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深入发展,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体系。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是养老金支付的“主力军”,承担了主要保障责任,但在老龄化发展趋势下,其支出压力日益加大;第二支柱为企业(职业)年金,与第一支柱发展规模很小;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较为缓慢,近几年开始得到关注,但总体而言对养老保障的支撑不足。同时,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格局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少子化家庭、不婚族、丁克族等生育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独生子女面临的养老压力不断加大。可见,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在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的同时,有利于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助推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和持续发展。
2. 相关理论综述和研究假设
通过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居民完善自身养老保障的有效方式。早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要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多元化供给,为居民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选择。郭士祺研究指出在股票市场中,互联网与社会参与渠道可以有效提供信息,促进居民的股票购买行为 [1]。杨碧云等表明网络使用对居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有正向影响 [2]。一般而言,居民除了通过电视、报纸等基本渠道获得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信息外,还会通过互联网、手机的使用等线上渠道获取信息。居民通过使用线上渠道,既方便快捷,又能降低获取信息成本,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3]。童杉杉研究了教育水平、媒体使用对我国城乡居民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利用Logit模型回归发现媒体使用中互联网对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影响最大 [4]。
可见,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路径的探索。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有促进作用。
此外,我国各区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互联网普及率可能不高,导致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从而也较少会通过互联网去获取商业养老保险相关资讯。同时,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一直以来存在参与主体少、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保险公司和农民参与积极性都不高,进一步阻塞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 [5]。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是否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决策有促进作用,并区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参保决策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商业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3. 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
3.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取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提取其中有关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等数据,整理分析样本。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情况,有效样本为12,341个。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情况(包括手机上网),有效样本为12,574个。此外,本文未将70岁以上老人的样本考虑在内,因为这部分人群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较低。最终,一共得到10,115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界定与模型构建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取值为1,未参与的取值为0。有效数据共有9917个,其中居民参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仅有8.88%。
3.2.2.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包括手机上网)情况,根据使用频率分为5个级别:从不使用、很少使用、有时使用、经常使用和频繁使用,以1~5来表示。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户口类型、人口流动情况、基本养老金参保情况、家庭全年总收入、居民金融投资情况、未成年子女数量、婚姻状况、性别和年龄。其中受教育水平按照“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0~4;健康状况按照“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赋值1~5;人口流动情况按照“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赋值1和0;基本养老金参保情况,将“参加”取1,“没有参加”取0;婚姻状况中将“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同居”赋值1,“未婚、离婚、丧偶”赋值0;性别按照“男”和“女”赋值1和0。样本变量和解释详见表1。
3.3. 模型构建
本文适合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是否持有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公式中,
表示居民i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
表示居民i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为一系列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的控制变量;
为随机误差项;
和
为待估参数。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所示,可知居民平均年龄约为49.3岁,男性约占46.67%,女性占53.33%。已婚居民超过五分之四。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有70.85%。本地居民约占84.63%,流动人口约占15.37%。全年家庭总收入均值约为9万元。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ample variables
表1.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2. 互联网使用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首先对假设1进行验证分析,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为控制变量组,模型2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下,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显著性的正向影响,通过将probit结果转换成可量化比较的概率,得知在互联网使用频率从1到5时,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从0.02%、0.04%、0.05%,0.07%上升0.11%,即居民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互联网接触更加频繁,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倾向就越高。因此假设1得到有效验证。
Table 2.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表2.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4.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由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互联网普及性、可及性和使用频率上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互联网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商业养老保险购买决策上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居民户口性质划分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两组样本,并进行分组验证。
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互联网使用在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决策上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通过对比,明显可知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购买决策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假设2得到验证。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率较高,城镇居民通过使用互联网经常可以接收到有关商业养老保险的信息,久而久之对投资金融信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并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定了解基础;而对农村居民来说,乡村网络基础建设不完善,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不高,平时接触商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信息的机会不多,随着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农村居民在接收到商业养老保险等相关新知识时,会引起其较大的关注度,因此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的购买决策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两者会存在一定差异。
Table 3.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表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Probit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并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参保决策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第二,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其中对乡村居民的影响较城市居民的大。基于上述结果,为促进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第一,加快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是一项整体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大力发展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专业养老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和基金、商业养老金等,引入符合养老金融要求的更多类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新路径。
第二,加快商业保险与大众传媒的深入融合,注重正面信息的传播。一方面,可以拓宽商业保险的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新技术,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保险业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从业机构合规经营,建立健全标准体系,规范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为保险业与大众传媒的融合营造适宜的环境。
第三,政企合作加强养老金融知识普及。可以由政府牵头,金融机构参与支持,加强居民金融素养培育,引导老百姓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养老意识;同时加强居民数字素养培育,弥合“数字鸿沟”,增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培育金融投资养老观念,促进商业养老保险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