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婚恋观是人们在处理爱情、婚姻问题时所持的根本原则和核心态度,是个体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人格的鲜明反映。如黑格尔所言:“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达到统一”( [1] pp. 326-332)。爱情作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最具有生命力的主题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有两个特色,那就是整体风格的婉约化和主体意识的男性化。换句话说,就是男人写的女性化的诗。他们的作品频繁地描述女性,但其中的女性生活是裁剪过的,只剩下婚恋生活的一隅”( [2] p. 86),可见中国爱情文学作品多是以男性视角出发。而《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爱情诗大约近80首,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占比达到三分之一。《诗经》不仅可称为我国爱情文学的源头之一,且无疑是反映周代女性的择偶取向和婚恋观的文学作品。与后世众多吟唱爱情的文学作品相比,《诗经》爱情诗不仅表现了爱情中男欢女悦之美好,并且通过塑造典型女性形象歌颂了女性极富生命活力的婚恋观,体现出了女性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和强烈追求,后者继而深化了前者的内涵,从而实现了诗篇主题的升华。本文试图梳理研究《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主要内容,揭示其跨越千年仍具有的当代价值。
2. 《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主要内容
《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主要内容以婚恋阶段为划分,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对爱情热烈的追求、对婚姻忠贞的坚守,以及诀别怨偶时的理智和刚烈。
(一)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对爱情热烈、坦率地追求。《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爱情坦率与热烈地追求。在《诗经》中尽管各女子的性情性格和恋爱交往方式各有不同,但对心上人的表白都是大胆而热烈的。如《王风·大车》中因爱而生忧虑,从“畏子不敢”至“畏子不奔”,在表达出心中忧虑男子不敢与自己相爱的同时,也体现出了该女子求爱的大胆;在面对顾虑过多的情郎时,女子怀着热烈的爱则直白地发出了“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的誓言。此篇前两章先写女子的相思之情和因爱生忧,三章则以女子之口立言“誓不相离”,鲜明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热烈而执着的追求( [3] p. 53)。
在《郑风·褰裳》中,我们能看到更直白、明确的表达。历来学者大都认同此篇是一首非常活泼的爱情诗,但其中也有分歧。具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此篇主题是女子思慕于男子,因而主动发出了幽会的邀请,而男子过于迟钝没有理解女子意思,于是女子便唱歌以“狂童之狂也且”来挑逗男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男子对女子许是无意,因此刻意回避,女子明白后便坦言“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来表达自己并无死缠烂打的打算。当今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女子与男子已是情侣关系,此篇是女子埋怨或是戏谑情郎,女子因男子爽约而产生小情绪,因此说出了赌气的话。虽然解读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认同了此文中女子求爱的热情和对爱情得失的坦率,这也正是此篇诗歌的核心。尤其是从第二种观点出发,虽然女子思慕“子”,但若是自己并非“子”思慕的对象,那么“子”在心中自然也不再有任何意义,简而言之,“‘思’是‘我’与‘子’一切关系的实质和基础”( [3] p. 53),鲜明体现出了女子对心仪之人热烈的追求和直率的表达。
(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对婚姻忠贞、专一的要求。“一如没有自由就没有爱情一样,没有忠贞也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4] p. 11)。忠贞、专一是人们在追求爱情和幸福婚姻时坚守的原则之一,而在两性地位并不平等的封建社会中少有以同样的标准要求男子忠贞的,但《诗经》爱情诗中的男子和女子却并不如此。《郑风·出其东门》中,男子便表示“出去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虽然美人如云,但男子只专情于这一位素衣绿巾的女子,这不可谓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与“天下人何限,即谦只为汝”(《昊声歌·华山矶》)一样,都是《诗经》中追求专一爱情观的体现。而与之相反的那些背信弃义、朝令暮改的男子自然是《诗经》中谴责的对象。如《卫风·氓》便是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女主人公对自己如何果敢地追求爱情,又是如何被男子欺骗,最终愤而断绝关系的叙述,从而鲜明地揭示出此篇赞美爱情忠贞,要求爱情专一的主题。
《卫风·氓》中的女子首先是在知晓了“氓”社会地位较低的情况下与其自由恋爱的,不但没有嫌弃男子家贫,还因为认为他勤劳、敦厚而断然决定“以我贿迁”。婚后虽然“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但始终任劳任怨,对家中没有一丝懈怠。女子这样深厚的爱恋之情却没有得到男子的爱怜。“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在女子容颜老去之时,男子先是“士也罔极”,对女子三心二意,继而更是“至于暴矣”,蛮横打骂。显而易见,女子并非是因家贫而决意离开,而是无法接受男子的背信弃义和三心二意。女子的勤劳和忠贞这与男子的背信弃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鲜明体现出了《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对专一、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与怨偶理智、决绝地决裂。在《诗经》爱情诗中,女子在面对情郎移情别恋、丈夫背信弃义时,并没有无底线地原谅或是自怨自艾,而是始终葆有乐观、理智的情绪,能够清醒果断地作出诀别的选择。《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历来被认为是《诗经》较为缺乏反抗性的女性形象,但她面对丈夫在发达后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没有将过错归于自身,而是表示“我躬不阅,惶蓄我后”。既然现在不容我,那么走后的事自然也不用我空牵挂,这虽然体现了女子的哀怨之情,但也并非仅是弱女子的唉声叹气,同样也是女子在道义立场上对男子喜新厌旧的责备。虽然《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并没有男女平等的意识,但这并不是责备此女子软弱的理由,毕竟人的思想是无法逃脱时代的限制而存在的。而《卫风·氓》中的女子则能够更为清醒、理智地认识到在当时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中不对等的地位,面对怨偶时的态度也更为决绝,决定也更为果敢。
在《卫风·氓》中,女子面对着婚后丈夫的三心二意,不仅没有如《邶风·谷风》中的女子一样只哀怨和悲叹自己命运不济、遇人不淑,而是冷静剖析了婚变的原因不在自己。“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既然男子无所底线地违反誓言,自己也无法继续忍受,“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段感情就到此为止吧!女子与怨偶决绝、果断的决裂是经过冷静、理智思考的,对于美好的爱情她热烈真挚地追求过,对破裂的婚姻和已然变心的丈夫也愤懑、不平,但最终女子能理智地看待这场充满了苦痛的婚姻,并毅然斩断与丈夫的依附心理的行为,鲜明地体现出了女子理智而决绝的婚恋观。
3. 《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当代价值
《诗经》中女性婚恋观虽然受到历史条件、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其中自由坦率、真挚坚定的情感表达和纯朴高洁、忠贞专一的婚姻要求,以及冷静自持、怒而不怨的理智自省在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具体如下。
(一) 自由坦率、真挚坚定的情感表达。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移动支付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习惯了“隔着屏幕”交流,这就使得有部分人容易产生情感表达过于畏缩或不敢直言示爱的问题。对此《诗经》中女性婚恋观中自由坦率、真挚坚定的爱情表达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当代价值。正如欧阳修所感叹的:“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圣无忧·世路风波险》)。《诗经》中女子正是明白人生苦短的道理,因而追爱时大胆、坦率。如《郑风·溱洧》就展现了青年男女在“溱与洧,方涣涣兮”这样草长莺飞的美好日子相约游玩,自由相会的场景。诗中女子主动邀请男子一同观赏春景,并在得到男子“既且”的回答时表示“再去一趟又何妨”,这句“且往观乎”充分体现了女子示爱的大胆和坦率,也正是因为女子的主动,二人情谊有了进一步升华的可能:“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相比于《郑风·溱洧》中自由追求爱情的女子,《陈风·泽陂》则展现了女子思念心上人时感情的真挚。与心上人分别后,女子“涕泗滂沱、中心悁悁、辗转伏枕”,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而《王风·大车》虽然主旨学界众说纷纭,但表达的基础情感底色是女子对爱人毫无保留、热烈真挚的爱意是毋庸置疑的 [5] 。尤其其中“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誓言直白热烈,充分表达了女子的真挚情感和坚定心意,这样坦率的情感表达使得此诗时隔千年仍然有使人心头一热的魔力,不难想象作为示爱对象的男子当时该是怎样的深受触动,二人的感情无疑也会因此得到升华。
(二) 纯朴高洁、忠贞专一的婚姻要求。爱情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美好感情,可贵之处正在于其极高的排他性和纯洁性。然而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袭下,社会中存在着不少功利性、随意性倾向的婚恋观,这正是《诗经》中女性纯洁、贞专的婚恋观所反对的。早在数千年前,《诗经》中的女子便已明白爱情并非由物质链接,而是精神上的共鸣。《卫风·氓》中女子属意男子为“氓”,与“民”是有明显区别的:“城外居住之农夫曰氓,居城里曰民”( [6] p. 120),“氓”显然是没什么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但女子在交往时不嫌弃男子家贫,婚后始终任劳任怨,并没有因男子的地位和财富不理想有所怨言。使女子最终决心断绝婚姻关系的并非是经济窘迫,而是男子的三心二意,甚至“至于暴矣”。这既表明了女子不看重物质的纯朴高洁的品质,也体现出了女子对配偶忠贞专一的要求。
《唐风·葛生》中女子的生死誓言同样令人动容。女子既担忧亡夫在荒野中长眠寂寥无依:“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又发誓自己在百年后必“归于其居”、“归于其室”,这样纯粹的爱恋使得思念已然跨越了生死和时间。读者愈是动容于这份爱情的珍重可贵,愈能感受到女子的忠贞与执着。当爱情遭到反对、阻扰时,《诗经》中女子所发出的抗议之声也体现了其对爱情自由、专一的看重。如《鄘风·柏舟》女子在面临家人不满自己心上人的困境时,直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女子这般不惧礼数和家庭压力勇敢表达抗议之声,就是为了能够捍卫自己认定的高洁爱情。综上可见,物质的诱惑、甚至生死的相隔都不能使女子变换心意,这也体现出《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当代价值之一正在于引导现代人学习、树立纯洁、贞专的婚恋观,从而避免被功利性、随意性等错误爱情观影响。
(三) 冷静自持、怒而不怨的理智自省。甜蜜的爱情固然使人幸福圆满,而遭遇挫折或是婚姻的破裂也会给人带来悲伤、痛苦的负面情绪,这是无可奈何却也在所难免的。心灰意冷、自怨自艾无疑是对自己的进一步伤害,想要通过自残等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忘却痛苦更是极端、不理智的行为。学习《诗经》中女性冷静自持、怒而不怨的态度,树立理智的婚恋观正是正确处理此类问题、减少极端行为产生的关键。《诗经》中女性婚恋观的冷静、理智首先体现为对爱情热烈而不失分寸的追求。如《郑风·褰裳》中尽管女子非常坦率地向男子表达了爱意并直白地发出了邀请,但面对着男子的不回应,女子只是痛快地表示“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无论男子是迟钝还是刻意回避,女子都没有为之忧愁思虑,爱情本就是只有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男欢女悦的完满结局,若是对方并无此意,强拉硬扯也没有意义。女子正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男子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或做小伏低,“天涯何处无芳草”正可为女子“岂无他人”的宣言作注。女子自强、旷达的鲜活形象得以树立的同时,她对于爱情清醒、理智的认识也跃然纸上。
其次也体现为女性对婚姻理性的审视和悲而不怨的自省。如《卫风·氓》一诗就鲜明地表现出了女性在婚恋中的冷静和理智。在热恋期,女子尽管因爱而不在意心上人较低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物质条件,但仍然因“子无良媒”而延迟了婚期,体现了女子对礼仪的重视。在婚变后,女子尽管伤心悲愤,但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是一味地将过错归于自身,而是理性地反思了造成现在惨淡结果的原因一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二是男女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继而得出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深刻认识,并告诫天下女子,切记“无与士耽” [7] 。或许因为时代的限制,女子最终也无法真正认识到婚姻中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从属关系是婚姻悲剧的本质原因,但她对于这一问题的理性的反思和自省依然对帮助当下人们避免婚姻走向悲剧,以及引导女性明确认识到在婚姻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重要性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