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贫困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关于扶贫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教育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手段。“脱贫须兴教,扶贫必扶智。”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定了教育在扶贫中的战略性地位,明确提出注重将扶贫工作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1] 。我们要意识到,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性、复杂多样性的工程,保障教育扶贫的效益,提高精准性,是当前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因此,本文聚焦于教育与扶贫内涵及指涉路径研究,教育扶贫发展历程研究、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以及教育扶贫效益等一系列研究问题,追本溯源,以期探寻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笔者通过借助互联网,在“知网”,检索“教育扶贫”“教育与贫困”“扶贫”“教育精准扶贫”等主题词,搜集相关文献,检索文献主要分布于1988年到2021年,运用高级检索,将检索范围聚焦于2000年~2021年近20年,通过剔除会议、新闻、报纸等,搜索到关于“教育扶贫”466篇,“教育精准扶贫”357篇,“教育脱贫”38篇,其中核心期刊有831篇,本文精选有代表性的60篇核心主题文献进行研读,探讨教育扶贫领域的发展,以期未来为该领域研究发展有所发展与创新。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当前研究热点与趋势,把握当前教育扶贫研究现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探究未来教育扶贫领域的研究方向。
2. 教育扶贫的认识
2.1. 教育扶贫溯源
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由来已久,它起源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探讨。“贫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有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等内涵。贫困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贫困,内涵较为丰富,主要是指物质资源上的贫困和人的精神生活上的贫困。而在狭义上,贫困基本是指物质和经济上的贫困。在扶贫视域下的贫困,通常是指广义上的贫困 [2] 。改善贫困的途径,包括直接措施如增加粮食供应、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间接措施,如提供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等,从而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3] 。由此可见,教育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成为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与贫困的关系是什么?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1) 教育与贫困关系——教育脱贫
国外较早地对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因,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贫困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不足。因此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总的来说,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相关内容在本文理论基础部分将详细阐述)学家,认为通过教育可学习知识和生产技能,从而构成了人力资本,这能够帮助人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力,进而提高收入,实现脱贫,因此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具有重要作用,要增加教育投资。总之,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家主张“教育脱贫”的思想,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可将教育与贫困的关系梳理为下图(见图1)。同时,一些研究还发现,人们的收入同时也会受到社会、职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ver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图1. 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教育与贫困的关系
2) 教育与贫困关系——教育致贫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学家则持“教育致贫”的思想,否定了教育能够减少贫困的作用,他们认为在教育场域内充斥着不平等,并持续再生产这种不平等。他主张受教育者往往将个体所在家庭的惯习,传递到学校教育活动中,其中,中产家庭的惯习一般与学校所秉持的主流文化惯习一脉相承,而贫困者所在家庭的惯习与学校内所拥有的这种主流文化惯习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贫困家庭孩子在学校中表现为教育受挫,总体表现为不尽人意,较难实现阶级跨越,最终引发“贫困代际传递” [5] 。同时,一部分教育社会学家也认为,人们往往忽视了教育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正常现象,从而合法化,人们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沉默” [6] 。因此,教育扶贫,不仅要考虑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给个人和社会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价值,还要考虑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扶贫在于质的提升。
3) 国内关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众多学者从理论和事实层面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众多依据。大部分的研究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肯定了教育对缓解贫困的积极作用,也有部分研究从微观层面对教育对贫困的影响进行分析,比如:教育与个人、家庭贫困之间的关系,教育对地区贫困的影响等,教育类型与脱贫效果等一系列的研究。总之,研究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的推动教育的发展,更大发挥教育的作用,改善贫困地区现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2.2. 关于教育扶贫内涵的理解
教育扶贫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学科视角下,教育扶贫的内涵也同样不同。袁利平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教育扶贫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其中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加深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理解教育扶贫的内涵和理论逻辑。
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派关于反贫困的理论,经济学领域认为教育是资本一种,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改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学领域内,扶贫最早可以追溯到对阶级分化的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教育学视域中关于教育扶贫探讨更多的是基于教育的功能角度,即教育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教育在个体的个性化和社会化中的作用,一些教育学家认为贫困的重要表现就是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程度低下,而教育的社会功能强调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与教育扶贫的终极目标相一致的。
3. 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
教育扶贫理论基础
针对教育能否改善贫困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有人力资本理论、基本需要理论、能力贫困论、贫困文化论,下面将进一步阐述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及在后世研究中的影响。
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主要为附着于自由人身上的资本,即自由人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和生产技能。主要对生产者进行职业培训,及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 [7] 。教育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中发现教育在获取知识技能,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收入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人力资本理论承认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如健康、营养、民主和其他领域,也承认教育对发展的间接贡献,通过企业生产力和个人收益来实现。
2) 基本需要理论
国际劳工局在前人需要层次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这一理论。基本需要理论将教育视为一项基本需要,认为教育本身是人的一个基本需要,作为生存的一项基本需要,是基本需要的重要构成部分,满足教育要求之后,有助于实现其他基本需要,进而促进生产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 [8] 。因此,基本需要理论更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并将其视为实现其他需要的必备手段,总的来说,教育处于较高的需求地位,有利于其他需要的实现,从而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9] 。
3) 能力贫困论
能力贫困论是由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尔•森提出,他试图将贫困与能力的思想结合到贫困与反贫困的关系框架中,他认为贫困能力的核心思想是“可行能力”。能力贫困是指机会、选择和权利的贫困,后者可以被视为人的自由的扩展,自由的含义体现在能力中。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后来得到了发展,他将发展看做自由,自由也包括教育,这提升了人的能力。他从能力视角突破了传统福利理论的局限,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10] 。后来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以此理论为指导,印证了他的观点。
4) 贫困文化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调查研究中提出,他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解释贫困现象形成的原因 [11] 。在该思想指导下,后世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谢君君(2012)认为贫困地区人口可能会存在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甚至自暴自弃的生活态度,这内化为这一群体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一种地区性低水平的经济均衡状态,并长期在贫困地区延续 [4] 。因此,基于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政策应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主要以补偿贫困学生的能力缺陷,采用多元化的教育补救措施。因此,在此理论的启发下,新时期教育扶贫应当向教育精准扶贫、教育扶贫先扶志倾斜。
4. 教育扶贫的措施
4.1. 教育扶贫路径
1) 依靠教育扶贫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更关注到依靠教育扶贫,通过发挥教育的功能性价值,发挥教育扶贫效应,从而带动脱贫的实现。有些学者的研究聚焦于职业教育脱贫,比如,唐智彬等人总结了联合国职业教育扶贫理念四个时期,联合国对弱势群体重点关注阶段,相互融合阶段,职业教育扶贫融入其他教育行动之中,以职业教育扶贫促进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等 [12] 。蔡文伯通过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对教育扶贫的有效性及特征进行分析,他发现投入的扶贫效应呈阶梯递增趋势,扶贫效应由弱到强,为人力投入、财力投入、物力投入、教育质量,他认为应从全方位多角度的构建教育扶贫体系,探索教育扶贫路径,从教育经费、学校基础建设、优质师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入手,从而提升各类教育资源的扶贫效应 [13] 。
2) 扶教育之贫
有些学者提出了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路径与手段,刘大伟基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 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按照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条路径,研究了从城乡差异的视角下不同地区教育扶贫的方式与成效。研究发现教育的作用在城乡贫困问题的治理中实际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城镇地区已经处于由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两个要素都发挥作用的阶段,而农村地区仍处在仅仅依靠受教育水平的阶段 [14]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方面探究就与扶贫的路径。总体来说,研究主要聚焦于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从教育公平视角,提出提升教育质量的相关对策,构架全方位的教育精准脱贫体系。
3) 教育扶贫模式
有研究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模式,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模式。袁利平从多学科融合视角下来思考通过教育减少贫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教育扶贫中实现扶贫“三位一体”(主体、内容、目标)的理想框架 [15] 。他综合以往的研究,将教育扶贫模式总结为以下五种类型:“证书式”教育扶贫、“订单式”教育扶贫、“联动式”教育扶贫、“服务式”教育扶贫、“互联网+式”教育扶贫 [16] ,笔者依据袁利平的观点,绘制表格如下(表1):
Table 1. Summary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education
表1. 教育扶贫模式总结
4.2. 教育扶贫新发展——教育精准扶贫
从理论上看,教育精准扶贫是扶贫工作取得新进展,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汤颖和邬志辉提出,后扶贫时代到来,要实现教育扶贫质量的提升,就要处理好教育本身发展与教育扶贫脱贫、教育扶贫导向(扶智与扶志)、教育扶贫地区性差异(农村与城市教育贫困)、扶贫主体与客体(扶贫主体与贫困主体)、扶贫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视角(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等关系 [17] 。邢慧斌通过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集中连片式特别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绩效具有空间差异的特点 [18] 。段从宇提出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要素,探究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从横向上构建涵盖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纵向构建涵盖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纳式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19] 。
5. 教育扶贫的成效
中国教育扶贫事业走过了70多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望教育扶贫事业的历史,为教育扶贫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事实依据。中国70年教育扶贫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扶贫教育,提供智力支撑、新时期教育扶贫,极大降低贫困发生率,以及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的演变过程 [20] 。其中,唐智彬将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中将中国教育扶贫成效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及贫困群体的相关教育资助体系,进行多方位扶贫和精准扶贫;二是基本构建了教育扶贫长效发展机制,进行追踪扶贫;三是扶贫立足我国具体实践及体制优势,进行创新 [21] 。
6. 教育扶贫研究问题及展望
6.1. 教育扶贫研究尚存的问题
通过阅读教育与贫困相关领域的文献,发现教育扶贫的问题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在宏观层面上,研究关注教育对贫困的影响,肯定了教育对缓解贫困的积极作用,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教育与个人贫困、家庭贫困之间的关系,教育对地区贫困的影响,教育类型与脱贫效果,教育扶贫政策、教育精准脱贫等。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教育扶贫研究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 教育与贫困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地区性、社会性等特点,从贫困的起源和发生机制来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贫困问题涉及的内容之多,成因之复杂,但当前的研究中对贫困理论的研究有的是视角单一,仅考虑单个或几个因素的理论基础,有的是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变化的特点没有把握住动态发展的可能特征及成因。因此,如何将教育扶贫与个人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教育扶贫在什么养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
2) 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不够
关于教育扶贫研究的方法,种类多样,结合了教育科学、政策分析、数据统计分析等一些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方法。具体来说,部分学者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更好地进行研究使研究既直观又深入,比如刘大伟运用了函数分布图,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结合文献分析和CHNS数据构建自变量,在计量方法上运用了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和标准差来计算教育公平程度 [22] ;而有的学者运用个案分析法、田野研究、政策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技术等进行研究。而目前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仍然存在缺乏从多学科、多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的问题,学科衔接不够紧密、研究中方法分析不够全面、实证研究仍然匮乏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比较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
3) 教育扶贫研究缺乏微观扶贫客体研究
当前的教育扶贫研究聚焦于教育扶贫主体,比如政府和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手段,比如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有,地缘性贫困、制度性贫困、文化性贫困等,总体倾向于宏观层面的思考。教育扶贫研究目前更多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关注教育扶贫内涵、功能、效用、路径的探寻,或者教育扶贫与国家经济进步与地区发展变化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教育扶贫对个人的知识、能力水平、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关注。
4) 教育扶贫政策研究上,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关于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张航 [23] 、邬志辉等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政策执行绩效、执行困境和治理路径等角度对教育扶贫政策进行了研究 [24] 。陈浩天和蔡丽丽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对农户认知、农户对政策信任度以及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执行绩效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对教育扶贫清单政策执行满意度不同,其中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教育水平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满意度越高等,但此类研究仍是少数 [25] 。总体来说,在教育扶贫政策研究上,主要集中于政策执行绩效、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以政策执行结果分析为主,对政策文本评价研究不足;以宏观研究为主,而微观研究不足。
6.2. 教育扶贫研究展望
1) 从研究现状和主题来看,教育扶贫研究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日益增多,尤其是自2015年后呈快速增长趋势,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教育扶贫将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问题。在研究主题方面,当前研究集中于教育扶贫价值与手段,比如,精准扶贫、智力开发扶贫、产业发展扶贫和职业教育扶贫,而我们在未来教育扶贫研究中,则更应注重教育扶贫的效果,创新教育扶贫机制,构建多元化教育扶贫监测评价指标和体系。
2)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在今后的教育扶贫研究中,需要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注重质性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加强案例研究。以更加开放多远的态度,从多学科、多维度探索理想的教育扶贫模式,增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法。在教育扶贫理论指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公共教育政策;同时,今后的研究也要普遍和特殊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树立“国际视野”和“本土行动”相结合的理念,厘清“扶教育之贫”(教育公平与质量发展)和“依靠教育扶贫”(教育功能性作用)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国际视野、多样化、多视角进行教育扶贫的研究。
3) 从研究层面和趋势来看,教育扶贫研究呈现出在实践中持续前行的态势。教育扶贫研究角度更多聚焦在宏观层面,因此未来应扩大教育扶贫研究范围,特别要从微观层面探索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理想模式和实践机制,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教育环境与质量、就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而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教育精准扶贫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因此,教育扶贫领域内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入探讨教育与贫困关系,为今后教育扶贫工作指明方向。第二,研究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及对策;第三,积极探索教育扶贫的有效路径,教育扶贫工作的探索要把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第四,教育扶贫成效的研究更加注重地区差异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