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始,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以往在男权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逐渐被看见,越来越多文学作品开始描绘女性形象,探索新一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解放的出路,关注其生存的困境与追求的迷茫。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其笔下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伤逝》 [1] 是鲁迅笔下唯一一篇爱情小说,讲述了五四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的故事。《伤逝》中的子君是新思想的追随者,她坦然、坚定、无畏地走向了自由恋爱的幻梦,却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消磨尽了追求与理想。青年天真的爱情无力对抗生活困窘的重压,子君绝望地离开了家庭的泥淖,在“严威与冷眼”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伤逝》创作于1925年,在那个新思想初萌的时代,子君无疑是勇敢的,但在现实的摧残下,她最终成为了爱情的牺牲品。
《我的前半生》 [2] 是香港女作家亦舒创作于1982年的长篇小说,该书讲述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子君,遭医生丈夫涓生抛弃后不得不重新工作,一步步站起来并再度寻找到幸福的故事。《我的前半生》沿用了《伤逝》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小说的思路由《伤逝》延伸而来,将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移置”于当代香港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但子君有了更加圆满的结局。2014年,《我的前半生》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于2017年首播,在当下人们对女性独立议题的关注热潮中,该剧甫一播出便成为了2017年度热议的现象级剧作。
《伤逝》与《我的前半生》都观照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女性的自我成长、独立与解放道路的问题,但时隔数十年,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子君有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和命运。现有的关于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对比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子君这一形象的对比研究,较多学者认为两部作品中塑造的两个子君形象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更多呈现给读者的是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中女性的成长与蝶变。
2. 独立意识与自我成长:子君形象反思
在《伤逝》与《我的前半生》的对比研究中,子君的形象是最中心的话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两个子君身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李霞(2005) [3] 关注到两个子君精神世界的相似的匮乏,《伤逝》中的子君沉溺于家庭的琐事,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虽有家庭外的生活,却也只是为了排遣寂寞。陈思雯(2018) [4] 认为,两个子君都由于对爱情的渴求而走出原生家庭、步入婚姻殿堂,但都由于过分依赖爱情没有独立的人格而最终在爱情中走向失败。漆明珠(2021) [5] 指出,两个子君身上都有着制约其女性意识发展的因素,即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人格上对丈夫强烈的依赖性以及社会关系的边缘化。而吴泽荣(2010) [6] 从家庭角色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指出,两个子君都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两代子君在进入‘家’时,都显得懵懂、盲目,缺乏一种对家庭、对自我、对责任的清醒认识;而在进入‘家’后,两代子君都丢失、放弃了自己曾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变得狭隘、庸常。”《伤逝》中,鲁迅借涓生之口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1] ”《伤逝》与《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都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我更新与成长的意识,因而最终未能维持住看似幸福的生活。
对于造成两个子君在爱情失败后的不同选择的自身原因,马宁宁(2022) [7] 将其归结为二者自身素质与性格的差异,她认为《伤逝》中的子君实际上要比《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怯弱得多。《伤逝》中的子君的大部分勇气来源是她对涓生的爱情,因而在没有对涓生的依附后只能悲惨地死去;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有着更加勇敢的内心,在爱情受挫后能迅速重新站起,投身残酷的职场。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二者身上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不同。薛颖(2018) [8] 指出,《伤逝》中的子君至死也没有体悟到自身悲剧的根源,没有觉醒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在经历了失落彷徨后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并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
对子君形象的剖析引发了学者对普通女性命运的反思。曹转莹(2018) [9] 提出了“子君原型的成长与变形”这一思考,指出“‘子君’已经成为如‘娜拉’一般的符号指称,象征在婚姻两性关系中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最终失去爱情的女性形象”。《我的前半生》中的史太太、子群、子君的母亲、唐晶、辜玲玲等希冀在婚姻关系中以依附的姿态求生存的女性群像正是子君原型的现代变形,暗示了不同样态的现代女性均有重复子君命运的可能性,也警示着现代女性要时刻保持自身的独立与清醒,不要重蹈“子君”们的覆辙。
3. 时代变迁与观念发展:子君的出走之路
对于《伤逝》与《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不同命运,除却子君自身的内因,学界更多还是从时代变迁与观念发展中寻找外因,并指出,两个子君面对生活的不同选择更多还是由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外因所决定。
杨雅洁(2011) [10] 指出,“鲁迅能找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却无法指明女性的独立自主的道路”“在鲁迅笔下,女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伤逝》中的子君处于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与涓生的爱情并不建立在双方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在离开与涓生的新家庭后也只能回归封建的旧家庭,毫无在社会中独自立足的可能;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处在社会观念与社会保障措施都充分得到发展的新时代,因而其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能够走向崭新的生活。
时代背景的不同也造就了两个子君思想观念的不同。《伤逝》中的子君处于新思想的萌芽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思想解放,因而在获得爱情后便一心耽于爱情,爱情失败后便被迫消亡;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由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在与涓生的家庭破裂后能迅速觉醒,找到新的工作养活自己,并被社会高度接受。
4. 女性群体意识觉醒:女性互助的力量
在现有的《伤逝》与《我的前半生》的对比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并未将全部的目光放在子君这一单一女性形象身上,而是关注到了子君周围的人际关系,进而发现了女性群体意识觉醒后现代社会女性互助的力量。黄敏(2006) [11] 、李秀清(2007) [12] 、吴湛(2008) [13] 等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
《伤逝》中的子君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丈夫身上,唯一一点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便是与邻居太太关于小油鸡的争斗。因此,在丈夫冷落自己时,子君只能独自苦闷,当家中的油鸡与叭儿狗也都消失了之后,子君便陷入了绝望的孤独中。《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在这一点上与《伤逝》中的子君截然不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有来自母亲、妹妹和女儿的亲情关怀,更有着来自闺蜜唐晶的全力支持。可以说,《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正是在与周围女性的交往中逐渐被劝说警醒从而认清了自己,也是在对周围不同人生样态的女性的观照中逐渐积累起了生活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独立成长的道路。
这一点也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女性的意识得到了充分觉醒,因此面对《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婚姻危机,周围的女性均持正常可接受的态度,并由于女性在社会中生存空间的大大提升,像唐晶这样的独立女性才有存在以及向子君施以援手的可能。
5. 叙述视点与复调表达:子君命运的文学书写
除了对文本内容的对比研究外,现有对《伤逝》与《我的前半生》的对比研究中还有少部分对文本艺术的对比研究。
首先是关注到了两部作品中作者叙述视角的性别差异。王敏(2008) [14] 指出,鲁迅的《伤逝》是从男性视角写子君的悲惨命运,以涓生为言说主体,表达了涓生的悔恨;亦舒的《我的前半生》以子君为第一人称进行言说,详细刻画了其成长与蜕变的历程。张晋霞(2018) [15] 指出,《伤逝》以涓生的男性视角进行叙述,其重心在子君离开家庭前涓生对子君的凝视及心理变化;而《我的前半生》以子君的女性视角进行叙述,其重心在子君离开家庭后的生活。
不同的叙述视角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两性作家对婚姻、爱情、经济、独立的不同诠释。傅红梅(2009) [16] 指出,不同叙述视角背后隐含着作者对读者群体的警醒作用的不同。鲁迅的《伤逝》更多反映的是他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社会议题的思考,表达了对社会迂腐糟粕现状及其致使的女性意识不觉醒的深切批判。在鲁迅笔下,《伤逝》不仅仅是一篇爱情小说,更大的意义是作为五四启蒙作品的存在。他借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对新思想的生存现状与前进之路进行了彻底反思,指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17] 。鲁迅对女性问题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但文章中隐含的作者立场仍然是男性立场,女性仍是虚化的镜像人物,无法切身传递女性之思。亦舒作为女性作家,其作品更关注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成长路径,《我的前半生》以女性视角穿透男性话语的遮蔽,走出两性对抗的纠缠,启示女性以自己为主体进行主体意识的表达。
在叙事视角的不同之外,还有少部分基于作品文学手法的对比分析研究。潘燊(2014) [18] 从两部作品的文学性质入手,指出作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伤逝》与作为香港通俗文学代表的《我的前半生》的人物塑造与叙事风格的不同;杨银珠(2015) [19] 从情节设置和语体风格等角度指出了亦舒“故事新编”型小说的文体形式的挪用与创新;林茵(2015) [20] 观照了《我的前半生》对《伤逝》的接受和两部作品中对虚无存在的抒写。
此外,还有一些跨学科视角的引入。如罗娜(2018) [21] 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子君不单单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社会、女性的缩影”“在自己的时代里有着自己的意义使命和价值”;谢煜婕(2018) [22] 在布迪厄“资本”理论视阈下观照子君们的媒介表达,为我们考察独立女性的呈现提供了对比范本;王梦瑶(2020) [23] 关注了“空间”这一概念对女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探讨《伤逝》与《我的前半生》及其改编的互文性。
6. 结语
综上研究所述,目前学界对《伤逝》与《我的前半生》的对比研究已较为丰富,视角较为全面,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作者对贤妻良母的女性观的不认同,在子君形象的嬗变中为新时代女性的思想解放与自我成长提供了现实向的剖析与参考。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大部分学者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较为单一,主要抓住女性的命运进行分析对比,对作品文本文学性的研究较少,对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特别是男性人物的挖掘不够深入,文章的表达的观点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中只批判了爱情或婚姻给女性带来的灾难,却忽视了女性对爱情赤诚且勇敢的追求对其个人发展的意义。
《伤逝》与《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通过对两位子君的比较,我们从中看到时代的变迁与观念的发展,看到女性的独立意识的焕发与自我成长的选择,看到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两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不同诠释,看到跨越百年的时间后,新时代女性的觉醒与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