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青年拥有更多机会，也面临更多威胁，青年社会交往、青年社会心态等成为中国青年发展的热点话题(张志安，龚沈希，2022)。机构调查显示40.2%的青年认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症”，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55.6%的人认为自己活得太压抑(肖赣贞，2022)。据调查，青年群体网络人际交往意愿、观察和洞察能力较强，但解决社会交往问题能力的水平有待提高(高书国，张卜琪，2021)，其人际关系存在表达能力不足、交流范围狭窄、角色混乱、社交焦虑等问题，长期发展下去可能危害身心健康，影响学习兴趣和生活激情(杜颖，于颖，李东玥，2019)。
尤其是2019年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受创个人带来恐慌、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个体“情绪低落”“压力大”，严重者甚至产生急性心理应激(袁会等，2021)。从心理应激的角度来看，继发性创伤应激和严重创伤常会使人产生人际关系障碍等症状，高应激的群众往往表现出低关系满意度、低社会亲密度，如果不能有效缓解，则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Yuan, Michelle, & Kaylin, 2017)。青年由于缺乏生活经验，易受挫，欠缺思辨能力，以及身处独生子女环境，容易导致人际沟通不足，出现信任危机(沈毅，2003)。可见心理应激对社会交往能力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发现，应激情境会提升个体的疼痛共情能力(许岳培，吴佩佩，贺雯，2020)，尤其是有相似经验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替代性体验，而共情能够能减少青年在人际交往过程的焦虑与紧张(陈珝，张晓文，2012)，通过影响情绪发展影响人际关系(Eisenberg et al., 1991)。作为一种亲社会能力，共情可增加协作、分享、帮助等形成发生的概率，从而提高了同伴接纳他的可能性(Rushton, 1982)，在团体氛围和人际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个体更具亲社会偏向(Emily & Malouff, 2016)。因此，共情能力在心理应激对于社会交往的影响路径中起到何种作用值得深思。
青年正处于升学、就业、组建家庭等重要的人生发展阶段，青年期也是青年群体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时期，青年如若无法适应外界社会环境，或是产生畏惧心理，极易形成自卑孤僻的性格，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受阻，影响身心健康。鉴于此，本研究拟分析当下青年心理应激对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并考察共情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对青年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对策，以帮助青年群体提升社交能力，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代表性县市所在15~34岁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736份，在剔除无应答、不诚实应答和缺乏一贯性的回收卷后，剩余有效问卷716份，有效回收率为97.28%。
被测青年群体中，男女性别占比差异较小，分别为40.2%及59.8%；最终学历多为本科，占70.7%；未婚比例居多，占88.7%；人员居住覆盖苏南(43.7%)、苏中(29.5%)、苏北(26.8%)区域，分布较为均匀；独生子女人数略高，占59.6%；学生主体的职业状况明显，占63.7%。此外，被测对象中年龄最小为15岁，最大为34岁，平均年龄为2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交往能力评估量表
该量表由Buhrmester等(1988)编制，我国学者魏源(2005)进行信效度分析，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量表包括主动交往能力、适当拒绝能力、自我表露能力、冲突管理能力、情感支持能力5个维度40个项目。本研究在通过预调查的数据分析后，根据不同维度内部的各项指标所呈现的因子载荷对于原量表进行初步标识，随后使用R语言蚁群算法代码来对原本40个题项进行二次标识，将初步标识与二次标识后重叠的指标予以删除(Raborn & Leite, 2018)，最后采用德尔菲法加以核验，最终完成对该量表的精简，以使其更为符合研究对象的自身特性。简化版人际交往能力量表保留原先的五个维度，各维度包含5个下位指标，量表共由25个基础题项组成。各题项均采用5点计分，按照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赋值(“1 = 从不”至“5 = 总是”)，即得分越高，相应的社会交往能力则越强。本研究中社会交往能力的总体信度为0.91。
2.2.2.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该量表由Davis (1980)编制，詹志禹(1987)修订，在不同人群中测定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并广泛应用于各种群体的调查(郑建盛等，2021；张凤凤等，2010)。该量表包括共情关心、幻想、个人忧伤、观点采择4个维度22个项目。本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自身特性进行了对该量表进行了改良，采用Likert5点评分，从1~5分别是非常不符、比较不符、难以确定、比较符合、非常符合。本研究中共情能力的整体信度为0.84。
2.2.3. 应激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学者Lu和Huh (2020)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应激与行为。该量表依托应激行为的理论根源，以个体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所出现的生理、心理、行为等12个指标为观测项，分为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防御性行为3个维度。各问项均采用5点计分，按照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赋值(“1 = 完全不符”至“5 =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相应的心理应激程度则越深。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信度分别为0.85、0.87、0.75，总体信度为0.86。
2.3. 统计方法
将问卷调查中最终获取的数据通过SPSS (22.0)统计程序进行分析，并使用α = 0.05的显著性标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信度。通过回归分析以获取影响被测青年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回归分析系数验证的基础上，通过SPSS Process插件检验共情能力在心理应激各维度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偏差方法检验
本研究以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大于1的因素共有12个，第一个因素解释总变异量的21.6%，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心理应激各维度(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防御性行为)、共情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相关分析结果(表1)表明，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与社会交往能力显著正相关(p < 0.001)，情绪性恐慌对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与削弱没有相关；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呈正相关(p < 0.001)。
Table 1.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all variables
表1. 心理应激各维度和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共情能力在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被测青年的心理应激、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2)显示，自变量心理应激中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对因变量社会交往能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R2 = 0.16, β = 0.19, p < 0.001; β = 0.28, p < 0.001)，情绪性恐慌对因变量社会交往能力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10, p < 0.05)；在预测变量为心理应激与共情能力时，心理应激各维度对社会交往能力仍有显著预测作用(R2 = 0.21, β = 0.14, p < 0.01; β = −1.14, p < 0.001; β = 0.20, p < 0.001)；共情能力对社会交往能力有显著预测作用(R2 = 0.21, β = 0.30, p < 0.001)。如图1所示。
通过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中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共情能力在青年心理应激各维度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经验证，共情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在认知性评价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95%CI (0.12, 0.22)]；在情绪性恐慌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95%CI (−0.07, 0.09)]；在防御性行为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95%CI (0.11, 0.22)]。结合回归分析结果，最终可判定共情能力在认知性评价与防御性行为对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过程中中介效应成立(见表3)。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athy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y
图1. 共情能力在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youth psychological stress, empath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y
表2. 青年心理应激各维度、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回归分析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athy
表3. 共情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4.1. 青年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了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关系及共情能力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由相关性分析可知，青年心理应激中的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与社会交往能力呈正相关，即科学的认知和合理的防御措施有助于青年在突发状况下维持社会交往的开展；情绪性恐慌不影响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或削弱。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可得，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对社会交往能力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为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已有研究证明，容易引起应激的人常常有许多错误的认知，从而破坏人际交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几乎波及全社会的应激刺激，往往对群众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强烈影响，导致了社会性的恐慌、焦虑、歧视等，可能造成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他人信任度降低，从而影响人际关系(郑莉君，2005)。综上所述，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突发状况时，认知发生偏误、行动不合规范的青年，很可能产生应激过度，出现非理性想法，甚至做出极端行动，并对社交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使人际关系薄弱且不稳定。因此，可以通过合理的认知和行为调节青年的情绪，使其处于适合社交的状态，从而促使沟通的进行和社交能力的提升。
4.2. 共情能力在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之间的中介效应
共情能力作为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特质，在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心理应激与社会交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心理应激能直接预测社会交往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影响共情能力间接影响社会交往能力。但当前并未有研究对心理应激、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三个变量结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而无法直接印证这一结论同前人研究结论是否一致。前人研究表明，个体面临生理或心理上的威胁时，并不一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而可能是亲社会偏好；或是亲社会偏好在应激环境中增强，其中共情能力发挥着中介作用(杨群等，2022)。另外，实证研究表明共情训练可以提升共情能力，从而改善人际关系(张丹，2022)。由此可以推断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正确认知能够使青年注意自身防护，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社交距离，采取防御性措施(Barnhardt & Ginns, 2014)，共情能力在此期间发挥着加深与他人联系的作用。而过分紧张、焦虑、忧郁的情绪，对他人信任度降低，容易导致青年采取极端的措施，从而破坏了与他人的关系，表现出较低的关系满意度和社会亲密度(Rachael & Robinson, 2014)。这就验证了共情能力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样也可以说明应激过度的青年可以在共情能力的作用下，提高社会交往的频率，实现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因此，可以通过提升青年的共情能力来消除过度应激、情绪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青年群体人际交往能力。
基于上述发现，适度的应激和较强的共情能力对于处于社交困境的青年来说十分重要，因而可以从认知、行为以及心理共情对青年群体进行干预。
首先，正确宣传，获取科学认知。青年可以通过亲友、官网、社区宣传等途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科学的认知和心理防线，与此同时也要对战胜困难有信心，这样才不至于因错误的判断导致青年深陷恐慌，使得人际交往中断。再次外界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宣传工作；媒体报道应该实事求是，不夸大数据以危言耸听，也不模糊危害而使群众掉以轻心。社区可以组织志愿者通过横幅、海报、宣传栏、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策划安排，进行知识科普，以专家讲座等方式使青年正确认识突发情况，从而在社会交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通过科学的认知，青年能正确应对突发事件，不会因此过分紧张而突然“斩断”一切社交，致使社交能力倒退。
其次，及时防御，维持社交界限。毫无疑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突发性、传染性、严重性使得社会秩序在一瞬间被击溃，青年为避免自身安全受到危害，往往第一时间按照社会要求进行自我防卫和他人防范，减少感染的发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青年往往更加注重卫生，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避免在公共场所聚集，但通过锻炼以提高自身抵抗力的方式常被忽略。此时青年可以居家运动，通过直播跟练、打卡等形式监督自己，提升抵抗力；同时无形中开辟了运动交友的圈子，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运动带来愉快的心情给个体带来安全感，健康的体魄增强了青年应对突发事件的信心。青年有社交需要，但又有空间隔离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和社交安排，通过智能设备实现线上社交。此外，对于在校青年，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计划和安排，统筹规划线上课与线下课，避免不必要的聚集，保障师生安全。
最后，合理共情，家庭协同校园。人在环境中，良好的环境氛围皆对青年的共情能力的培育、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正向影响。家庭教育是决定个体共情能力发展的先天因素，家庭氛围良好、亲子关系和睦的家庭本身就具备良好社交的能力，子女在民主型家庭中成长，更容易形成开朗、自信的性格，共情能力强，更具亲和性。因此，家庭需要营造良好的家风，为青年学习社交提供了模范和试验情境，锻炼、发展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学校教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对他人的判断和感受，调整个体共情能力，提高感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无论是教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亦或是同伴，均能青年在遇到社交问题时提供帮助；为了融入集体，青年有意识地模仿学习，班级、团体等实际的社交情境更是在无意识中提升青年共情能力。文化秩序对个体的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共情能力的提升和生命体验的丰富让青年易于理解他人，从而受到信任和青睐，人际交往能力得到发展，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紧密。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几点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本研究由于抽样方法、取样地域、调研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的有限性，导致资料收集与样本选定的方式有一定不足。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完善抽样方法和取样过程，采取更科学、系统的方法进行抽样，进一步扩大样本量，通过保证被试的多样性和样本的准确性与代表性，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另一方面，本研究作为横断研究，未收集样本长期的动态变化，因而后续研究还可以对被测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青年社会交往现状与影响因素的真实有效的信息，对此进行深入剖析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心理应激、社会交往能力与共情能力之间关系，结论如下：
1) 共情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显著正相关。
2) 心理应激中认知性评价、防御性行为与社会交往能力显著正相关，情绪性恐慌与之没有显著相关。
3) 共情能力在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两个维度对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