5] 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出发，发现存在股权制衡的企业，更容易产生低效率的内部控制，进而导致股东更倾向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其审计定价也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审计定价越高。
H1b：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审计定价越低。
2.2. 媒体监督、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
媒体监督对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外部治理效应(Miller G S, 2006) [6] ，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及时的传递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发生(Dyck, A. 2002) [7] 。李培功(2010) [8] 提出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帮助审计师感知企业的审计风险，进而影响其对风险的判断。刘易斯(2021) [9] 对此补充道，负面报道还能够促进企业改正违规行为，以便更好的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的筛选：1) 剔除ST、*ST、PT类企业；2) 剔除披露不全的企业；3) 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通过STATA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
3.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以上市公司所有审计相关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审计定价的衡量指标。
解释变量：以企业第二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值作为股权制衡的衡量指标。
调节变量：以媒体负面报道新闻总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媒体监督的衡量指标。
同时，借鉴以往研究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会计信息披露(AI)、是否亏损(LOSS)、股权集中(EC)、资产负债率(LEV)、企业价值(Q)、审计意见类型(TYPE)、外部审计机构(BIG4)、年度(YEAR)。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表1. 相关变量定义
3.3. 模型构建
为检验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1)以检验假设H1a、H1b：
(1)
为检验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模型(2)、(3)以检验假设H2：
(2)
(3)
其中：
为各控制变量。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表2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审计定价的最小值为12.346，最大值为17.003，说明我国物流企业之间的审计定价差异较大；股权制衡的均值为0.368，说明物流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普遍较低，可能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媒体监督的最小值为3.912，最大值为8.158，均值为5.485，说明不同物流企业的媒体监督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差不大。
4.2. 多元回归分析
表3为多元回归结果。第(1)~(3)列为企业媒体监督、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的检验结果。第(1)列中股权制衡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能够加强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其审计定价也就越高，H1a得到验证，拒绝H1b。第(2)列中媒体监督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第(3)列中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对审计定价的影像中具有调节效应，并且该调节效应具有替代效应，即媒体监督会弱化股权制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H2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市场化程度对上述现象的影响，本文在全样本的基础上按照企业办公地市场化指数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4)~(7)列所示。第(4)、(6)列中股权制衡的回归系数仅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显著为正，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市场化程度意味着更激烈的企业竞争，其他股东就越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进行披露和监督。第(5)、(6)列中交互项系数在市场化程度高时显著为负，在市场化程度低时为负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信息传递越迅速、全面，舆论监督作用越强，因此大股东越会约束自身行为，做出更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决策。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多元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以审计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重新衡量审计定价，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即本文所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5. 结论
本文以我国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媒体监督、股权制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其负担的审计定价越高；媒体监督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媒体监督在股权制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中存在替代效应，且该替代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