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明治维新开始至甲午战争,日本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的明治知识分子开始对汉字在日本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思考。受到西方文明的启发,他们开始关注汉字是否成为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绊脚石,以及它是否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同时,伴随着民族意识的抬头,明治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认为,汉字可能是日本与西方文明接轨的一大障碍,阻碍了国家的文化进步。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了一场以废除汉字为主旨的运动,即汉字废止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通过摒弃传统汉字,引入罗马字,实现对日语书写体系的彻底改革,以适应当时社会对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迫切需求。
2. “汉字废止”的提出
在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幕臣前岛密向幕府将军德川应喜提交了《漢字御廃止之議》(汉字御废止之议)” [1] 。他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观点。维新后的1874年,西周主张采用罗马字,发表了《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以罗马字母书写国语的论点)在《明六雑誌》第1号上。同年,西村茂树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開化ノ度ニ因テ改文字ヲ発スベキノ論》(为开化而改革文字的论点)。随后,1884年,外山正一在《東洋学芸雑誌》第33号上发表了《漢字を廃し英語を盛に興すは今日の急務なり》(废除汉字,兴盛英语是当务之急)的主张。而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三宅雪岭提倡“尊重汉字论”,发表了《漢字利導説》(汉字的价值引导论)在《太陽》第1卷第8号上 [2] 。
1900年4月,文部省任命前岛密、大槻文彦等5人为国语调查委员,命令其积极推行文字改革。此外,同年11月,文部省委托上田万年等10名专家发布了《羅馬字書方調査報告》(罗马字书写方式调查报告),但遭遇到反对,最终未能实施。另一方面,1900年8月,文部省修改了“小学校令”,将小学生需要学习的汉字限制在1200字以内。该令还规定了统一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字体,并规定了使用音韵方式书写汉字。1902年7月,国语调查委员会发布了调查方针,其中包括采用音韵文字、言文一致体、国语音韵结构、方言调查和标准语的选择等四个调查项目。此后,政府便继续推行限制汉字的政策 [3] 。
3. 《东京朝日新闻》上的论争
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有关“罗马字施行策”的连载文章。这一连载从1912年7月9日到8月1日,共11篇,探讨了关于废止汉字和实施罗马字的途径。在连载的开头,《罗马字施行策(一)》中写道:
“如何处理国字的问题已经是几十年来教育领域的悬案。我们假定避免使用汉字的繁琐和困难,应当采用罗马字母,更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变千余年来的惯例,以及如何实施这一改革。我们将收集各家的意见,以研究其实施方法。” [4] 。
这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关注点,即如何改革国字的使用方式,以减轻汉字的繁琐和困难,同时也反映了对罗马字作为潜在替代方式的探讨。
罗马字论者的核心观点是:“学习汉字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坚信,为了跟上西方文明的发展步伐,必须减轻国民的教育负担。因此,他们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罗马字这一种更简化的文字系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在小学教育中引入罗马字教学等措施,以积极促进罗马字的应用和普及,最终将汉字,甚至假名也一并废除。这些举措旨在使教育更加高效,并使日本加更适应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
男爵阪谷芳郎和大隈重信分别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写道:
“假设我们现在全国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中教授罗马字,那么六年后将会有一百万人成为了解罗马字的国民。逐渐实施这一政策,我们可以轻松地将罗马字作为国字。” [4] 。
“幸运的是,现在内阁中,西园寺候担任罗马字推广会的会长,林董伯则是副会长,政府中也有很多支持者。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确定采用罗马字政策的最佳时机。并且,可以通过敕令来处理重要事项,通过文部省令来处理次要事项,这样就可以顺利实现罗马字在日本的推广,而不会出现混乱。” [5] 。
前者的观点强调了在小学教育中引入罗马字,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将其作为国字,最终废除汉字的使用。而后者则主张强调通过政府高层和官僚中的“罗马字论”支持者来制定明确的政策来推广罗马字,以实现顺畅过渡。
教育家樋口勘次郎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提出的执行计划是在小学教育中分配少量时间来教授罗马字。六年后,将会有数百万小国民接受罗马字教育,以后每年都会增加百万人,三十六年后,将会有三千万人受到罗马字教育(省略部分)。在那个时候,可以将罗马字视为国字,允许同时使用假名,但废除汉字的使用。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可以实现只使用罗马字,那将更好。如果这做不到,那就应该废除国定教科书。即使没有国定教科书,我们也可以制作罗马字教科书,向儿童传授罗马字教育,但由于国定教科书的存在,文部省必须表示支持。” [5] 。
然而哲学家三宅雪嶺对这些支持罗马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没有明确的目标,盲目地扩展罗马字,这并不意味着国民会抛弃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使用的汉字,主动去学习罗马字。在小学生中推行罗马字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在小学阶段学习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毕业生无法阅读国家法律文书,那么整个国民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无法实现。” [6] 。
他的批评观点强调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小学生不再学习汉字,那么他们毕业后将无法阅读法律文件等重要文本。这一观点认为,如果全面采用罗马字这种做法导致了严重的不利后果,那么推广罗马字的举措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他强调了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方面的需求和后果,以确保学生具备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技能,法律文件的阅读能力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种观点强调了教育改革和民生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
既然无法在短期内使国民完全抛弃汉字,那便应采取缓和的改革方案。为此,历史学者黑板胜美提出了较为折中的“三字并存”方案:
“在现今国情下,更好的方法应该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应将罗马字作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且在教授罗马字时,采用假名、罗马字和汉字的顺序,同时允许这三种文字体系的共存。这样,渐渐地,也会有假名交替罗马字等混合文体的出现,最终罗马字会成为国字,从而不被忽视。” [7] 。
这个观点强调,考虑到当时的国情,更为明智的方式是逐步引入罗马字,使其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他建议在教授罗马字时,采用假名、罗马字和汉字的递进顺序,并容许这三种文字体系的共存。他认为,通过这种渐进的方法,将会出现混合文体,最终使罗马字融入国字之中,从而不再被忽视。这种观点主张平衡汉字和罗马字的共存,以更好地适应当时的文化和教育需求。
根据《东京朝日新闻》上刊登的文章来看,虽然一些人表达了对“推行罗马字教育”的担忧和质疑,但总体来说,他们普遍认同在小学教育中逐步引入罗马字,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推广罗马字的做法。即当罗马字普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考虑废除汉字表记。这种观点体现出改革中渐进性和激进性的辩证统一,同时也可从中窥见日本社会对汉字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性。
4. 《东亚研究》上的论争
4.1. “汉字派”的反击
罗马字在新闻媒体中的推广引发了激烈的舆论争议。面对“罗马字表记派”的“攻势”,同时期的“汉字派”也在《东亚研究》期刊上主要围绕以下三点进行了“反击”。
4.2. 表意文字的汉字简洁,信息密度大
历史学者星野恒在《羅馬字は断じて行ふべからず》(决不能采用罗马字)中提出了以下观点:虽然学习汉字可能有一定难度,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常用汉字只有“大略千五六百”个,不算太多。在学校教育中,教授这些常用汉字并不是那么困难。而且,一旦掌握了这些汉字,就不容易忘记。他指出:“汉字在视觉上具有印象鲜明的特点,不容易遗忘,并且包含大量信息,阅读咀嚼之时,会感到趣味丰富,兴趣盎然。” [8] 。
另外,《大阪朝日新闻》记者西村時彦则根据他作为新闻记者的经验,提到相较于罗马字,使用汉字可以“节约纸面”,并且“减轻打字机的操作负担” [9] 。
这些观点强调了汉字在记忆和书写上的优势,认为学习和使用汉字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困难,同时也指出了使用汉字的实际便利性。
4.3. 表音文字的罗马字难以处理同音异义字
行政学者美浓部达吉从“表音文字的缺点”出发,对罗马字问题提出了批评。美浓部在他的著作《非罗马字论》中,从法学的角度指出:“在司法和私法、市立和私立等同音异义的词汇中,如果使用罗马字,区分它们将更加困难。” [10] 。
另外,中村久四郎在《同訓の漢字多きは進化の徴》中指出:“比如,‘ミチ’这个词,在英语中可以是 Road、Way、Route、Course等。大体上,‘ミチ’的意思是相同的,但稍微有些微妙的区别。我们不应该责怪汉字中存在同音异字的现象,相反,这显示了文字的巧妙用法。” [11] 他以英语中同样存在与汉字类似的同音异义词的现象为例,反驳了废除汉字的论点。
4.4. 汉字与日本传统文化联系密切
星野恒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汉字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从国史开始,律令格式以下,各种记录,都以纯粹的汉文来记述(省略部分)。随后,宣命文得到发展,汉字和假名交替的文风开始盛行,尤其在物语、战记等文学作品中。和汉文混合的文体仍然在公私文书中常用。这些典籍文件的总数非常庞大,几乎无法一一列举,但它们都是我们国家自开国以来君临天下的国体的宝贵文件。” [12] 。
这种观点强调了汉字在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记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从侧面指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当日本人要深入研究和传承日本传统文化时,汉字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废除汉字,便相当于自废掉这一重要的“工具”,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放弃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这对于当时的文人学者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5. 余论
截至明治时期,汉字传入日本已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在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情况下,日本采用了汉字表记的方式,这不仅缩短了文字创造的漫长过程,还催生了日本假名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注入了大量、当时也是最高品位的文化信息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直接影响了日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无视、否定或割舍这种文化传承关系的任何努力,在理论上来说都注定是无益的,至少也是一代或几代人所不可能企及的 [13] 。
关于日语表记文字的论争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和辩论,最终采用了一项宽和而平衡的汉字限制政策——即保留汉字的同时,逐渐普及罗马字教育。自此,汉字、假名、罗马字三者共存的现代日语体系逐渐形成。这一混合文字体系不仅充分地尊重了传统文化,同时还智慧地满足了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多重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国语现代化的进程。这一历史时刻的文字改革成为了日本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的一大重要篇章,充分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复杂文化需求时灵活应对的能力和中庸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