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心理学家主要从认知方面对道德判断进行探讨,如以Piaget和Kohlberg为代表的认知学派提出的道德认知理论,是认知过程而不是情绪过程影响道德判断。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认知学派的观点不断遭到质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因素不是影响人类道德判断的唯一因素,同时,情绪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情绪和认知对道德判断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谢熹瑶,罗跃嘉,2009;Huebner, Dwyer, & Hauser, 2009)。此外,近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也为更多关于情绪和大脑认知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可见情绪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日益上升,如Haidt (2001)认为影响道德判断过程的主要原因是情绪而不是认知。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反应,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彭聃龄,2004)。对于情绪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而对情绪与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有多个不同的研究角度。目前,有从情绪的效价角度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也有从具体的道德情绪角度,如恐惧愤怒和厌恶等角度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有从情绪的动机趋避、动机强度、以及激活度等方面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也有从道德情绪的角度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可见不同情绪角度可以与道德判断有不同的关系,但具体是存在怎样的关系,还不可知。因此,本文对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可以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2. 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
道德判断是人以一定的道德标准为准则对行为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价的活动,是个体自觉、自主、自为的一种心理过程,也是自我意识的一种独特体现(Greene, 2003)。Greene (2009)的研究显示在道德困境中,个人的情感卷入程度也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据此,又将道德判断分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人们情感活动相关或能激发个人强烈的情绪反应,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个人的认知活动相关。
2.1. 传统的理性模型
早期的哲学家们主张理性和推理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过程的唯一因素,如Kant的理性主义。上个世纪末的心理学家们也认同Kant的观点,认为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来源于理性,理性认知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的决定性因素,重点强调认知的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这就是传统的道德判断理性模型(rationalist model)。传统的理性模型以Kohlberg为代表,Kohlberg (1981)在Piaget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道德观念是从认知的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推理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不断发展的,而这个理论实际是Kant理性观点的体现。这种理性主义模型主张认知因素才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的唯一且十分重要的因素,并且这种观点也一直主导着心理学界对道德判断心理的认识与研究。此外,Kohlberg及其同事通过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出一些两难问题,让其进行道德判断,发现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阶段发展的过程,并根据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包括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2.2. 社会直觉模型
传统的理性模型不重视道德判断中的情绪机制,Haidt (2001)在其研究中发现了“道德失声”现象(即被试常常无法解释其决策是基于何种原因),对传统的理性模型提出质疑,并由此提出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 model),补充了道德决策中缺失的情绪成分。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道德直觉(这种道德直觉是快速的、无意识的和自动化的)的产物,不需要认知资源的加工,并强调是情绪而不是认知过程在道德判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模型还提出社会直觉模型包含6个过程:直觉判断、事后推理、理性劝服、社会劝服、理性判断、自我反应。社会直觉模式该理论模式肯定情绪、情感对道德判断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即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先有推理后有判断的传统道德理性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够快速的对道德事件做出评价和判断,而且社会直觉模式还认识到内隐认知加工在道德判断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这为之后的关于内隐认知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2.3. 双加工模型
近期的研究者们想对影响道德判断的认知和情感过程进行正整合,构建一种包括两个过程的理论架构,以全面理解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由此Greene (2007)在haidt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最终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包括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认知推理系统和情绪直觉系统。认知过程是审慎的、有意识的和受控制的,而情绪过程是快速的、无意识的和自动化,两者在加工过程的特点上是相反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直觉加工先于推理加工的,只有当直觉相互冲突时,推理加工才发挥作用,而双加工模型认为认知过程(类似于社会直觉模型的推理加工)和情绪过程(类似于社会直觉模型的直觉加工)是同时进行,并且是平等竞争的,正是由于两者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才导致个体的道德判断(Greene et al., 2008)。双加工模型将原本对立的认知和情感进行了整合,是对社会直觉模型的深化,同时也更加明确和提升了道德判断过程中情绪的作用(李炜,袁文娟,2012),并且从认知神经角度对双加工模型进行了验证。
此外,双加工模型的两种加工过程分别驱动了道义性的道德判断与功利性的道德判断,即对道德困境的反应遵循两个原则:道义原则和功利原则。道义原则认为,行为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这个行为的本质(例如,只要伤害了人就是非道德的,即使救了另外五个人),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取决于这个行为的结果(例如,伤害一个人救了另外五个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
2.4. 与情绪有关的其它道德判断模型
2.4.1. 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
今年来,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也一样。Moll等人(2005)根据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又一个与情绪有关的道德判断的新的理论模型,即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以解释道德决策的心理机制。该模型强调道德情绪是导致道德判断的主要原因,而道德情绪是基本情绪(来源于社会知觉或当下情境)与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情绪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人们情感的卷入度。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把人们的主观心理过程、外显行为表现和神经科学进行了结合,是对道德判断与决策中情绪机制的全面研究。
2.4.2. 决策神经机制模型
Moll等人(2005)提出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之后,Litt,Eliasmith和Thagard (2008)也提出了另一个以情绪为主的决策神经机制模型。该模型以神经情感决策理论为基础,并深入研究了决策中预期情绪、先前情绪的神经生理基础。Moll认为多个脑区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道德判断情境的情绪性评估,多巴胺和5-羟色胺是产生不同效价情绪的促发剂,情境不同,其编码机制也不同,最终产生的道德判断也不同。
综上,可以看出,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已经逐渐得到认可,并且认为情绪和认知过程一样,都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发展,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也在不断发展,这些理论模型为本文研究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3. 情绪与道德判断的相关研究
对于情绪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而对情绪与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有多个不同的研究角度。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情绪效价角度或情绪类型角度出发,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者从情绪的动机强度、动机趋避度、激活度等角度出发来探讨两者的关系,近期的研究把情绪分为道德情绪和普通情绪,并探讨道德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可见,关于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和说明,而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
3.1. 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者多从情绪效价的角度出发,把情绪分为积极情绪(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的情绪,如愉快、自豪)、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使人产生不愉快感觉的情绪,如痛苦、内疾)来探讨情绪和道德判断的关系,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积极情绪能提高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即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相比,积极情绪下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更高。如国外学者Bos和Kees (2003)关于司法判断的三个研究发现,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参考他们对所评估的正义事件的感受,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下的个体的正义感知更强,即积极情绪促进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国内学者也有相同的发现,如王云强、郭本禹和吴慧红(2007)把情绪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情绪的研究结果发现,与消极情绪状态相比,积极情绪状态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更高。刘晨怡(2012)对中学生进行研究的结果也显示,与悲伤组相比,快乐组的个体道德判断水平更高。此外,邓康乐(2012)的研究结果也得出相同的结果。研究认为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更高,可能是因为积极的情绪使人的思维更活跃,这有助于认知加工和决策质量的提高,最终会提高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Bos & Kees, 2003)。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消极情绪,而不是积极情绪提高了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即与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相比,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更高。如国外学者Zarinpoush等(2000)的研究发现,与积极情绪状态相比,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道德判断水平更高,这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并且还认为积极情绪会削弱个体的认知加工能力,因而处于积极情绪下个体的加工过程更简单。国内学者肖前国、李征澜和余林(2009)和李桂娴(2014)的研究也得了相同的结果,研究发现与积极状态下的个体相比,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更严厉(更高)。此外,宋萍萍(2016)关于道德两难困境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与中性组相比,内疚组和羞耻组的个体都更倾向于做出非道义性的选择,即消极情绪状态下被试的道德判断水平更高。
综上,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不同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3.2. 情绪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不同效价的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结果不一致,说明只从情绪效价角度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是很片面的,并且道德判断包括多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因此,近期的研究者开始从情绪类型的更多角度出发研究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如将情绪划分为道德情绪与普通情绪。道德情绪,也被称为自我意识的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事件进行评价和归因时所产生的情绪(Eisenberg, 2000),而道德情绪之外的情绪称之为普通情绪。与普通情绪相比,研究者们更关注道德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并且研究者们认为道德情绪不仅能够促使个体产生相应的道德行为,而且还有助于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发展(Haidt, 2001; 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 Eisenberg, 2000; Jones & Fitness, 2008)。
道德情绪主要包括内疚、羞耻、轻蔑、共情、尴尬、自豪、美德钦佩、感戴等情绪(Haidt, 2003; 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同时道德情绪也可以分为积极的道德情绪(如厌恶、羞耻)和消极的道德情绪(如自豪、感戴)。因此关于道德领域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研究者们也有多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从而得出了相似或不同的结果。如Ugazio,Lamm和Singer (2012)关于愤怒和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愤怒和厌恶对个体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与厌恶组相比,愤怒组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同时,与愤怒组的被试相比,厌恶组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道义性道德判断。此外,彭明和张雷(2016)的研究发现,被试在厌恶情绪下的道德判断水平与控制条件下的差异不显著,但是当启动被试的厌恶情绪之后,被试对道德判断的标准更严格(提高了被试的道德判断水平),这与Schnall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相同,都表明了诱发厌恶情绪可以提高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宋萍萍(2016)对情绪类型与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显示,在个人道德两难困境(道德判断的一个特定领域)中,与中性组相比,内疚组、羞耻组、美德钦佩组以及感戴组的个体都更倾向于做出道义性道德判断,即这些道德情绪提高了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而在非个人道德两难困境中(道德判断的一个特定领域),四个情绪组均与中性情绪组的差异不显著。邓康乐(2012)将消极情绪分为消极普通情绪和消极道德情绪的研究也显示,在愤怒和厌恶情绪下,被试会做出更多的功利性判断,而内疚情绪下则无明显差异。此外,Horberg等人(2009)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违背纯洁的条件下(道德判断的一个特定领域),厌恶情绪下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更为严格,但在在违背自主权条件下(道德判断的一个特定领域),愤怒情绪下个体的道德判断更为严格,这说明了厌恶和愤怒情绪作为两种不同的情绪类型不仅对一般领域的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而且对特定领域的道德判断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综上,不同的情绪类型对个体的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甚至不同的研究者关于同一个道德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研究也会存在差异,如愤怒和厌恶分别对道德判断不同特定领域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研究情绪和道德判断的关系应该从一个具体的情绪角度出发,由此才能得出较为两者之间明确的关系。
3.3. 新近情绪角度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前面综合了情绪效价和情绪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但随着道德判断理论的不断扩充和发展,有一些研究者从新的情绪角度来探讨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如情绪的趋避动机、动机强度、唤醒度(激活度)等角度。
3.3.1. 情绪的趋避动机
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认为,即使同一效价的情绪,由于其趋近和回避的动机指向不同,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道德判断属于一种认知加工,因而不同的情绪的趋避动机不同,其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同。如愤怒和厌恶都属于消极情绪,其情绪效价相同,但是它们的趋避动机不同(愤怒属于趋近倾向动机,而厌恶属于回避倾向动机),因而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同。如宋萍萍、王振宏、杨小均和张慧(2015)的研究发现,愤怒(趋近倾向)会促使一个人进行更多的功利性道德判断,而厌恶(回避倾向)使个体更倾向于进行非功利性的道德判断。
3.3.2. 情绪强度
不同的情绪强度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同。研究发现,情绪强度对中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显著,与高等和低等强度组相比,中等强度快乐情绪下的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更高(刘晨怡,2012)。此外,王博(2018)关于情绪动机强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对道德判断有显著影响。情绪的趋近动机强度越高,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并且,不同回避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情绪的回避动机强度越高,个体的道德判断的水平越低(更倾向于做出非功利性道德判断),但在非个人卷入型情境中,消极情绪的回避动机强度对个体的道德判断不产生影响。这说明了情绪强度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要根据具体的道德判断情境而定,不仅不同的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而且相同的情绪对不同的道德判断情景的影响也不同。
3.3.3. 情绪唤醒度
不同的情绪唤醒度对个体的认知过程有不同的影响,与低情绪唤醒度相比,高唤醒度的情绪会更能激发个体的认知探索过程,即个体会接收更多的信息(Mackie & Worth, 1989),道德判断过程包含了这样的认知探索过程,因而不同的情绪唤醒度也会对个体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李桂娴(2014)的研究就支持了这一假设,研究表明情绪唤醒状态下的个体会做出更严格的道德判断,即提高了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并且与情绪的效价相比,情绪的唤醒度才是影响个体道德判断的主要原因。但也有研究表明,高唤醒的情绪状态会削弱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虽然,对情绪唤醒度与道德判断间关系的实证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情绪唤醒度会对个体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出发,揭示了情绪在道德判断理论模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道德判断中情绪作用的一个发展历程。在这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又从情绪的三个不同方面梳理了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情绪划分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即使是一个相同的情绪也会对道德判断的不同的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对于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相似或截然不同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表明,情绪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由此可见,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如,从情绪效价角度来说,不能单纯的认为积极情绪促进或削弱个体道德判断的水平,单从情绪效价角度判断积极或消极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是极其片面的。
在情绪效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情绪的类型进行划分,从具体的某一个情绪出发,研究具体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虽然是具体了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差异,但与后续新近的情绪角度,如情绪的动机趋避角度、情绪的强度和唤醒度等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相比,仍然是不够新颖,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也导致了所得出的结论的不一致性。即使是新近的情绪研究角度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范围仍然不够多,不够前沿。时代在发展和进步,对于道德判断的情绪理论模型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因此,对于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研究也应该不断发展和进步,此外,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提高其道德判断能力和水平也尤为重要。具体来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出发研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如具身认知、文化差异性和特定领域的道德判断等角度。其次,近年来的新近情绪角度与道德判断和决策间的实证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最后,本文梳理了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研究者们更喜欢从消极情绪的角度来研究情绪和道德判断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多从积极情绪角度出发进行更多更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