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命意义感指拥有强烈的生活目的的主观体验与感受(聂晗颖,甘怡群,2017)。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拥有意义感,强调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感受,另一个是寻求意义感,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主动追寻。
自杀倾向指个体所产生的想要自杀和出现严重自我伤害行为的想法,是自杀的前临床阶段,能预测自杀行为(苏斌原等,2015)。有自杀倾向的个体认知方式是消极负面的,相应的,情绪反应也是消极负性的,这会让其丧失生活动力,失去对未来的憧憬。最后出现极端行为,即自杀行为(梁思雨,2020)。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离婚已经成为人们摆脱情感困境、追求个人自由和美满婚姻的一种选择,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尤其高职学生中属于离异单亲家庭的数量逐年呈现上升趋势。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发展与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部分学生由于长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由父母一方或交由其他监护人抚养,亲子关系常常处于失调状态,因此,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应表现(郝江华,2007;刘苗,2013)对人生的思考更加悲观,对生命意义感体验更加趋于消极,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想法与行为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心理健康是个体成长的必然条件,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心理健康状态的积极指标,个体的心理问题和自杀行为产生都与其缺乏生命意义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在亲子关系失调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进而出现自杀倾向。由此,本研究关注离异家庭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自杀倾向影响因素以及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对高职生自身成长、家庭的幸福以及教育的发展有利,而且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方法,选取江苏省某高职院校学生共950名为研究对象,收回有效问卷907份,问卷回收率为95.4%。其中男生238名(26.2%),女生669名(73.8%),完整家庭学生808名(89.1%),离异家庭58名(6.4%),重组家庭27名(3.0%),其他14名(1.5%),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因此只筛选出离异家庭的58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
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有无身体疾病、家庭类型、父母学历等信息。
2.2.2. 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量表最初由Steger编制,后经过王鑫强等(2013)翻译以及完善,分为生命意义感拥有与生命意义感寻求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生命意义感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6。
2.2.3. 青少年自杀倾向的测量
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该量表不仅可以有效评估中小学生自杀倾向,同时也是评估大学生自杀倾向的测量工具(陆双鹤等,2020)。该量表包括掩饰性(1~5题)、绝望感(6~9题)、自杀认同(10~12题)和自杀准备(13~20题)四个维度,共20个项目。其中有3(10、11、12)个项目需要反向计分。计分范围为0~4分。量表分为4个分量表,分别为“掩饰性”(1、2、3、4、5),“绝望感”为(6、7、8、9),“自杀认同”(10、11、12),“自杀准备”(13、14、15、16、17、18、19、20)。总分为6~20的项目得分之和。判断结果为5个等级,0~14为“正常”,15~21为“有些”,22~30为“中等”,31~40为“较高”,41以上为“很高”。掩饰性均分3~4为高。在本研究中,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
2.3. 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影响高职院校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的因素进行分析,运用相关分析和多重回归分析研究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两者间的关系。
3. 结果
3.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差异分析
使用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方法对筛选出的58名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做差异分析。
3.1.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1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拥有意义感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228, p < 0.05),拥有意义感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生命意义感总量表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235, p < 0.05),生命意义感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寻求意义和生命意义感总维度在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极其显著(p < 0.01),都表现为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极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维度得分,拥有意义在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t = 3.05, p < 0.05),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
Table 1.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by gender and presence of physical diseases (M ± SD, N = 58)
表1. 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表(M ± SD, N = 5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1.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家庭因素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ANOVA分析法分析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因素(父母学历、父母离异时间)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均无影响。
3.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差异分析
使用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方法对筛选出的58名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做差异分析。
3.2.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2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自杀认同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t = −2.715, p < 0.05),自杀认同维度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绝望感维度上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t = −2.424, p < 0.05),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没有身体疾病。
Table 2.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uicidal tendencies by gender and presence of physical illnesses (M ± SD, N = 58)
表2. 自杀倾向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表(M ± SD, N = 58)
注:*p < 0.05。
3.2.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家庭因素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ANOVA分析法分析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在家庭因素(父母学历、父母离异时间)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均无影响。
3.3.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倾向的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各变量与自杀倾向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做分析。如表3所示,生命意义感两个子维度与总分和自杀倾向5个因子与总分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掩饰性维度之外,生命意义感的各维度与自杀倾向的各维度存在显著相关(p < 0.05) (见表3)。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among senior students from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表3.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倾向的相关关系
注:**p < 0.01。
3.4.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的回归分析
以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拥有意义感、寻找意义感为自变量,以自杀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r2 = 0.433,说明生命意义感对自杀倾向的预测有效性达到43.3%,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水平(F = 21.034, p = 0.000 < 0.001),说明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β = −0.58, p < 0.05)。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M ± SD, N = 58)
表4.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回归分析表(M ± SD, N = 58)
注:*p < 0.05。
4. 讨论
拥有意义感、生命意义感总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都是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表明女生对自己活得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低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王一卓,2022),这可能与社会角色定位有关,传统的观念认为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利,本身被赋予的社会期望较高,因此,男生的拥有意义感高于女生,女生的拥有意义感较低的缘故可能受到一些复杂和多元化的自媒体影响,女性在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和新时代角色期待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在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都表现为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极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维度得分,表明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相比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来说,不能觉察到自己生命目的、使命、首要目标。这可能与他们受到病痛的折磨有关,对人生的思考、生命价值的探索停留在身体康复,思维方式受到局限,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更加趋于消极,因此,生命意义感较低。
自杀认同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自杀认同维度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杨雪龙(2006)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女生在思想上比男生更加认可和接受自杀行为。这可能女性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加感性,比起男性更容易表露自己的想法。而男性在思想和行为上相对理性,会想到更加有效客观地办法解决困难,因此自杀认同相对较低。另外,绝望感维度上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没有身体疾病,这表明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抑郁、绝望的情绪水平高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这与张玉腾(2018)研究结果一致,身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其无法控制的,当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对自身身体状况无能为力、同时缺乏陪伴和关心时就会产生绝望感,可能会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
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自杀倾向均无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已经适应了没有父母的陪伴,逐渐的将重点转移到同伴关系或者关注自身问题上,更多的开始思考在社会角色中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内心开始接受不完整的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因此,家庭因素对单离异亲家庭高职生影响并不明显。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说明生命意义感越弱,自杀倾向越强,反之,生命意义感越强,自杀倾向越弱。此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得分低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更容易产生自杀倾向。能够体会到更多生命意义感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拥有理想,对生活目标的追求明确,深感肩负重任,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更愿意去奋斗拼搏,并能在逆境中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挫折与困难。因此,不易产生自杀倾向。
5. 结论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拥有意义感女生低于男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没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高于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女生的自杀认同显著高于男生,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绝望感显著高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家庭因素对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均无影响。
生命意义感对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
6. 建议
家庭中,父母要重视对子女精神生活的引导,心理上尊重子女,不唯分数论,轻易否定其价值,给予其自主权,培养其子女战胜挫折的毅力和能力。
学校要加强生命教育,鼓励教师开设生命教育选修类课程,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借助生命教学资源,唤醒和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生命道德以及生命智慧,引导学生追求生命价值,解决生命困惑。尤其是要加强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生命教育,体现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首先要重视死亡教育,认识到死亡是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避讳谈死亡话题,不美化死亡,引导学生学敬畏生命,激励学生珍爱生命,深入思考生命意义,另外,学校要建立单亲离异家庭学生档案,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和生活状况,及时给予关爱与帮助。
离异单亲家庭学生没有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大多缺乏家庭的温暖,部分学生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现象,包括学习、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方面存在各种困扰,进而导致对人生的思考相对较消极,生命意义感较低,容易产生极端思想。对此,社会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可以考虑联合一些心理机构给予单亲离异家庭学生相关的心理辅导、尤其是关于生命意义和自我发展等方面的辅导。另外,要完善社会心理服务机制,整合社区资源,加强社区心理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为单亲家庭提供婚姻、心理咨询服务,为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提供社会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医药职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研究”(项目编号:2021420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