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1]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显示,农村的老年人面临着比城镇老年人更大的困境,其中,认为自身经济困难的农村老年人占比32.8%,感到自身所接受的情感交流缺失的农村老年人占比43.9%,这说明在农村家庭中,亲子间代际关系的形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2] ,而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的基础,代际关系的好或坏将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生活和个人价值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人的一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不断地提高个人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是到老年时期,人的身体机能和劳动能力都会有所下降,在家庭发展的压力面前,财富创造能力越来越弱的老年人会有很大的负担感。如此一来,虽然老年人在尽其所能不断为子代家庭付出,但这种付出却并不能转化为对自我的认同,老年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被融入到子代家庭发展的轨道,形成对子代家庭的价值依附 [3] 。子女的城市化迁移带来的生活成本的上升、城市购房需求的增加、性别失衡的婚嫁压力、下一代教育成本的增加等情况均会导致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减弱。代际团结理论是代际关系的基础,代际团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代际关系 [4] ,可以更好地解释在多种影响因素下的亲子间代际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2. 相关概念解析
(一) 代际团结理论
代际团结包括功能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一致性团结、联系性团结、结构性团结和规范性团结 [5] 。现代社会的代际团结机制是依赖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而存在的 [6] 。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团结和凝聚力是家庭亲子关系的核心 [7] 。
现代西方家庭是一种“接力式”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属于“反馈模式” [8]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功能性团结表现为短期互惠交换模式,子女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这种角色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代际关系变成以交换为主 [9] 。代际团结包含多种团结类型,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和描述亲子间代际关系的多个方面,代际团结模式对于中国家庭关系研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 [10] 。
(二) 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的基础,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生活互动、经济互助行为和精神需求,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形式。家庭代际关系包括代际义务关系、代际责任关系、代际权力关系、代际亲情关系、代际交换关系 [11] 。传统的亲子代际关系包括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以代际支持理论为基础,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也更容易加强亲代与子代感情上的团结 [8] 。家庭代际关系模式或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抚养–赡养模式和代际交换理论 [12] 。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也明显优于老年人其他经济人口学特征 [13]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核心化,居住方式上和代际关系的形式均发生了变化,核心家庭的父代与子代通常维持着“分而不离”和“有距离的亲密”的状态,代际间依然有情感和物质方面的联系 [14] 。家庭成员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相互影响和建构的过程,均是通过代际关系呈现出来。
(三)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和个人价值两方面,分别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对较长期时间内的生活质量作一个总体的评价,包括情感反应和认知评价。衡量幸福的维度包括社会、环境因素和人权,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15] 。
有研究基于代际团结理论,从结构型、功能型、情感性多种维度探讨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情感和结构团结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 [16] 。子代对父代提供的生活照料也会成为阻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17] ,不过也有研究结果显示父代向子代提供的生活照料与父代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的 [18] 。也有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养老的三大功能中,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都低于情感交流 [19] 。代际间的情感交流能够从孤独感、恩情感、自尊感和积极体验这四个方面出发 [20] ,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21] 。
3. 农村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及主观幸福感存在的问题
(一) 农村传统代际关系受到“社会自我主义”的冲击
中国传统代际关系持有以孝为纽带的伦理观,以孝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 [22] 。在传统农耕社会及近代社会,农村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是土地,父母处于家庭权力的中心,掌握着家庭财产资源的分配和调度,子女听从父母安排。
随着社会的改革,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也随之而来,亲子间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既是现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个人对幸福和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带有明显的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中国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处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个体,并且有一个分裂的自我,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我主义总是会遭到谴责,但是以“大我”为名的自我主义行为则是可以接受甚至是被推崇的,也即“社会自我主义” [23] 。受到“社会自我主义”、家庭核心化趋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家庭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核心家庭、夫妇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户,见表1。
Table 1. Living style of the elderly aged 65 and abov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1982~2010 (%)
表1. 1982~2010年全国城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方式(%)
资料来源:王跃生等:《社会变革时代的民众居住方式:以家庭结构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孝而不顺”是21世纪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对孝顺的新理解 [23] ,即孝敬父母但不一味地顺从父母,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同于传统的对父母的顺从,并且父母对子女的期盼也有所改变,他们认为生活更重要的是子女幸福,而不是成为人中龙凤。在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比以往更加密切和频繁,子代的社会经历使得他们更加理解和体贴父代,代际关系中情感亲密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家庭生活的新空间,同时重新定义了家庭内部的关系。
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冲击了农村传统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权力中心由父母转移至劳动能力更强的子女,老年人话语权逐渐流失,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能力弱化,其主观幸福感也随之降低。
(二)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度较低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有劳作、打牌、围棋、健身,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选择的方式主要还是劳作,也即从事农业活动。亲代更多的还是靠自己获取经济来源和一部分的物质资料,也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去参加活动等同于不干实事,心理会有不认同感。
相关研究显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因素包括自身情况、家庭和睦、社会参与以及自身情况、家庭和睦对社会参与的影响。自身情况包括了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健康、人格;家庭和睦包括了婚姻、子女 [24] 。社会参与表示老年人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扩大社交圈和生活领域,其中研究发现,在闲暇时间参与活动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影响,较为积极和较为频繁参与团体活动的老年人更经常感到快乐 [25] ,但农村老年人的闲暇时光更多的用在农业活动上。
在家庭内部,亲子间共同参与的活动也十分有限,一方面是亲代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会给子女造成麻烦,不愿意给子女带来多余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子女在生活成本压力较大的社会中,身心都会有疲惫期,分给父母的精力就会减少,代际之间的活动频率自然而然地减少。
农村老年人受到传统观念和现代子女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参与团体活动和家庭活动的积极性会降低,在活动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降低。
(三) 农村老年人在子女家庭中的生活参与度逐渐降低
社会经济不断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公民受教育程度不断地提高,受教育年限也在不断地延长,实际生育年龄也在不断地提高;社会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适龄青年的生育和结婚意愿也随之受到了影响。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般都会选择在就业城市或者家乡县城买房,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生活距离逐渐拉长,亲代在子代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影响程度也在逐渐缩小。除此之外,子女因从事非农产业,脱离了传统以土地为主的收入来源获取方式,在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亲代在子代的工作和学习中的参与度逐渐降低。亲代陪伴子代长大,但在子代成年成家之后,与亲代之间的联系反而更少了,亲代从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减少。家庭规模也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地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降至约3人/户,核心家庭占比逐渐减少,而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比例逐渐上升,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hanges of average household size and household type in China
表2. 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及家庭类型变动比较
资料来源:“平均家庭户规模”数据来自黄健元、常亚轻:《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了吗?——基于经济与服务的双重考察》;“家庭类型”数据来自王跃生等:《社会变革时代的民众居住方式:以家庭结构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4. 对策
(一) 亲子间的代际关系要根据时代变迁进行调整
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但在家庭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压力和结构不平等。通过改善家庭代际关系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父代与子代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按照角色规范行动,能够更有利于减少代际冲突,代际关系更加和谐,也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的基础,良好的代际关系是子代提供能够满足亲代需要的物质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并且也能够有陪伴亲代的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年龄增长带来的心理和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心理失衡感,能够提高老年人的个人幸福感。
(二) 通过家庭集体活动提升亲子间的亲密度
一些村民将旅游视为促进代际亲密关系和团结的方式 [23] 。子代进入社会后会更加理解父母,在遇到生活或情感上的问题时会寻求父代的情感支持,父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子代的生活,较之传统的大家长式做法,此时的父代与子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能够帮助减轻子代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压力,也能够让自身保持轻松和愉悦,使得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家庭内部可以开展一些集体性活动,比如旅游,在旅途中共同解决问题、和谐共处、交换意见,都可以促进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密度。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能够让父母以阶层优势换取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物质支持,乃至其他超越个人生活有意义的事情。
(三) 通过改变居住距离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基于边际处理效应的方法进行居住选择与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6] 。
对于迁往城市的子女,父母也随之迁往城市,主要为第三代提供生活照顾,较之以往的父母和第三代留守农村,子女外出务工的模式,这种新的代际相处更加亲密、和睦。而由于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和代际关系的升级,这部分的父母与子女虽然居住在同一空间,但会保持一定的生活距离,即对彼此的生活互不打扰,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生活也不过多干涉,亲子代之间的相处会更加的和谐,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
5. 总结
家庭养老在中国养老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传统的孝亲养老观念的形式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亲子间代际关系朝着更加亲密、尊重、理解的方向发展。亲子间关系的亲密性、居住距离的缩近、家庭集体性活动都有助于代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进而能够达到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但利用代际团结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代际团结理论包含功能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一致性团结、联系性团结、结构性团结和规范性团结多维度的衡量指标,但在实际中,各维度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是多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实际的代际关系具有复杂性,代际关系主体行为具有丰富性,有关代际团结理论的研究也以分类法为主,在解释代际团结在现实中的实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