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复仇弃妇”美狄亚
美狄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性人物,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在神话基础上创作了戏剧《美狄亚》。故事讲述了国王埃厄特斯之女美狄亚,和英雄伊阿宋相爱,帮他杀死弟弟,和他一同前往科任托斯。后来伊阿宋迷上了科任托斯公主,想和美狄亚解除婚约并迎娶公主。美狄亚百般哀求,但伊阿宋仍坚持把她和儿子送走。绝望之下,美狄亚杀死了公主和国王。为了向伊阿宋进一步复仇,美狄亚狠下心杀害了儿子,坐上龙车离开了 [1] 。伊阿宋在绝望之下拔剑自刎。戏剧《美狄亚》在神话基础上更为细致地描绘了美狄亚的形象,刻画了“复仇弃妇”美狄亚的矛盾心理以及最终走向极端的结局 [2] 。
1.2. “寒窑弃妇”王宝钏
王宝钏是中国戏曲中的人物。京剧《武家坡》《大登殿》等八个剧目叙述了王宝钏的故事,被称为“王八出”。其后,其他剧种和衍生的影视剧让这一故事广泛流传。
王宝钏是丞相千金,彩楼抛球选婿之时,打中贫民薛平贵。但丞相嫌贫爱富,王宝钏与父亲三击掌决裂,和薛平贵安身在寒窑中。之后薛平贵投军并出征西凉。王宝钏独守寒窑。十八年后,王宝钏写下血书寄往西凉。此时薛平贵已娶西凉公主并成为西凉王。接到信后他返回长安,和王宝钏在武家坡相遇。为试探妻子是否贞洁,薛平贵“戏妻”试宝钏。王宝钏不为所动,随后夫妻相认。王宝钏随夫前往西凉,见西凉公主,二人平起平坐。戏剧至此落幕,而在民间传说中,王宝钏的结局并不美满,她被封为皇后十八天后,香魂悄逝。
且不论民间传说版本,戏剧中普遍将王宝钏的故事视为大团圆结局的美谈。然而这一结局看似团圆实则不然,女主人公王宝钏可视为寒窑中的“弃妇”,充满了悲剧色彩。
1.3. 何谓“弃妇”
“弃妇”是文学中常见的女性形象。《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为“被丈夫遗弃的妇女”。就“弃妇”一词,使用“弃”、“遗弃”的表达,说明了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物主关系,即妻子是附属于丈夫的“物”。
美狄亚和王宝钏都是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使自己成为丈夫的附属物,却惨遭抛弃的“弃妇”。美狄亚这一“弃妇”形象毋庸置疑。但就王宝钏而言,很多人并不认为她是“弃妇”,特别在“大团圆结局”中,王宝钏似乎并不是“弃妇”。
但实际上,王宝钏被抛弃了三次,是真正的“弃妇”。
第一次是在《平贵别窑》,薛平贵上战场之时对妻子唱道:“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守得住来将我守,守不住来将我丢。”这一处表面上是薛平贵为妻子着想,让妻子把他“抛弃”,但实际上是他“抛弃”妻子心理的体现。王宝钏为嫁给薛平贵,和父亲三击掌断绝了关系,被扫地出门。但薛平贵并未考虑王宝钏和家族的关系,此时她已不再是相府千金,而是平民之妻,这样的身份即便回到相府也会遭到他人的冷眼嘲讽。就此处来看,王宝钏同家族的决裂仿佛像个玩笑,她不惜被扫地出门也要与之相守的丈夫却让她回归家族,在某种意义上“抛弃”了她。
第二次是在《武家坡》,薛平贵已为西凉王,与妻子相遇。此时薛平贵并未与妻子相认,而是“戏妻”,试验她是否忠贞,倘若忠贞便与之相认,倘若不贞便舍她而去。这也是薛平贵对王宝钏“抛弃”心理的体现,他已经做好了“抛弃”王宝钏的准备,而是否被抛弃,则要看王宝钏的做法。好在王宝钏忠贞而幸运,没有让这次“抛弃”变成现实。
第三次是在《大登殿》,薛平贵想坐享齐人之福,让公主和王宝钏平起平坐,王宝钏作为发妻却要和后来者公主论正偏尊卑,传说中更是成为皇后十八天后就香消玉殒。这种行为不可不谓“抛弃”。只是并非形式上的“抛弃”,而是心理上的“抛弃”。薛平贵在心理上已经“抛弃”了王宝钏,只是感念她十八年的等候,更为显示自己不忘糟糠之妻的高尚品德,让王宝钏与公主平起平坐,而王宝钏真正期许的爱情已然不复存在。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这样说过:“她的一生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而薛平贵虽封王宝钏为皇后,却让她“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张爱玲以女性视角对王宝钏进行评价,展现了这一形象的可悲之处 [3] 。
美狄亚和王宝钏作为中西方的“弃妇”代表,她们在命运上有许多相似性,而囿于中西方诸多因素的不同又存在差异。
2. 父权制社会下的悲歌
2.1. 相似的悲情开端
二人悲剧的开端极为相似。
美狄亚与伊阿宋相爱后,将自己全部托付给了爱人,不惜杀害弟弟、背叛国家。王宝钏则是为了薛平贵与父亲决裂,背弃家族,抛下富贵生活居于寒窑之中。她们都为了自己的爱人背叛了家族,依附于爱人生活。
二人依附式悲剧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因素。
此时的中国和西方都是父权制社会。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地位受到极大抑制,父权观念下女性的社会角色即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在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地位的不断“消解”之下,女性处于一种群体无意识的人身心理依附状态 [4] 。美狄亚和王宝钏作为父权观念下的女性,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处于对爱人的依附状态,将毕生精力倾注于追求理想婚姻之上。
反观伊阿宋和薛平贵,他们均为父权制社会的受益者。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他们可以轻易抛弃妻子、迎娶他人。这实际上反映了父权制社会使女性的社会角色沦为附庸的同时,又使男性的社会角色得到极大膨胀,将女性视为自身附属品。而伊阿宋和薛平贵抛妻另娶的行为正是父权制社会男性角色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 [5] 。在男女社会角色极大不平等的背景下,美狄亚和王宝钏成为了爱人的附庸。纵使她们都曾拥有过幸福,但幸福是否得以持续单方面取决于男性选择。这种被动的附庸身份,使她们最终走向了悲剧结局。
2.2. 相似的被弃命运
二人的命运走向也是相似的。美狄亚出逃后失去了公主的身份,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女人。而当伊阿宋面对这样的美狄亚和富贵尊荣的公主时,他最终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公主。薛平贵面对寒窑中的糟糠之妻和权势显赫的西凉公主,他亦选择了公主,抛弃了为他放弃千金身份的王宝钏。伊阿宋和薛平贵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于他们而言,美狄亚和王宝钏是贫贱之妻,而两位公主则代表了富贵与功名,当富贵和妻子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了弃妻而取富贵。与此相对,美狄亚和王宝钏却选择了弃富贵而取爱情。
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中国和古希腊都出现了这样男女选择截然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反映的是男女两性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说社会角色所赋予男女两性的不同价值取向。伊阿宋和薛平贵弃妻取富贵的行为和社会认定的男性人格是一致的。社会认定的男性人格中,感情是次要的,要服从“理性”的指导,因此“大丈夫”们不能囿于男女情爱之中,而要追求显赫地位,成为父权制社会公认的“英雄”。而社会认定的女性人格却截然相反,在女性沦为男性附庸的背景下,女性要抛弃个人幸福的“自我”而选择追随男性,追随所谓的“爱情”,作出符合社会认知的“女性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美狄亚和王宝钏的悲剧并非个案现象,而是父权制社会压制下女性群体必然的悲剧性结果,表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独立地位的消逝,而最终被抛弃的命运则让她们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实际上,她们代表了无数受父权制社会荼毒的女性,只要父权制社会的性质不发生改变,总会有无数个“美狄亚”和“王宝钏”出现。
3. “悲”之异处
囿于中西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悲剧观念,美狄亚和王宝钏多方面形成了迥异的风格。
3.1. “不完美”VS“完美”
美狄亚的爱情与复仇是血腥的。她杀死弟弟、儿子和情敌的行为让她的人格产生污点,在道德上表现出“不完美”的特点。甚至有学者从病理心理学角度认为她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 [6] 。诚然这种分析有一定夸张,但绝望之下的美狄亚确实体现出疯狂、暴力的特点 [7]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观察,美狄亚的行为是疯狂而罪恶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美狄亚的弑亲行为严重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道德“不完美”的“弃妇”形象。
反观王宝钏,则是完全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女性,是“完美的道德楷模”。
在独守寒窑的十八年里,王宝钏保持着对丈夫的忠贞。薛平贵“戏妻”更说明了王宝钏忠贞不渝的品质。而见到薛平贵另娶的西凉公主时,王宝钏既没有嫉妒又没有愤怒,而是十分“理解”自己的爱人。京剧中这样描写王宝钏见公主时的心理:“怪不得儿夫他不回转……宝钏若是男儿汉,我也在她国住几年。”此处可见,她完全是从薛平贵的角度出发,理解并顺从丈夫的一切行为,因此有评论者认为这一出是“男人写的戏,充满了男性的理想主义”。王宝钏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要求,是一位贤良淑德、以夫为天、遵守“三从四德”的完美贤妇。
戏剧中将王宝钏塑造为忠贞贤良的完美女性形象,反映出中国社会强烈的道德取向。“德行”是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求全社会成员遵守。在王薛二人的故事中,不仅是王宝钏恪守妻子之德,薛平贵也表现出对道德观念的服从。相对于伊阿宋明目张胆的抛弃行为,薛平贵还保留着最后一层道德遮羞布。且不论他对王宝钏的抛弃心理,他最终与妻子相认并将其封为皇后这一行为本身就符合传统道德对男性的要求,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与服从。
相较于美狄亚弑亲式复仇,王宝钏的故事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这反映出了中西方不同的道德观念,在中式观念中,以“德”为重,茶余饭后消遣的戏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意味。与此相对,西式观念并不过于看重伦理道德,而是表现出强烈斗争精神与抗争意识,因而在这种观念下,美狄亚采取了血腥的复仇手段。因此虽然同为“弃妇”悲剧,但“不完美”的美狄亚和“完美”的王宝钏却展现出了迥异的风格。而中西观念的差异是导致这种迥异风格的重要原因。
3.2. “自我觉醒”VS“自我消逝”
在道德形象之外,二人的结局迥异。
美狄亚选择了极端的复仇手段,杀死了情敌甚至自己的儿子。这种“杀死别人”的行为实际上是美狄亚“自我意识”觉醒的外在表现。当伊阿宋无情地抛弃美狄亚时,美狄亚没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勇敢抗争,向压迫她的爱人和社会发出了呐喊。此时美狄亚已不再是依附于丈夫的妻子,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自我意识”和血脉里的抗争精神觉醒了 [8] 。
美狄亚的觉醒是逐渐发展的。戏剧《美狄亚》中细致地刻画了她对丈夫的苦苦哀求,以及杀死儿子时剧烈的心理冲突。在步步紧逼的现实面前,美狄亚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屈辱,终于觉醒过来,高喊:“不要以为我软弱无能、温良恭顺,我恰好是另一种女人”,她要在伊阿宋重视的地方“把刀刺进去”。这种呐喊和行为表现了她“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
反观王宝钏,她的自我意识却在不断消逝。面对封建婚姻的压迫,王宝钏敢于同父亲决裂,此时王宝钏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但苦守寒窑十八年后,王宝钏面对另娶的丈夫,却并没有表现出愤怒情绪,反而“设身处地”为丈夫考虑,全然不顾自身十八年等候的艰辛无助。这一时期的王宝钏已经失去了“自我”,彻底成为了丈夫的附庸 [9] 。
王宝钏的前后对比表现出了其“自我意识”的消逝。所谓的“大团圆结局”也是充分展现了男性视角下的道德观念,女性作为男性价值体系下的附属品,只有如王宝钏一般符合男性价值体系的女性,才可能得到所谓的“幸福” [10] 。这里的“幸福”仅仅是男性所给予女性的一种施舍,让她们能够安身立命,而非女性所期许的爱情与婚姻。
美狄亚的“自我觉醒”和王宝钏的“自我消逝”,导致了她们不同的行动,前者是血腥的“复仇”,后者是温顺的服从。二者的不同选择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精神气质,即“强者精神”和“弱者哲学”。
海洋文明影响下的西方社会强调自由竞争,崇尚武力。美狄亚的复仇虽然血腥,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抗争意识,展现出了“强者精神”。而大河文明影响下的中国社会自古就接受着仁慈、宽容、逆来顺受的“弱者哲学”,“女子渴求保护、男子企求忍让” [11] ,以寻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在中国社会,以王宝钏为代表的“弃妇”们,不是逆来顺受就是忍气吞声,以示弱博同情,维护自己的家庭关系,而非寻求自我救赎。这种“强者意识”和“弱者哲学”的差异也是美狄亚和王宝钏自我意识和最终选择不同的重要原因。
3.3. “激烈冲突”VS“怨而不怒”
美狄亚和王宝钏悲剧的背后表现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悲剧观念。
西方悲剧论的开山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通过事变引起怜悯与恐惧,来达到这种情感净化的目的。” [12] 可见,西方认为悲剧的意义即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最终“净化情感”。因此西方悲剧大多具有激烈冲突,以此激发观众或怜悯或恐惧的心理感受,使其情绪得以宣泄。
美狄亚的悲剧中,无论是她弑亲的心理活动还是走向血腥复仇的必然命运,都蕴含着激烈的冲突,包括内心冲突和人际冲突。而在这种不间断的激烈冲突中,美狄亚这一“弃妇”形象引发了人们对受压迫女性的无限怜悯与同情。正是在这种激烈冲突下,美狄亚的悲剧色彩得以淋漓展现,而通过美狄亚这一悲情形象,人们内心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获得心灵上的“净化”。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悲剧角度高度评价了美狄亚,认为其行为本质上是对妇女社会地位屈辱的激烈控诉,能够让人们在恐惧和怜悯中同情妇女的反抗行为。
与西方悲剧观念相对,中国的悲剧观念是“怨而不怒” [13] 。《阳货》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体现了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悲剧观念。不同于西方悲剧中的“激烈冲突”,中国悲剧展现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点,符合儒家提倡的“中庸之美”。因此中国的悲剧中少有美狄亚那样具有激烈冲突的形象,代之以“苦乐相错”的故事情节,最终以“大团圆结局”为收束。王宝钏的悲剧即是中国悲剧观念的典型体现,王宝钏独守寒窑十八年的情节为“苦”,最终与薛平贵相认并成为皇后的大团圆结局为“乐”,苦乐交错,以乐收尾,达到中庸平和之美
4. 总结
“艺术是社会的镜子”,无论是“复仇弃妇”美狄亚还是“寒窑弃妇”王宝钏,都是父权制社会下被压迫的悲情女性之缩影。她们的悲剧性是相通的,但在不同的观念影响下,她们展现出了不同的特质。而通过二者不同的特质,可以潜窥中西方悲剧理念乃至思维观念的巨大差异。
美狄亚和王宝钏的悲剧已然落幕,但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评价二人的悲剧形象,更要发掘致使悲剧产生的深层因素。压迫女性的封建社会已然成为历史,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还有部分压榨女性的糟粕思想存留,如何彻底消除社会和糟粕观念对女性的压迫,避免更多的“美狄亚”和“王宝钏”出现,需要整个社会进行思考,而这也正是文明进步的最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