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教师使用统编教材是历史的选择
1.1. 移植期(1949~1956)
1949年新中国成立,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的任务”。根据这个任务,1951年,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根据提出,“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我国开始参考苏联的教材建设经验,对旧的教材和教材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可以说是将苏联的教材建设方式方向移植到了我国。在这个移植期,我国做了这样两步工作来落实统编教材的编写:1) 建立了统编通用的教材制度。2) 编写出版了两套统编教材。
1.2. 探索期(1957~1965)
其实也可以叫改造期,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苏联经济建设产生弊端,让我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想要真正的发展,对于苏联的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1960年,教育部党组在《关于适应教学改革,改编教材的报告》中规定:“编辑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1963年,人教社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些情况》中指出,“摸索出一条具体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道路”,明确指出教材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1.3. 消退期(1966~19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教育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全国通用的统编教材被看作“封资修的大杂烩”,成为批判的对象,负责编写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所有编辑、出版的教材被停止使用。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提倡各地自编、自审、自用教材。1969年,人教社全体干部、职工下放干校劳动,直到1977年,经干校分配到各地的编辑干部才陆续调回。这一阶段统编教材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体处于消退期。
1.4. 恢复期(1977~1985)
这里有一个历史节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针对教育体制和机构问题指出,“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针对教材建设,邓小平指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由此,统编教材建设开始进入全面的恢复期。
1.5. 蛰伏斯(1986~1911)
1985年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选用。也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负责审定教材。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标志着统编教材制度开始向审定教材制度转变,“一纲一本”被“一纲多本”所代替。这一时期一共编写了三套统编教材。
1.6. 创新期(2012~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确立了教材建设的新任务。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由此,统编教材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员会。可见,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按教育部要求,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统一使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2019年6月,有关部门启动了关于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的专项调查研究。直至今年2022年,实现了所有省份全覆盖 [1]。
经过对于三科统编教材的历史脉络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来进一步更清晰的证实教师使用统编教材是必然趋势。
首先,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体现国家意志。从刚才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小学教材很长一段时间都实行“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统一制度,但“一纲一本”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容易忽视地域间的差异,阻碍了教材多样化发展。因此,直到蛰伏期“一纲一本”被“一纲多本”代替。但是,由于“多本”教材及其使用逐渐脱离了“一纲”的基本标准,带来了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乱象。譬如,教科书评价制度缺失;教材及其使用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克隆”现象严重;学生学习负担加重等,使得课程与教学改革阻力重重。为了尽可能解决这类问题,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开启了“统编、统审、统用”的新征程。“统筹为主”,既不是排除多样性,也不是由多样性走向绝对统一性,而是“统分结合、分类指导”。所以,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对于统编教材做一个概念界定,“统编教材是指在一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指导下,由国家和政府统一组织编写和审定、全国统一出版和使用的教材”。由此可见,教材的使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彰显国家意志,落实国家要求。那使用教材的教师也就需要各展所长,开展多元化实施,凸显教学个性,贴近国家意志,更要在使用统编教材的过程中不能忘了这一个“统”字。
其次,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促进课程与教学改革。对于上一部分我想念表达的教师在使用统编教材的过程中应该凸显教学个性,有学者也在论文中表达了“教材使用呼唤着有创造性的教学,需要课程教材教法观念的全面更新与变革。”的想法。这里更新与变革不是说要改变以前的教学方式、模式,而是“要尊重历史,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样使用统编教材对教师和课程与教学整体的改革来说都是这是必然趋势,需要教师们跟进落实。
最后,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推进立德树人。从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统编教材的推进不是一项一般的工程,蕴含着思想观念、精神价值,更体现着国家对人才培养要求——也就是立德树人,而这也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可以通过教材促进教学方向的转变,转向人的发展、转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所以教师更是要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要求落实到学科教学中,而统编教材的使用,是必经之路,也是教师最好的选择。
2. 聚焦问题:“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
2.1.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一种对立关系
“用教材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倡导的重要理念,它将传统教学的诸多问题归咎于教师照本宣科“教教材”的行为,认为教师必须“用教材教”才能体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坚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明确提出,究竟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是区分新旧教学的分水岭。
2.2.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一种粘连而非对立关系。
认为“用教材教”论者对“教教材”所作的批判是一种假想的批判。“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学中应根据教材本身特点和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合理使用教材,避免把教材视为固化的知识体系,不假思索地向学生灌输。另一方面,也不得以创新为名,不顾师生现有条件脱离教材,随意组织教学内容。换言之,“教教材”也是用教材来教,“用教材教”主要还得教教材。
2.3. “用教材教”与“教教材”是体用一致的关系
意思就是既要使用制度也要在使用过程中创新。“教教材”又不只是“教教材”,“用教材教”又不只是“用教材教”。前者是指要尊重教材的公共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但同时要意识到教材对课程的组织包括课程内容组织与学习经验组织,教师在教教材时需要将课程内容与学习经验组织在一起。后者强调教材除了传达知识性内容外,还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教材既是教材,又是教具。在“教教材”的同时也就是在“用教材教”。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完成和成就的。
虽然很多学者对于上述观点都进行过解答和陈述,但这样无形的争论却增加了教师对教材使用的困惑。另外也比较有意思的是,2018年政策层面为了尽可能地解决教师的这种困惑颁布了《教育部教材局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检查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为维护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材,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 [2]。这一规定原本是为了纠正和清理以其他未经审定的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但同时牵动教师反思究竟在何种程度、多大范围内可以对教材加以改造。如果说课程改革之初,一线教师谈“教教材”色变,生怕被扣上教学方式陈旧的帽子,现在教师又开始担心是否会因为未做到“教教材”而面临教学实践的法理性缺失问题。如果仅遵循严格规则“教教材”,那么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的作用可能会被忽视;如若只是追求规则“用教材教”,那么统编教材的价值就可能不会得以真正的发挥。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讲统编教材的内容作为依据,而又不局限于教材内容。“教教材”不止是一成不变的“教教材”,“用教材教”也不止是随意的“用教材教”。其中“用”是关键,“如何用”则是如何使用规则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下一步要搞清楚的问题 [3]。
3. 推论策略:如何用好三科统编教材
3.1. 科学看待统编教材的使用,最大化发挥统编教材的效益
我们上一部分也提到了统编教材关于“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的三种取向。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取向是并行不相悖的,不能简单地分出谁高谁低、谁优谁劣,有时候,甚至可以同时在一课中使用,只不过它们各自都有所侧重而已。具体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统编教材的使用方式 [4]。
教学方法上的调整。例如,讲述统编历史教材内容时,有的教师采用故事教学、谈话教学等方法,对历史进行准确、生动的讲述,这要比把历史课堂变成“原因–经过–结果”这种干巴巴的三段式教学模式更有效益和效率。
教材内容上的整合。例如,有的教师在讲《沟通中外的“丝绸之路”》时,用“文化之路”“技术之路”“贸易之路”“交友之路”“发展之路”五个特征,来讲述“丝绸之路”。这种教材的使用更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也切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教学资源上的开发与使用。例如,有的教师在上《五四运动》这节课时,为了让学生了解“五四运动”爆发后运动中心转移、扩大并席卷全国的概况,教师适当补充了教材文本中没有的《五四运动形势图》,教师利用地图形象地呈现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讲解五四运动扩大的情况,学生通过观察地图,很直观地了解了五四运动的空间分布,有利于学生时空观念的形成。
教学情景上的创设。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下进行的,离开了情境,就失去了育人氛围。学者也在参考文献中提出,好的情境具有好的育人效果。因此,新统编教材也提倡“情境教学”,要求教师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让活动尽可能有“情境”,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3.2. 尽力掌握新时代备课内涵,最大化突破统编教材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的备课,教师是把主要精力用在钻研教材、熟悉教材内容上,虽然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教师在使用新统编教材时继续发扬。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需要。新时代备课需要包括吃透教材、研读课标和洞察学情三方面主要内容。
1) 吃透教材。虽然现在大家都提倡双主体教学等教学方式,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教师在教材使用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吃透教材,想要吃透教材就需要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最基本的,教师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准。二就要求教师要有创新精神。
2) 研读课标。课程标准是教材的上位概念,也是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使用教材时理应了解课程标准,和新统编教材对照着读,以加深对教材编写理念和设计意图的理解。教师把课标和教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知道教材哪些方面发生变化了,创新了,这些变化、创新是源于哪些理论、政策的要求。这样,教师的眼界就自然而然地开阔一些,对于如何用好新教材,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
3) 洞察学情。这里所说的“学情”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形”;二是指“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形”。我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形,学科最新发展成果与前沿。作为一线教师,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至少要了解学科最新发展动态与主要成果,这对于使用好统编教材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二种情形,既是统编教材编写者要关注的,更是一线教师要深入研究的。现在的教材之所以堪称新教材,其重要原因是现在的教材除了便于教师教之外,也更利于学生学。所以作为一线教师,洞察学情是使用统编教材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5]。
3.3. 从自身改变教学方式,强化使用统编教材的能力 [6]
1) 建议教师要自行处理好教材使用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
一线教师要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合理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师们也不要过度使用多媒体手段,并不是所有的课都适合用多媒体。例如,在现在语文课上,多媒体手段使用确实太多了。课堂那么热闹,各种活动安排得很满,学生就失去了“会意”与“感悟”的空间,多媒体对于诗歌教学乃至语文教学,弊多利少 [7]。
2) 建议教师要辩证的看待和使用任何一种教学方式。
特别要指出的是,教师和学生是相互成就的,所以一线教师更要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学生毕竟思维没有完全的成熟,有的探究活动不给予适当引导,学生就会茫然,无从下手,但如果引导性过强又会导致学生照葫芦画瓢,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所以一线教师要学会在开放性与引导性中间把握分寸,以此来最大化发挥统编教材的育人作用 [8]。
4. 结语
从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高度推进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统编统审统用三科教材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 [10]。总的来讲,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既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重要工作任务,承载着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对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殷切期望。我们必须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提升普通高中育人水平,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