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  >> Vol. 6 No. 1 (February 2018)

    全球化时代台湾的语言使用模式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in Taiwa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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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淑娇: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台湾 台北

关键词:
语言使用模式语言使用场域全球化竞争力移民语言语言教育政策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Domains of Language Use Global Competence ?mmigrant Languages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台湾人的语言使用模式。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台湾在社会教育环境方面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为了培养国人的全球化能力,台湾除了原有的国语政策之外,首次自国小开始实施英语教育及母语教育。到底这些语言教育政策改变台湾人的语言使用模式为何,至今仍缺少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台湾各语言在语言使用场域及各种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之使用频率。数据是在全台各地由问卷方式搜集。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虽然积极提倡英文教育,英文仍未广泛且经常被使用,经常使用英文大多是经理级或专业人士。国语的使用则不同,无论在任何场域,任何年龄层、职业类别或社交距离(除了六十岁以上),国语的使用均远超过其他语言。虽然如此,本土语言的使用也有微幅增加,但新住民的母语则很少被使用。这样的结果显示,全球化时代的新语言教育政策同时增加国语及本土语言的活力。虽未能有效增加英文使用的活力,但英文的经常使用则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位阶。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in Taiwa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t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Taiwan’s soci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as been rapidly changed due to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Taiwanese global competence, both English education and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have been first time implement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addition to the long-existing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which favors Mandarin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Taiwan. However, to what extent those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ies have affected Taiwanese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is yet to be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o so.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 are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domains and social distances among participant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roughout Taiwan island.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which English has been aggressively promoted, English is still not widely and frequently used. English is frequently used mostly by those who are in managerial or professional positions. But it is Mandarin that grows in importance and is used even more frequently than before in all domains by all age groups and occupation types, and between all social distances among Taiwanese except those in the 60/over age group, and that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grandparents. Nevertheless, the rates of frequent use of local ethnic languages were also found slightly increased, but the rates of frequent use of immigrant languages are still very low.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both the “new” English education and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crease the vitality of both Mandarin and local ethnic languages.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vitality of English use is not increased, the frequent use of English reflects one’s career level.

1. 引言

自从1990s年代起,全球化趋势衍然成形,并逐渐渗透至世界各个层面,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很多学者纷纷为全球化下定义,其中广被接受的全球化定义为“发生远在天边的事件会影响近在眼前的事务,反之亦然”(the intensifica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relations which link distant localities in such a way that local happenings are shaped by events occurring many miles away and vice versa) [1] 。换句话说,全球化的现象就是“天涯若比邻”(Distant Proximities)的概念 [2] ,也就是发生在遥远之处的事件,却能深深影响到近在咫尺的事务。

全球化现象到底可能带来何种冲击,各领域专家看法不一。在语言或语言教育的领域,有些学者,譬如Ritzer [3] 认为全球化将使全球文化趋于一致,甚至认为是美国帝国主义之延伸。受此看法影响的语言或语言教育学者担心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弱势语言(“small” languages)及其族群文化将逐渐消失 [4] [5] 。然而另一派学者,譬如Robertson [6] 认为全球化应包含在地化,因此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全球视野,在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目的是把在地语言文化推向国际。

受此两种思潮影响,各国一方面重视英文教育,特别是非英语系国家 [7] ,不仅学习英文的儿童年龄不断下降,世界各地国小英语教学普及化,而且各大学也纷纷鼓励以英文为教学语言(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推动大学国际化 [8] 。另一方面,遗产语言(heritage language)的维系也颇受重视,因为维系遗产语言可增加弱势族群的自尊(selfesteem) [9] 。事实上,在多语社会中,遗产语言也是全球商务必需的语言 [10] 。

为了顺应世界潮流,台湾的语言教育,同时重视英语教育及本土语言教育 [11] ,也产生很大变革,十几年来,已先后制定下列政策:1) 2001年开始全面实施国小英语教育及母语教育政策,2) 2003年行政院颁布“挑战2008”计划及2006年四月一日开始实施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其中与语言相关的部份强调培养国人英文沟通能力,提升国人国际观,加速台湾国际化,以强化国家竞争力 [8] 。不仅如此,政府也宣布在2019年的新课纲中,将东南亚新住民的遗产语言纳入母语教学之列。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台湾语言教育政策的改变可能导致人民语言使用模式的改变。到底这些改变程度为何?目前缺乏相关了解,职是之故,本研究将详加探讨。由于人民语言的使用模式,可反应当地各语言在台湾人民心目中的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变迁之趋势,因此本研究不仅可以建立台湾社会语言文献,且可作为未来语言规划之参考。

2. 理论架构

本文探讨语言使用模式,其理论架构主要依据语言社会学的概念,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价值,也强调“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由于相同的言语用在不同情境,传递出不同的讯息;同理,在不同情境之下,语言使用必然跟着改变,因此,“谁说什么对谁说何时说”(who speaks what to whom and when)成为探讨语言与社会的重要项目之一 [12] 。

要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先认识两个基本的社会语言学概念:语言变体(variety) 和语言小区(speech community)。语言变体是一中性的非判断性的术语 (neutral and nonjudgmental),用来表达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的语言或语言特殊的变异(different regional, social, stylistic and specialized varieties of one language and different codes of language as well)。而语言小区也是一中性术语,其定义为“一群共享社会沟通规则的知识”(a group who shar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ve and social rules) [13] 。换句话说,语言变体之间的差异在于语音、词汇及文法结构方面,而语言小区之间的差异是在于语言及角色的剧目(linguistic and role repertoire)。虽然语言变体是一中性术语,但一语言小区的成员会把“价值”加诸于小区的各个语言变体。那些语言的价值反映出当地的语言使用规范。那些规范,虽无明文规定,却为该语言小区人士所熟知。所谓语言使用规范,就是指沟通的适切性(communicative appropriateness)。

为了有效地探讨沟通的适切性,Fishman [12] 提出场域(domain)的概念,其定义为“语言小区活动的总架构”(Constructs representing spheres of activity of a speech community),强调语言使用决定于下列三项因素:角色关系(role relationships)、地点(locales)和主题(topics)。虽然不同的语言小区有不同的语言使用场域类别,但一般广为多语社会接受的语言使用场域包括:家庭、朋友、宗教、公教及工作场域 [14] 。场域的概念对与调查一小区的语言使用及语言转移(或维系)十分有用。当某一语言使用场域被其它语言所取代,表示语言转移情形正在进行,同时也表示有另一个语言正在扩张(spread)。

依Cooper [15] 对语言扩张的定义是:“接受某一语言表达某种沟通功能的程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An increase, over time, in the proportion of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at adopts a given language or language variety for a certain communication function)。语言扩张,表示在地理上、语言使用的场域上、以及语言使用的人口与功能方面跟着增加。语言扩张程度可由语言活力来衡量 [16] 。换句话说,语言扩张就是语言使用场域及语言使用功能的扩张,也就是语言的活力强盛。一般而言,重要语言(big languages)会产生扩张现象,弱势语言会出现转移现象 [17] 。语言转移进行过程中,表示某种语言活力正在萎缩 [18] ,也就是某一语言使用的场域逐渐被其他语言取代 [19] ,其地位也随之改变。

虽然语言的扩张或转移深受个人认定的语言价值影响,但有系统的语言规划是影响语言价值及语言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规划定义为:“刻意影响他人去习得语言结构或语用功能的行为”(…deliberate efforts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others with respect to the acquisition, structure, or functional allocation of their language codes) [20] 。换句话说,语言规划是藉由外力改变人民的语言行为。语言规划的类型包含地位规划(the allocation of functions to any particular language)、本体规划 (planning about the language itself to make it adequate for the functions allocated to it) [21] 及学习规划(organiz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a language) [20] 三大项。语言地位规划的目的主要包括语言复苏(revival)及语言扩张;语言本体规划主要包括语言标准化及现代化 [22] [23] ;语言学习规划主要包含语言及外语习得 [20] 。总之,语言规划主要改变一语言在小区相对于其它语言的功能、改变语言本身使能符合其功能之表达、以及改变语言的学习与使用人口。如以最近台湾的语言规划之目的,包括英语的扩张及台湾族群母语的复苏(revitalization)。无论是语言扩张或语言复苏,各语言必须用于表达适当功能,语言规划才能成功。

以上的理论架构,包含来自语言社会学的语言接触及语言规划理论,用作分析、阐释及描述台湾地区语言使用模式的基础。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搜集

本研究之数据搜集于2013至2014年,以场域及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两个向度,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台湾人民语言使用的模式,由此了解英语在台湾扩张之程度及台湾族群母语与国语(Mandarin)使用之活力。数据的搜集以配额取样(quota-sampling) 的方式 [24] ,在台湾各县市之国小(三年级以上)、国中、高中、及大学各找一间学校,每个学校随机抽取一班,然后征求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同意之后再发放问卷由学生及家长填写。数据搜集范围几乎涵盖全台,包括院辖市、县辖市、及乡村小镇。在如此广泛范围搜集数据,主要考虑数据必需来自不同族群、不同社群、及城乡各地,使整体数据较具代表性。问卷的处理方式是以每题单独处理,每题的有效答卷份数或会有差异,但不影响问卷的有效性,问卷共回收7617份,回收率达95%以上。

3.2. 数据分析

在台湾主要的语言剧目(linguistic repertoire)包括国语、英语、本土语言(闽南语、客语、原民语),及新住民语言(越语、印度尼西亚语)。语言使用模式由各语言在各场域及不同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使用的频率分析。场域的分类采用Fishman [14] 的方式,分为家庭、朋友(聚会)、宗教、公教、及工作等五个场域。语言使用模式首先探讨国人在上述五个场域的使用情形。然后探讨不同年龄层之国人在五个场域的使用情形,年龄层分为12岁以下、13~18岁、19~29岁、30~45岁、46~59岁、及60岁以上。此年龄分层主要是跟国人的学龄教育有关,因为学校不同阶段的语言教育影响国人的语言学习。12岁以下是国小阶段,13~18岁是高中阶段,19~29岁是大学及研究所或初出社会阶段。最后分析语言使用模式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分为国小学历、中学学历、大学学历及研究所学历。

除了探讨语言在场域的使用频率之外,语言在人们不同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之使用频率也是主要分析项目。人们的社交距离分为家人、邻居、同学或同事、及陌生人的关系,这四个不同程度的距离(参考Bogardus) [25] ,涵盖了从亲蜜的关系(譬如家人)到十分遥远的距离(譬如陌生人)。

语言使用评估是以自我评价(self-report rating)方式进行。在问卷中,语言的使用分成三级,一是几乎不曾使用,二是偶而使用,三是经常使用。在问卷分析上,我们采用二分法:即将“几乎不曾使用”與“偶而使用”归为一类(设码值为 0)而“经常使用”自成一类(设码值为1)。换句话说,我们只对“经常使用”有兴趣,语言在场域的使用可显示语言的扩张或转移。本文着重于两向度交叉分析内的比率之阐述,统计数字藉由MINITAB (2016)完成。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台湾社会语言历史背景

为了增进对台湾语言使用的认识,在此先简要叙述台湾社会语言的历史背景。台湾是一个多语社会(multilingualism),有多种语言共存,包括国语、英语、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以及来自东南亚新住民语言。此种多语现象的形成,主要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族群的移民所造成。除了原住民之外,其他族群全是来自移民。最早大量移民始于明末清初,当时移民族群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以闽、客语族群为大宗。第二阶段大量移民发生于台湾割让给日本时,日本为了统治台湾,开始大量移民,主要移民族群是讲日本语的日本人。第三阶段的大量移民发生于1950s,国民政府转移至台湾时,当时移民人口来自中国各省,包含各地方言用户,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也大多也是国语(Mandarin)用户。第四个移民阶段始于1990s后期,由于台湾工业发达,年青女性大多到都市发展,居住于乡村之年青男性需靠外国婚姻中介才有机会结婚,此一波的移民大多是婚姻移民,现称之为新住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根据内政部2016年的人口统计,目前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是:闽南人66.07%、中国大陆各省人(Mainlanders) 15%、客家人13.6%、原住民2.33%及新住民3%。如跟2000年人口统计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新住民人口已超越原住民;其他人口比率大致不变。總之,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大多是由不同时期的移民所组成。不同时期的移民者移居台湾时也带来他们的族群语言,丰富了台湾的语言环境,使台湾成为一个多语的社会。虽然不同时期的移民带来各种的族群语言,但是并非所有族群语言用于表达同样功能或享有同等地位,影响因素之一是政府制定的国家语言政策,牵动各语言的功能,其中影响最大的语言政策应属国语政策。由于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转移到台湾之后,开始实施国语政策,将国语变成官方语言,其他所有本土族群语言受到严重冲击。直到2001年,台湾受到全球化概念之影响,修护失落的母语及提升英(外)语能力之呼声不断,因此政府于2001年同时实施母语教育政策及新英语教育政策 [11] ,学童除了学习国语之外,也在国小阶段开始学习母语及英语。到底上述语言政策或语言教育政策影响当今台湾社会的语言使用模式至何种程度,将在下一节探讨。

4.2. 场域语言使用

本研究的语言使用场域分为:家庭、宗教、朋友、公教(公家机关或学校)及工作场合等五个场域;所探究的台湾各语言包括国语、英语、闽南语、客语、原民语、越南语及印度尼西亚语等共七种语言。越语及印度尼西亚语属于新住民语言,由于此两族群占了绝大部份的新住民 [8] ,其他新住民人数不多,故并未列入调查。下文首先叙述上述语言在此五个场域使用的频率(详见表1)。其次,再将问卷填答者依年龄层及教育程度区分,以了解此二变量影响语言使用情形。

表2显示,臺湾人民不管在任何场域,大部分时间均使用国语,使用频率最高是在公教场域,有高达92.57%的台湾人在公教场域经常使用国语。使用国语频率最低是在宗教场域,但也有75.82%的人经常

Table 1.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different domains (%)

表1. 经常使用语言在各场域的比率(%)

Table 2.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ages and occupations in family domain

表2. 在家庭场域中各年龄層及职业类别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在该场域使用国语。跟使用国语相较,使用闽南语的比率偏低,最低的使用场域为公教场域,只有21.62%,即使在家庭场域也只有41%的人经常使用,其使用频率与闽南语族群占台湾人口比率(66.07%)颇不相称,此结果意涵闽南语使用人口正在消失中,也就是闽南语正在进行转移的过程。事实上,使用客语及原民語的人口消失的情形更加严重,譬如在公教场域,只有1.49%的人经常使用客语,且只有0.97%的人经常使用原民语。在家庭场域,只有4%使用客语,且只有2.09%使用原民语。如果以在家庭场域经常使用客语及使用原民语的人口与前文提及的2016年此两族群的人口统计相比,发现客语人口的消失情形最为严重。整体而言,使用本土语言(闽南语、客语及原民语)的人口一直在消失中。

英语使用的调查发现,台湾人经常使用英语的情形非常少见,使用最多是在工作场域,只有3.32%,在公教场域也只有2.81%。虽然如此,台湾人在此两场域使用英语的频率仍然略高于使用客语或原民语的比率。在任何场域使用频率最低应是新住民语,包括越语及印度尼西亚语。一项意外的发现是,使用新住民语最频繁的场域是宗教场域(雖仅有0.22%)而非家庭场域,主要理由是他们在宗教场域(譬如教堂)接触的人大多来自同一国家同一语言的群组,而家庭成员则不同,语言背景较为复杂,譬如配偶主要讲闽南语,家中小孩主要讲国语,在这种组合之下,国语會是主要沟通的语言。换句话说,即使在新住民家庭,新住民语言没有太多使用的机会。总之,调查的七种语言中,无论任何场域,国语经常使用的频率最高,也就是最多的人口经常在任何场域使用国语。使用频率次于国语的是闽南语,但其使用频率未及使用国语频率的一半。次于使用闽南语频率的语言有些纷歧。在公教及工作场域,使用英语高于使用客语、原民语及新住民语,但在家庭及宗教场域,使用客语或原民语高于使用英语,在朋友场域则有些不一致。如果把此次调查结果与十年前的调查相比 [26] ,我们发现经常使用国语的人口仍然持续上升,使用本土语言的人口也是上升的,而使用英语的人口基本上没有改变。此结果显示,台湾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多语社会,但过去长期的国语教育政策非常有效,使得国语成为一个独占优势的语言。即使近年来台湾大力推行英语教育政策,包括国小英语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全英语授课等,但使用情形却不普遍,未能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同理,在过去十年来政府推动母语教育政策修护失落的母语,虽然有些效果,但效果不大。

4.3. 年龄及职业类别与场域语言使用之关系

由于年龄因素可以显示一个语言小区的语言改变过程,职业因素可反映语言的社会地位之情形,故承接上文场域语言使用情形之研究,本节进一步探究台湾各年龄层及职业类别之人民在各个场域语言使用之情形,故问卷之填答者以年龄及职业加以细分。由上文的叙述显示,台湾人民在客语、原民语、越语及印度尼西亚语使用率十分低,假如研究样本再细分年龄层及职业类别,可能会出现某些组别的研究样本不足,为免于此困扰,在本节,闽南语、客语及原民语合成本土语言一类;新住民语由于整体使用频率过低,故不再细分其年龄及职业与使用该语言的关系,也就是在此节不讨论新住民语言。因此在此小节,台湾语言分为国语、英语、及本土语言三大类,在此比较在不同年龄层及不同职业类别的情况之下,此三类语言在各场域使用的程度。

在家庭的场域(見表2),首先以年龄层来划分,发现使用本土语言的频率与年龄层成正比,意即年纪越大,使用本土语言比率越高。也就是60岁或以上的人使用本土语言频率最高,高达81.13%。相反地,使用国语言的频率与年龄层成反比,意即年龄越大,使用国语的频率越少。虽然如此,60岁或以上的群体也有65.38%的人使用国语。29岁以下的台湾人使用国语比率都超过90%,但使用本土语言只有30%左右而已,相距很大。在英语的使用方面,无论哪一年龄层,使用率都很低。事实上,年轻与年长之使用频率有一点小差别,譬如46岁以上的人使用英语之频率低于前面年龄层。

如以职业类别划分,使用最多本土语言的是非技术工人,使用最少本土语言的是学生,只有30.41%。学生在使用国语方面,与使用本土语言恰好相反,学生与经理人员并列,是使用率最高的群体,高達90%以上。国语使用最低比率者是非技术工人,但也有70.3%。在英语的使用率方面,各种职业类别都很低,其中经理人员、办公室人员及学生使用率虽然也低,但比其他职业类别高出一倍以上。使用最高者是办公室人员,占2.0%,使用最低者是服务业人员,只有0.37%。

在宗教场域(見表3)的语言使用与在家庭场域的语言使用模式十分类似,也就是使用本土语言的比率与年龄成正比,年龄层越高,使用本土语言频率越高,但使用国语情形刚好相反,年龄层越高,使用频率越低。使用英语的情形任何年龄层都很低,虽然46岁以上人口使用频率较低,但差异并不大。如果以职业来分类,学生使用本土语言远低于其他类组,仅有24.9%的学生在宗教场域使用本土语言,其他类组的使用频率都很接近,使用率大概有五至六成。使用国语大致有七成左右,学生梢为高一些,占80.6%,

Table 3.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ages and occupations in religion domain

表3. 在宗教场域中各年龄層及职业类别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非技术工人最低,占57.8%。使用英语的频率都极低,使用最高者为经理人员,有2.8%使用英文,远高于其他类组。

在朋友场域(見表4)的语言使用情形,似乎可分为两个年龄层,30 岁以上及30岁以下。前者使用语言情形与后者刚好相反,也就是前者使用本土语言低于后者但使用国语及英语远高于后者,其中60岁或以上的台湾人使用本土语言频率最高,有77.36%,但使用国语却最低,占51.02%。此外,使用英语频率也低于其他組別。从职业类别来分析,发现学生使用本土语言频率最低,使用国语频率最高,但非技术工人的使用模式刚好与之相反,也就是使用本土语言频率最高,但使用国语频率最低。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及办公室人员使用本土及国语的模式很相似,也就是使用本土语言都有四成,使用国语有九成。在英文的使用方面,经理人员使用频率最高,达5.2%,次高为待业人员及学生,其他职业别使用英语频率都很低。

在公教的场域(見表5),无论在任何年龄层,整体的人民之本土语言使用大量减少,总平均只有21.6%,即使在60岁以上之人民也仅有64.14%的使用频率,远低于他们在其他场域之使用。使用频率最低是30岁以下各组,各组差异不大,使用频率最高只有10%而已,但30岁以下各组的国语使用频率非常高,各组间之差异也不大,大致维持95%的使用频率。在其他年龄层,使用国语频率也有大幅增加之趋势。国语的总平均使用率达93.2%。在英语的使用方面,虽然使用量仍然十分低,但却比在其他场域高出许多,总平均达3.0%。使用频率最高之群组是19~29歲,有9.23%,以在台湾的情境而言,此使用频率算是很高。如以职业类别划分,发现使用频率最高是经理人员,达11.3%,其他各类组也有显著增加,除了家管及非技术工人,他们在公教场域的英文使用频率仍然没有多大差异。

Table 4.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ages and occupations in friendship domain

表4. 在朋友场域中各年龄層及职业类别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Table 5.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ages and occupations in official/school domain

表5. 在學校场域中各年龄層及职业类别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在工作场域(見表6),就像在公教场域一样,语言的使用仍很清楚可划分成30岁之前及之后。30岁之前使用本土语言比率十分低,但30岁之后使用比率却大幅上升,均有超过50%的使用率,在60岁以上使用率达甚至达71%。使用国语的使用模式,基本上与使用本土语言的模式刚好相反,但发现使用国语频率最高为19~29岁年龄层,达98.1%,而使用频率最低者为60岁以上群组,有59.1%,甚至低于其本土语言的使用,这是非常罕见的。在英语的使用方面,除了待业类群之外,其他各组均有使用增加的趋势,经理人员使用频率最高,高达17.7%,这是所做各组的调查中使用英语频率最高的群体。整体而言,本土语言的总平均使用率为39.3%,国语的总平均使用率86.5%,英语使用率为3.7%,高于英语在其他场域之使用。

4.4. 社交距离与语言使用之相关性

在前一节,主要探讨台湾人在各场域使用各语言之频率,并细分不同年龄层及职业类别之使用情形。这一节,将进一步由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探讨语言使用之情形。社交距离,就是角色关系(role relations),是小区成员决定选择使用某一语言作为交谈工具的主要项度之一 [27] ,因此以社交距离作为分析台湾人的语言使用可以透析台湾的各语言之地位。本研究的社交距离由近至远分为家人、邻居、同学/同事及陌生人等四种不同距离(参考Bogardus) [25] ,语言使用情形如表7。此结果显示,跟祖父母交谈使用最多的是闽南语,高达60.67%,但使用国语只有41.20%,也就是使用闽南语远高於使用国语。跟祖父母使用客语及原民语的频率虽然不高,但也远高于与其他社交距离之群体。跟父母交谈的时候,使用闽南语只剩下44.10%,但使用国语提高至70.41%,跟兄弟姐妹交谈使用闽南语大幅下降至36.47%,但使用国语增加到81.05%。整体说来,在家人的亲密距离情况下,所有本土语言使用频率远高于与其他群体交谈时,与祖父母交谈时使用最为频繁,依次为与父母交谈及与兄弟姊妹交谈。

跟邻居交谈时,国语使用频率有80.82%,使用闽南语则只有31.7%,其语言使用模式与跟兄弟姊妹交谈时的语言使用模式十分类似。与同事或同学交谈时,使用国语频率增至89.45%,但使用闽南语降低至26.79%,此使用频率较接近与陌生人之交谈。虽然上述不同社会距离有些微影响国语及本土语言使用的频率,但无论在何种社交距离之下,使用英语及新住民语言的比率都非常低,彼此间没有多大差异。

由上述的分析显示,本土语言最常使用於跟家人交谈,尤其是跟祖父母交谈,但在其它时候,则显示彼此社交距离越遥远,使用本土语言频率越低。但国语的使用,则不太受社交距离影响(跟祖父母关系除外),即使与父母亲及兄弟姊妹之间,仍然以国语为主要交谈语言。整体而言,英语及新住民语言的使用频率均相当低,表示那些语言在小区中实用性不足,特别是新住民语,无论在何种关系或情况下,使用率并无多大区别。事实上,与邻居交谈时的语言使用的模式,基本上算是该小区语言使用的模式,而与社交距离较远的人交谈使用的语言,算是人们心目中认为最正式的语言 [27] 。由此观之,台湾的本土语言使用之频率,远不如其族群人口之比率,也就是说,台湾各本土语言正在转移中。虽然台湾是一多语社会,但是国语几乎独占绝大多数语言功能,成为台湾人的共通语。事实上,在多语的社会有共通语是必要的,否则国人之间无法进行沟通,社会将缺乏凝聚力。

5. 结语

本论文主要由场域及社交距离两个向度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台湾人民各语言使用频率。场域语言使用又再细分不同年龄层及不同职业类别之差异;社交距离分家人、邻居、同学或同事及陌生人。由此可了解跨世代及不同社会地位人民的语言使用模式,结果可显示出台湾各语言的活力。前文的分析显示,国语的使用几乎已经不分年龄层、职业或社交距离(除了六十岁以上)。无论在任何场域,国语的使用已经远超过其他语言,成为国人的共通语,国语的地位没有其他语言可与之并列。虽然在本世纪之初,台湾实

Table 6.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ages and occupations in work domain

表6. 在工作场域中各年龄層及职业类别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Table 7. Ratios of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s in social distance domain (%)

表7. 在社交距離场域中经常使用语言之比率(%)

施新台湾语言政策,推动本土化及全球化与国际化,强调英语教育,也重视母语教育,但国人使用国语的活力不因台湾推动本土化及国际化而减少,相反的,与十年前的台湾语言活力相比 [28] ,目前国语的活力是增加的,且占尽了所有语言地位的优势。

虽然台湾整体的语言使用未能撼动国语的活力及地位,但本土语言的活力在这次的调查中也比十年前增加许多,除了家庭场域本土语言使用微幅下降1.7%之外,在宗教场域增加4.33%,朋友场域增加1.7%,学校场域增加4.8%,工作场域增加10.8% [28] 。这个结果表示,本土语言的推动仍有助于本土语言的维系。新住民在十年前(2003)并未调查,目前的人口数已超越原住民族群,但其使用率非常低,几乎没有那些语言使用的空间。最近两年来,蔡英文新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也积极鼓励国人学习东南亚各国语言,很多机构开设东南亚语言课程。修习东南亚语课程是否能转化为使用该语言,还有待观察。

平均而言,英文的使用有微幅下滑,但与十年前调查一样,经常使用率仍然低于3%。虽然在台湾学习英语的年纪越来越低,政府也积极推动英文的学习,但是并未增加全民平均使用率,可能的原因,就像陈淑娇 [8] 在文中所提一样,包括:1) 我们必须使用英文的机会太少,即使不断增加国际學生到台湾求学或进行交流的机会,但总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有些人也会学习简单国语与台湾人沟通。显然我们国际化的程度仍然有待加强;2) 过去马政府期间的亲中政策,造成台湾经济过度倚赖中国,彼此使用国语足以沟通。也就是说,经济倚赖中国削减国人使用英文的情境,因此国人虽然学习英文动机强,但离开学校之后,使用英文机会变少。

虽然如此,英文的使用也非完全不变。如果比较前十年在公教场域英文使用频率,将会发现现今使用频率(3.0%)比十年前的1.85% [28] 高出许多,这可能由于学校大力推动英文学习及招收国际生,造成在校园里更有机会使用英文。在工作场合也发现,虽然整体使用频率与十年前相比,略为下降0.6%,但是也发现职业为经理及专业人员,现今使用英文频率比十年前增加18.1%,差距颇大。即使现今办公室人员在工作场域使用率也比十年前高出0.6%。英语在工作场合使用高过在其他场域的使用,特别是英语在高阶的经理及专业人员使用高出其他职业类别,这样的使用模式显示,英语虽然尚未能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语言,但是英语在高阶或专业职场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它扮演的是语言工具性功能(instrumental function),是处理国际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的象征。虽然目前国人的国际化、英语能力及英文使用频率仍然有些不足,但是英文能力所带来的优势会让英文学习的活力越来越强。

文章引用:
陈淑娇. 全球化时代台湾的语言使用模式[J]. 现代语言学, 2018, 6(1): 93-105. https://doi.org/10.12677/ML.2018.61011

参考文献

[1]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2] Rosenau, J.N. (2003)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3] Ritzer, G. (1998) The McDonaldization Thesis: Explorations and extensions. Sage, London.
[4] UNESCO. (1999) Implementation of a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World Based on Multilingualism.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5] Hornberger, N.L. and Pütz, M. (2006) Language Loyalty,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Recent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from Joshua A. Fishman. Multilingual Matters, Clevedon.
[6] Robertson, R.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Featherstone, M., Lash, S., and Robertson, R., Eds., Global Modernities, Sage, London, 25-44.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50563.n2
[7] Kamwangamalu, N.M. (2010). Vernacular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conomics in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n Africa.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4, 1-23.
https://doi.org/10.1075/lplp.34.1.01kam
[8] 陈淑娇. 全球化下的台湾英文教育: 政策、教学及成果[J]. 教育人力与专业, 2014, 31(2): 7-20.
[9] Phinney, J., Romero, L., Nava, M. and Huang, D. (2001) The Role of Language, Parents, and Peers in Ethnic Identity among Adolescent in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 135-153.
https://doi.org/10.1023/A:1010389607319
[10] Lee, J.S. (2013). Literacy and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Chapelle, C.A., Eds., The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Wiley-Blqack Well, New Jersey, 3517-3522.
[11] Chen, S.C. (2006) Simultaneous Promotion of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 322-337.
https://doi.org/10.2167/le632.0
[12] Fishman, J.A. (1972) Domai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 and Macro-Sociolinguistics. In: John, J.G. and Hymes, D.,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ew York, 435-453.
[13] Gumperz, J. (1964). Linguistic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wo Communi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37-153.
https://doi.org/10.1525/aa.1964.66.suppl_3.02a00100
[14] Fishman, J., Cooper, R.L., et al. (1971) Bilingualism in the Barrio.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5] Cooper, R.L. (1982)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Spread, in Language Spre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6] Laforge, L. and McConnell, G.D. (1990) Language Spread and Social Change: Dynamics and Measurement/Diffusion des Langues et Changement Social: Dynamique et Mesure. Presses de l'Universite Laval, Sainte-Foy.
[17] Edwards, J. (1984) Language, Diversity and Identity. In: Edwards, J., Etd., Linguistic Minorities, Policies and Pluralism. Academic Press, London, 277-310.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232760-5.50017-0
[18] Giles, H., Bourhis, R.Y. and Taylor, D.M.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ic Group Relations.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307-349.
[19] Gal, S. (1979). Language Shift.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20] Cooper, R.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1] Kloss, H. (1969). Research Possibilities on Group Bilingualism: A Repor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Quebec.
[22] Nahir, M. (1977). The Five Aspects of Language Planning—A Classificatio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 107-123.
https://doi.org/10.1075/lplp.1.2.07nah
[23] Nahir, M. (1984). Language Planning Goals: A Classificatio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8, 294- 327.
https://doi.org/10.1075/lplp.8.3.03nah
[24] Milroy, J. (1992).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Blackwell, Oxford.
[25] Bogardus, E.S. (1926). The New Social Research. J. R. Miller, Los Angeles.
[26] Chen, S.C. (2010) Multilingualism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5, 79-104.
https://doi.org/10.1515/ijsl.2010.040
[27] Holmes, J.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gman, London.
[28] 陈淑娇. 台湾语言活力研究, 语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D].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07,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