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善念是由荷兰自由大学的研究团队最先提出并进行一系列相关研究(Van Doesum, Van Lange, & Van Lange, 2013)。国内学者最初将其应用于感知层面与合作行为的研究(窦凯，2016)，后来其他学者逐渐开始探究其相关研究领域。本文从社会善念的概念基础、研究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系统阐述社会善念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期推进该领域的深入探索。
2. 社会善念的概念基础
2.1. 基本概念
从概念的来源看，社会善念出自英文social mindfulness，最初直译成社会正念。用作者的观点来说，就是人们怎样以一种注意关注的方式，社会化地建构了一个情境(Van Doesum, 2016)。换句话说，就是用正念方式关注社会交际环境。由于这个概念较新，所以存在很多争议。研究表明，“社会正念”与正念注意意识量表所测的正念水平没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同时Van Lange和Van Doesum (2015)也提出低的“社会正念”相当于“社会敌意(social hostility)”，而社会敌意对应的名词应该是社会善念，而非社会正念。结合心理学报编委所提出的专业建议，国内学者最初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的论文中，将社会正念修改为社会善念(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a；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耀中，2018b)。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以及正念所具有的佛学教义，本文认为采用心理学专家所认可的社会善念这个概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更适合学术表达，也符合中国本土化特色。
从概念的内涵看，最初提出者将社会善念界定为“个体做出顾及他人的选择，这种选择包含了善意关注他人控制结果的技能和意愿”(Van Doesum et al., 2013: p. 86)。之后，又基于相互依赖理论进一步指出，社会善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善意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需要和权利的倾向，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关系有重要作用(Van Doesum, Van Prooijen, Verburgh, & Van Lange, 2016)。国内学者基于前人研究，对社会善念进行了操作性界定：“个体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对‘关注他人’的自我控制，即有意识地识别情境中他人可支配的选项，可理解为一种心智技能；并愿意做出不限制他人选择的决策，可理解为一种意愿动机”(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张庆鹏，2017)。
纵观国内外关于社会善念的概念阐述，研究者均强调一种情境、两种能力。一种情境即人际互动情境；两种能力：感知技能——能够觉察他人状态的知觉能力，意愿动能——尊重对方并做出选择权让渡的意愿表达。此外，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善念具有低成本的亲社会(low-cost prosociality)特征(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是一种自发主动的亲社会特质(Van Doesum, 2016)。具有宜人性、共情、利他等良好品质的个体，更容易主动觉察对方处境，从而做出让渡选择的行为，获得他人信任和好感，增进人际关系(Van Doesum et al., 2019)。由此推测，个体具备的某种内在积极品质，促进了个体在互动情境中的感知技能和意愿表达。
综上，本文把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反映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能够感知他人状态，愿意尊重对方选择、做出让渡权利行动的善意定义为社会善念。
2.2. 概念辨析
基于社会善念属于比较新的概念，对其与正念、善良及其他亲社会行为进行简要辨析如下：社会善念是亲社会动机的一种，是对关注他人感受并愿意做出善意决策的意念。其背后的驱动力不是提高自身意识的能力倾向，而是将这种感知技能与社交互动情境相结合，提升社会关注意识。而正念存在于当下，是通过当下有目标的时刻注意，不加任何判断地将经验一刻一刻展现出来的意识，更多的是关注自身意识能力的提高。
同时，社会善念中的“善念”与“善良”的概念确实存在一定的重叠，两者都具有反映个体亲社会倾向的良好品质；但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善良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个体内在稳定的人格特质，可以理解为“大善”。而社会善念以个体本身良好品质为基础，聚焦在人际互动环境中的感知技能和意愿表达，可以理解为“小善”。因此，社会善念既体现个体的善良特质，又强调善念的认知注意，是一种将个体优良品格付诸于人际交互环境中做出善意决策的修善之念。
此外，社会善念和其他亲社会行为(例如，利他、互惠、公平、信任等)也存在一定的概念重叠，它们都是亲社会的一种，都旨在为他人谋便利，都具有善意表达；但从更细致的内涵、能力、动机、外部环境等方面又有所不同。从内涵上讲，这些传统的亲社会行为忽略了亲社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感知他人的需要。而这恰恰是社会善念的核心之一。从能力上讲，执行功能可能是社会善念不同于传统亲社会行为的基础认知能力(Van Doesum等，2013)。从动机上讲，社会善念是基于个体自身优良品格的意念表达，是让渡选择权的意愿或动机，是被人际交互环境的实际存在所激发和增强的(Van Doesum, 2016)。从外部环境上讲，传统的亲社会行为偏重在社会环境下个体的自我表现，但社会善念更加关注人际交互的环境，更多地顾及到他人的感受，体现在与对方互动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善念。
2.3. 理论基础
社会善念的构建深深植根于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 (Van Lange & Balliet, 2015)，同时在过程中体现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Deci & Ryan, 2002)的思想。
相互依赖理论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情况，假设任何人际情境的结果都取决于有能力产生影响的个人决定，关注人们在其情境表现和个人动机方面的个性差异。社会善念概念充分契合了相互依赖理论的模式，即决策是随后而不是同时做出的——“先是你，然后是另一个人”。这使社会善念更多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同时，相互依赖理论关注情境，注重在人际互动情境下所体现出来的感知技能和意愿表达。尽管从一个依赖矩阵到另一个依赖矩阵转换的可能性相当复杂，但是社会善念要求人们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如果，那么”感知能力和善意表达，并且愿意尊重并保护对方选择的权利(Van Doesum, 2016)。总之，自我依赖理论强调的是环境，是结构，是互动转换适应的矩阵，是人与人的相互影响。而社会善念就是在这个相互依赖中产生，强调人际环境，强调感知能力和善意表达，强调相互影响的意愿，这是基础。
同时，在社会善念决策的过程中体现了自我决定理论，即个体具备在环境中感知他人的能力，并能够做出善意决策，就相当于给予对方更多的自主控制权，满足他人基本需求，有利于个体和他人身心健康。具体而言，第一人对多重物品的选择将视为社会善念，因为它使第二人也具有相同的控制权。但是，如果第一人选择了唯一物品，那么也就移除了第二人的控制权。而第一人对第二人授予这种控制权具有亲社会动机(Magee & Langner, 2008)，因为它允许另一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结果具有尽可能多的自主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即体现了自我决定理论，满足了个体的自主需求(Deci & Ryan, 2002)。因此，为他人提供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被视为尊重他人的需求和观点，是一种社会善念的行为(Van Lange, Kruglanski, & Higgins, 2011)。
3. 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
研究以social mindfulness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中搜索，仅有13篇文献；再以“社会正念”或“社会善念”为关键词在知网中搜索，共有9篇文献，其中1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还有5篇期刊论文。因此，自Van Doesum等(2013)提出此概念截止到现在，国内外有关社会善念的文章仅有22篇。综合分析这些文献，主要从表现特征、测量范式、认知加工特征和相关因素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3.1. 表现特征——状态与特质
社会善念的提出者将其概念化为反映动机状态以及认知和影响的基本取向，它位于个体内(作为个性变量)，但也可以由关系变量(例如对方是谁)或情境变量(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传达的社会规范)所激活(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善念的表现恰恰是内心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决定，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状态性的变化，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善念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窦凯等，2017: p. 1108)。
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善念既有类状态的特征，又有类特质的特征(Mischkowski, Thielmann, & Glöckner, 2018)。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善念是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感知和采取行动的一种类特质倾向的观点，个人愿意表现出社会善念的倾向与两个特质维度(诚实谦恭和社会价值取向)之间有意义联结(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同时，社会善念的动机倾向受技能操纵影响也很强，这意味着决定采取社会善念行为也涉及到类状态的方面。
3.2. 测量范式
社会善念测量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简称SoMi范式)来源于Kim和Markus (1999)设计的铅笔选择范式，后来被Hashimoto, Li和Yamagishi (2011)发展使用。Van Doesum等(2013)受此启发开发了物品选择游戏作为SoMi范式。该范式是一系列社会决策任务组合，使参与者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四个对象中选择一个，每个类别中，有三个物品是完全相同的，第四个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不同(例如，一个黄色帽和三个蓝色帽)。每次物品的类别数量有所不同，但参与者必须始终记住，他/她是在与另一个人的互动中共同参与决策任务，某物品一旦被一个人选中，另一个人将不能再选此物品了。如果参与者选择非独一无二的物品(例如蓝帽子)，则另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两类物品(蓝色或黄色帽)，这将被记为社会善念(计1分)。如果参与者选择了唯一的选项(黄色帽)，他人只能选择另一类选项(三个相同的蓝色帽)，这将被记为无社会善念(计0分)。相互依赖的环境与多个物品的选择相结合，建构了整个任务的执行空间，使物品选择决策发展成为测量社会善念的一种经典范式。
近期，国外学者Mischkowski等(2018)分别从控制物品偏好、考虑稀缺关注和消除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对经典SoMi范式进行了改进，分别得到偏好调整后的SoMi分数（the preference-adjusted SoMi score）、稀缺调整后的SoMi分数（scarcity-adjusted SoMi score）和后果调整后的SoMi分数（consequence-adjusted SoMi score）。从研究结果看，第二种变式测量的社会善念分数更低，称之为最严格最纯净的社会善念。同时，研究表明经典SoMi分数确实受到物品偏好的影响，稀缺和后果调整分数的平均值和高度相关性反过来又提供了这些方法的交叉验证，这意味着两者都是很适合测量社会善念的范式，可以控制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以上范式的研究目前主要在西方文化和个体文化背景下有所应用(Mischkowski et al., 2018; 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但社会善念的利他选择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互动模式，会影响个体对利他选择的不同推断，进而影响其社会善念的表达(任彧，2017)。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互动层面的感知视角(Dou, Wang, Li, Li, & Nie, 2018；陈雅姣，2019；仇不凡，2019；窦凯等，2018a；窦凯等，2018b)，而在个体层面的应用仅有几位研究者涉及，且结果存在较大待议问题(陈满琪，2016；刘嘉，2018)。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善念范式中物品的选择对于个体来说损失不大，因此如何修改社会善念范式，加重物品选择的权重，可能更有助于探明社会善念的内涵(陈满琪，2016)。
3.3. 认知加工特征
社会善念被认为是低成本的亲社会倾向。结合前人理论模型，亲社会的认知观点分为三种：1) 直觉亲社会。典型代表是Zaki和Mitchell (2013)提出的亲社会性直觉模型(intuitive model of prosociality)，以及Rand, Greene和Nowak (2012)提出的直觉合作，且基于社会启发(social heuristics) (Hertwig & Hoffrage, 2013)的假设，即采用社会启发法解释自发合作效应。2) 控制亲社会。用自我控制资源模型(self-control strength model) (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来解释亲社会行为的控制反思性。个体在先前任务进行自我控制会消耗一定的认知资源，当这种资源处于暂时枯竭状态时，后续即使毫不相关的亲社会任务表现也会下降(黎建斌，2013)。3) 无影响亲社会。有研究者提出认知操纵对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没有效果(Hauge, Brekke, Johansson, Johansson-Stenman, & Svedsäter, 2009)。
基于以上三种亲社会认知观点，映射到社会善念，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假设：1) 根据直觉亲社会观点，高社会善念个人做出善意决策完全源于自发的直觉内心，如果被迫“认真思考”，会形成他们的善意违约，从而导致在深思熟虑过程中社会善念水平的下降。2) 根据控制亲社会观点，结合社会善念涉及有意识加工的理论构想(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体，与没有思考的个体相比，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决策。社会善念通过认知负荷、时间压力或其他干扰因素与执行功能相冲突，从而看到某人的行动对他人选择产生的影响。3) 根据无影响亲社会观点，社会善念是在人际情境中感知并采取亲社会行为的普遍倾向，不受认知资源的限制，也不会因深思熟虑而增长，是一种稳定的亲社会特质。
当前，关于社会善念的相关认知研究表明社会善念与需要认知资源的人际反应变量(例如移情关怀、观点采择)存在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但有研究者通过时间压力、认知负荷两种认知过程控制探究社会善念的认知加工特点，结果发现认知过程控制对社会善念的影响可忽略不计(Mischkowski et al., 2018)。这些实证研究所带来的矛盾体现了社会善念认知加工特征的复杂性。
3.4. 相关因素
3.4.1. 认知因素
社会善念的逻辑是“人们需要看到它，并能够对其采取行动”，因此“看到它”的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善念的核心部分。而其认知建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执行功能(Pronk, Karremans, Overbeek, Vermulst, & Wigboldus, 2010)。Van Lange等(2015)假设社会善念会受到认知负荷、时间压力，或与执行功能相冲突的其他干扰源的影响，不太可能完全自动化，需要一些执行功能的参与。在更新、转换和抑制这三个关键执行功能中，抑制可能对社会善念最为重要。抑制是对个体自动的、占主导地位的反应偏好的控制，以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人际过程上(Smith & Jonides, 1999)。例如，在经典SoMi范式中，人们倾向于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选择唯一的物品，而要选择非唯一物品，需要个体抑制默认的偏好倾向，将注意力集中到人际互动中。
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会善念与人际反应指标(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善念与移情关怀、观点采择和想象有着显著相关；但与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和气质性信任(dispositional trust)相关很低(Van Doesum et al., 2013)。但感知社会善念却与状态信任(采用信任博弈游戏测量)具有很高的相关，且具有一定的预测程度(Dou et al.，2018；窦凯等，2018b)。
此外，社会善念与公平感知有很大关系。一个具有社会善念的选择会产生期望平等的结果选择，即个体希望通过社会善念选择使大家均具有公平选择的机会。最近的理论表明，亲社会价值取向是关于平等主义的取向，即对结果平等的渴望(Eek & Gärling, 2006; Fehr, Naef, & Schmidt, 2006;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2)。而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善念高度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
3.4.2. 人格因素
Van Doesum等(2013)对社会善念与相关的人格变量也进行了调查，这些人格变量包括HEXACO人格特质模型中的诚实–谦恭、情绪性、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经验的开放性六种人格特质以及相应的子维度(Ashton & Lee, 2001)，还有社会价值取向(Murphy, Ackermann, & Handgraaf, 2011)等人格变量，结果表明，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具有显著相关，且与社会价值取向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将大六人格特质模型进行拆解分析，可以看出诚实-谦恭维度中的公平、不贪婪、谦虚，宜人性维度中的宽容、温和、柔韧、忍耐，还有情绪性中的敏感、外向性的社交勇气，以及利他都与社会善念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
近年，有研究者基于荷兰的一个大型代表性样本(18至90岁之间的1098位被试)，在2008~2014年连续五次收集关于HEXACO大六人格特质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数据，然后在2016年测量社会善念，结果表明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利他和亲社会价值取向呈显著正相关，与反社会人格特质(例如暗黑人格和道德推脱)呈现负相关，而与大六人格特质的相关与之前的研究也存在分歧，在诚实–谦恭维度上依然相关显著，但是在宜人性上相关不显著(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其他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也纷纷验证了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亲社会价值取向、利他等的显著关联(Manesi, Van Lange, Van Doesum, & Pollet, 2019; Mischkowski et al., 2018)。
3.4.3. 环境因素
影响社会善念的环境因素有很多，目前主要研究的因素有社会距离、主观社会阶层等。有研究表明社会善念利他选择的行为会受到人际距离知觉的影响。面对不同的互动方，比如陌生人和亲密的朋友，个体明显对更为熟悉的朋友做出更多社会善念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3)。研究者也发现，当个体喜爱、信任互动方时，会做出更多的利他选择。相比陌生人而言，个体在面对敌人或竞争对手时，做出的利他选择行为更少(Van Doesum et al., 2016)。
同时，研究者也发现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如何平衡自我，相对于较高阶层的人，低阶层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Guinote, Cotzia, Sandhu, & Siwa, 2015; 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 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善念关系很小或没有关系(Van Doesum等，2017)。就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而言，研究发现对方的主观社会阶层会对利他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人们更愿意对低社会阶层的人表现出友好态度且做出利他选择行为(Van Doesum等，2017)。国内研究结果表明，高、低主观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无显著差异；而被试对低目标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显著高于对髙目标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刘嘉，2018)。因此，阶级观念有助于塑造人们日常社会交际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人们基于不同的环境决定自己是否做出利他选择。
此外，情绪也会对社会善念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社会善念的选择也会影响或引导特定的情绪(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也有研究者发现积极情绪对感知社会善念影响合作行为有正向作用(窦凯等，2018a)。
4. 社会善念研究的未来展望
4.1. 特质–状态结构验证
社会善念属于一个新兴的概念，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为互相依赖理论，提出者的内涵界定更多从人际交互的角度探究个体感知他人状况并能让渡选择的善意表达，具有一定的状态特征(Van Doesum et al., 2013;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但也有研究者通过分析表明社会善念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类特质的属性(Mischkowski et al., 2018；窦凯等，2017)。虽然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社会善念与人格特质(例如诚实–谦恭、宜人性等)的关系来探讨其内部结构(Van Doesum et al., 2019)，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具体研究对特质类型的社会善念进行心理结构的探究，特别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大众视角下的社会善念内在结构。结合当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与社会行为特征，未来研究可将社会善念的特质和状态表现特征作为研究主题，并对其进行心理结构的探索和分析。
4.2. 个体层面本土化测量
目前主要以Van Doesum等(2013)提出的经典SoMi范式为基础，开展个体社会善念和感知社会善念控制等方面的测量。同时，研究者也提出了社会善念的文化差异性，例如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相应的社会善念测量是否具有差异(Van Doesum et al., 2013;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国外有研究尝试进行了经典SoMi范式的改编(Mischkowski et al., 2018)；国内也有学者对经典范式的物品进行了本土化处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感知社会善念的控制实验(Dou et al., 2018；窦凯等，2018a；窦凯等，2018b)。但从个体层面开展社会善念的研究仅有几篇硕士论文，其信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未来研究很有必要从个体层面、本土化视角开发社会善念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4.3. 认知加工机制探究
考虑到社会善念关键核心的内涵在于认知特征。有研究者提出未来研究应探索抑制和其他认知技能在社会善念中是否真正起作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起作用(Van Doesum et al., 2013)。社会善念不仅仅是一种动机状态，还与某些可以激活认知成分和神经机制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善念很可能受到认知控制相关变量(例如认知负荷或时间压力)的影响，并且与执行控制相关联(Van Doesum, 2016)。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验证认知过程控制对社会善念的潜在影响将有助于解开社会善念理论构想与三种亲社会认知观点的关系，从而更全面地阐明社会善念的认知特征。
此外，当前社会善念的研究仍处于社会行为学研究范畴，未来应该增加脑电、认知神经方面的研究。当前已有研究者采用功能性磁共振发现，具有社会善念的选择与右侧顶叶皮层和尾状核的活动有关，而没有社会善念的选择与左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关(Imke et al., 2019; Lemmers-Jansen et al., 2018)。
4.4. 相关因素及影响机制探索
与社会善念有关的前因后效因素较多，未来的系列研究均可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系统研究认知、人格、环境、情绪等因素对于社会善念的影响。
有研究者提出，除考虑情境激活的认知过程控制外，还应考虑个体亲社会特质的调节(Mischkowski et al., 2018)。前人研究表明，认知过程控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是由具有亲社会倾向的个人所体现(Ashton & Lee, 2007; Ashton, Lee, & De Vries, 2014)。研究表明了具有亲社会价值取向或较高的诚实–谦恭水平的人比那些具有亲自我倾向的人更可能以认知处理方式为条件(Dorothee & Andreas, 2016)。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认知过程控制对社会善念的潜在影响可能会被个体的亲社会特质所调节。尤其对于亲自我个体，无论认知过程如何控制，社会善念通常都较低。相比之下，对于亲社会个体，社会善念会因为认知过程控制而有所不同。因此，未来研究认知过程控制对社会善念的影响时，可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考虑潜在的人格变量在其中的作用。
同时，研究表明，社会善念与合作、信任等正向行为，以及敌意、仇恨等负向行为均有关系(Van Lange &Van Doesum, 2015)，而其影响这些行为的内部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尝试探索，也需要更多的重复论证。
综上，随着当前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其对理性经济人的研究有了新的贡献和挑战(彭凯平，2009)。未来可以社会善念所反映的低成本小善为契机，结合竞争合作转换、社会互动秩序、文化价值观等多层面，采用更多的研究方法综合探寻其内涵本质以及对其他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致谢
感谢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an Lange教授和Van Doesum博士开创性的研究；感谢广州大学窦凯博士的研讨交流；感谢编辑和审稿专家的辛苦工作。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671160)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