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权力与内隐暴力态度
暴力行为的产生常常会受到暴力态度的影响,因而暴力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暴力行为的发生。Greenwald,Poehlman,Uhlmann和Banaji (2009)通过元分析发现,内隐态度对像暴力、歧视等易受社会期许影响的行为的预测效度要强于外显态度。由于内隐暴力态度相对于外显暴力态度更能真实地反映个体的暴力倾向,更能预测暴力行为的产生,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是内隐暴力态度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影响暴力行为的因素来看,很多学者认为权力是预测暴力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e.g. Frieze & McHugh, 1992)。权力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变量,是个体认为拥有对自己和他人资源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它与一个人所处社会地位的高低或实际拥有权力的大小无关(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时刻都能体验到权力的存在,并且当他们体验到权力时,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行为就潜移默化地被权力所影响(云祥,李小平,2014),这种对权力的体验也可以被称为权力感。任何时候对权力感的启动都可以激活与权力有关的概念和行为倾向(Galinsky et al., 2003)。国外学者对权力感的有关研究表明,在激活被试的权力感后,会抑制对他人的关心和对他人痛苦的体验(van Kleef, Oveis, van der Lowe, Luo, Kogan, Goetz, & Keltner, 2008),高权力感会减少人们的同情心(van Kleef et al., 2008)。权力的体验还会自发地减少对他人观点采择的倾向(Galinsky, Magee, Inesi, & Gruenfeld, 2006),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去人性化导致了人们忽视他人的独立观点(Haslam, 2006)。另外,具有高权力感的人会产生更多的社会不赞许行为(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更容易在处理信息的时候采用自动化的加工方式,因而个体的行为将更少地受到自我意识的约束,更加忽视他人的存在(Guinote, 2007)。有大量文献已显示,一般而言,权力会导致去个性化(e.g., Dépret & Fiske, 1999; Fiske, 1993; Goodwin, Gubin, Fiske, & Yzerbyt, 2000; Goodwin, Operario, & Fiske, 1998; Gruenfeld, Inesi, Magee, & Galinsky, 2008; 除了Lammers, Stoker, & Stapel, 2009; Overbeck & Park, 2001的例外情况,2006)和毫不费力地处理信息(Guinote, 2009; Weick & Guinote, 2008)。如果目标个体是去个性化的,去人性化的程度通常会增加(Haslam & Bain, 2007)。李小平,闫鸿磊和云祥(2014)的研究也发现,对启动更高水平权力感的被试来说,他们对暴力的内隐态度更加积极,更容易把暴力与积极的一面联系在一起。另外他们在研究权力感、同情心和内隐暴力态度三者关系时发现,个体的内隐暴力态度不会受到特质型的同情的影响,但是激活的同情状态却能够增强个体对暴力的内隐消极态度。
1.2. 去人性化
去人性化是把他人当作物体一样知觉或对待,特别是像动物或机器人一样(Haslam, 2006)。去人性化常被称作为一种减轻甚至消除对暴力行为的道德关怀的机制,因而在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形式的极端暴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被认为是抑制认同和同情他人,并助长侵犯的重要因素(Bandura, 2002)。然而,目前对导致去人性化的条件还不是很清楚,但重要的是存在权力会导致去人性化的可能性(Gwinn, Judd, & Park, 2013)。但当人们被要求更多地关注他人时,去人性化也会被抑制(Haslam & Bain, 2007)。Haslam (2006)曾精确地给出了去人性化的两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一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人类特征(UH),另一种是人区别于机器的人性特质(HN)。前者侧重于通过文化和教育获得的特质,如责任、成熟、远见卓识、道德观、优雅高贵等;而后者侧重于机器所没有的“先天的”人类特质,如情感、个体能动性、性格深度等。因此,去人性化可以是动物性的,也可以是机械性的。Lammers和Stapel (2011)采用这一定义证实了权力会导致对低权力组的去人性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可以用去人性化来解释伤害低权力组个体的行为。Epley,Schroeder和Waytz (2013)则将去人性化分为两种形式,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情境下产生的去人性化的区别:一种是根植于人们主动敌意的去人性化,另一种是根植于人们被动冷漠的去人性化。无论哪一种,其本质特点都是表现为缺乏人类思维所具有的能力,包括意识经验和理性思考等。引发基于被动冷漠的去人性化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拥有,拥有更高地位、更多权力和金钱的人思考和行为表现不同于那些拥有这些资源较少的人,主要是因为这些属性允许人们独立于他人(Keltner et al., 2003; Vohs, Mead, & Goode, 2006)。社会距离理论则推断,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将较少回应他人的需要并且通常用更少的人性化方式对待他人(Waytz & Schroeder, 2014)。Struch和Schwarz (1989)明确提出,去人性化源自一种破坏动机,他们认为程度更深的去人性化,将导致更多的侵犯。
1.3. 权力与去人性化
Lammers和Stapel (2011)用三项研究揭示了权力和去人性化之间的联系,三项研究均显示出相同且一致的效应,即权力导致去人性化的增加。其中两项研究表明,高权力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去人性化通过淡化后果使得人们更容易做出艰难的决定。Gwinn等人(2013)认为权力与去人性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去人性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被权力所推动的。例如人类特质,尤其是独特人类特征(UH),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力的正当表达,因为权力会影响人类的行为,人性使一个人有权获得更高的地位。
1.4. 问题提出
本研究创造性地引入受到国外学者密切关注的去人性化这一概念,目的是想要探讨权力感导致内隐暴力态度的增加是否是通过这一变量起作用的。根据国外已有的对于去人性化的研究可以认为,权力会导致人们做出某些具有去人性化特点的行为,而去人性化往往又与侵犯、暴力等行为或态度有密切的联系,它影响对个体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因此本研究假设权力感的增强可能导致个体去人性化程度增加,并进而引起个体对暴力更加积极的内隐态度。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实验考察激活权力感后个体在去人性化和内隐暴力态度上的变化,从而找到能在权力感与内隐暴力态度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内部心理机制,进而能够更好地解释和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内隐联结关系。李小平等人(2016)在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中探讨了同情心作为权力感和内隐暴力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实验结果证明同情心并未在这两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国外对去人性化与暴力的研究和权力与去人性化的研究作出了新的假设。
2. 方法与程序
2.1. 研究对象
选取70名在校大学生参加实验,剔除了未按要求进行实验的被试3人和去人性化问卷的无效数据3人,最终有效被试64人(女生44人,男生20人)。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色盲或色弱。在实验结束后,所有被试均可得到一定的报酬。
2.2. 方法
2.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权力感,分为高、低两个水平;因变量有两个,分别是被试的内隐暴力态度和去人性化程度。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其中高权力感组33人(女生21人),平均年龄21.2岁(SD = 1.96);低权力感组31人(女生23人),平均年龄21岁(SD = 1.53)。
2.2.2. 实验工具
1) 权力感启动。权力感启动材料使用的是Chen,Lee-Chai和Bargh (2001)改编的词语搜索任务。词语搜索任务是向被试提供一个由12 × 12个汉字组成的矩阵,要求被试从中挑选出18个词语,其中13个词与要启动的概念有关,5个词为中性词(如白纸、绿色等)。高权力感启动的词为裁决、掌控、领导等,低权力感启动组的词为顺从、附属、孱弱等。词语搜索任务是启动权力感的常用方法,在很多前人研究中(如Lammers & Stapel, 2009)都已证明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启动被试不同水平权力感,云祥,李小平(2014)也证实了权力的概念启动方法(即词语搜索任务)在中文环境中是适用和有效的,可以无意识地激活被试的权力感,进而影响被试心理和行为。
2) 内隐暴力态度测量。内隐暴力态度的测量采用的是由Gray 等人(Gray, MacCulloch, Smith, Morrits, & Snowden, 2003; Snowden, Gray, Smith, Morris, & MacCulloch, 2004)提出的暴力IAT (violence IAT,即暴力态度的内隐联结测验)方法。暴力IAT方法与通常的IAT步骤相同,也包括七个阶段(block)。本实验采用Greenwald,Nosek和Banaji (2003)以及Lane,Banaji,Nosek和Greenwald (2007)提出的改良后的IAT 测量程序,暴力IAT的设计参考Gray等(2003)、Snowden等(2004)以及关慕桢等(2010)的办法,目标维度为形容和平与暴力行为的词汇,如读书、谈心、袭击、打架等,联想属性维度为积极与消极两类描述性词汇,如光荣、美好、恶心、恐怖等。其中非暴力行为与积极词汇、暴力行为与消极词汇构成相容联合辨别任务,非暴力行为与消极词汇、暴力行为与积极词汇构成不相容联合辨别任务。戴春林、杨治良和吴明(2005)采用Greenwald等人在1998年提出的方法、关慕桢等(2010)采用Greenwald在2003年提出的实验程序,都证明了暴力IAT 在测量中国人内隐攻击性上的有效性。
3) 去人性化测量。去人性化的测量采用的是自编的去人性化量表,该量表的编制参考了Hodson & Costello (2007);Costello & Hodson (2009)使用的去人性化问卷。该量表一共有8道题,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维度(如“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力手段去对付他人”;Pratto, Sidanius, Stallworth, & Malle, 1994),另一个是Animal-human similarity维度(如“人类并非是有思想的唯一生物,许多动物也能像人类那样进行思考”;Costello & Hodson, 2009),每个维度各4道题,其中第4 题和第6题为反向计分题。要求被试在7点量表上选择符合自己对各个题目描述的态度。实验结束后共获得64份有效数据,对这批被试数据的项目分析发现,第4题和第7题的区分度较低(p > .05),同时第4题和第7题与总分的相关也较低(p > .05),因此删除这两道题后计算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62。
2.2.3. 实验程序
本实验的程序共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将被试随机分成两组,两组被试分别接受高、低两种水平权力感的启动(即用纸笔完成词语搜索任务),接着要求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内隐暴力态度的测量(即暴力IAT程序),最后完成纸质版的去人性化的测量。
2.2.4. 实验仪器
所有暴力IAT测验都在统一的实验室计算机上完成。计算机的显示器为联想17寸液晶彩显,分辨率为1024 × 768,颜色为真彩色,刷新率为85 Hz。实验程序由Inquisit3.0编写。刺激呈现时间、反应时都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并记录的。在B1、B2和B5阶段词语显示为白色,在B3、B4、B6和B7阶段(即联合辨别阶段),目标词为白色,属性词为绿色、宋体,背景显示为黑色。被试距屏幕的距离约为50 cm。
2.2.5. 数据处理
第一步,剔除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的被试:1) 没有按照指导语要求的顺序完成实验程序的被试;2) 实验过程中做出与实验无关举动(如吃东西、玩手机等)的被试;3) 曾经参加过IAT 测验并猜出实验目的的被试。
第二步,对暴力IAT数据的处理采用专门用于计算D值的SPSS语法脚本“D_biep.Generic Inquisit IAT.SPSS form.29Dec07.sps”。处理方法严格按照Greenwald等人(Greenwald et al., 2003; Lane et al., 2007)提出的改进后的IAT 数据筛查标准:1) 删除反应时超过10,000 ms的数据和10% (指反应次数)以上的反应时少于300 ms的被试;2) 错误反应时以该被试在该阶段的平均反应时加600 ms来代替;3) 使用除1)之外的全部数据;4) 不对极值加以处理。然后按照下列步骤来计算IAT效应值:① 计算B3、B4、B6 和B7阶段正确反应时的平均值;② 计算B3和B6、B4和B7阶段的混合标准差;③ 把错误反应时用平均值加上600 ms替代后计算每个阶段的平均值;④ 计算B6-B3,B7-B4的值;⑤ 用步骤②求得的混合标准差分别去除以步骤④的求出的值;⑥ 将步骤⑤中求得的商加以平均,即产生反映IAT效应的D值。D值越大,说明IAT效应越显著。
3. 结果
对高、低权力感启动的两组被试的IAT效应分析结果见表1。
接着对不同权力感启动组的IAT效应(D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
t检验结果显示,高权力感组被试内隐暴力态度的IAT效应即D值显著低于低权力感组被试(t = 2.09, df = 62, p < .05)。这一结果说明激活被试的权力感使得他们的内隐暴力态度显著地发生了改变。从内隐联结测验的原理可以知道,IAT的效应值越小,说明被试对在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之差越小;IAT效应值越小的被试在把暴力与积极一面或把非暴力与消极一面进行内隐联结时,这类被试的认知矛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AT effect (D scores) of high-low power group
表1. 高、低权力感组IAT效应(D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Independent T-test of IAT effect (D scores) of high-low power group
表2. 高、低权力感组IAT效应(D值)独立样本T检验
盾要小于IAT效应值大的被试。因此,这一实验结果说明,启动高水平权力感的被试相比于启动低权力感的被试,他们对暴力的消极内隐态度降低了,也可以说是这组被试对与暴力有关的内容在无意识层面上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
在去人性化方面,根据对本实验中项目分析的结果删除所有被试在第4题和第7题的分数后,低权力感组被试的去人性化量表得分为M = 4.34 (SD = .97),高权力感组被试的得分为M = 4.47 (SD = .88)。对两组被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高、低两种权力感启动条件下,这两组被试的去人性化程度无显著差异(t = .56, df = 62, p > .05),即不同权力感的激活并没有引发他们在去人性化上的显著差异。见表3。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启动被试的权力感后削弱了他们对暴力的内隐消极态度,这与李小平,闫鸿磊和云祥(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去人性化方面,虽然高权力感组的被试去人性化程度要高于低权力感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学水平,即高权力感水平的启动并没有显著地使被试的去人性化程度增加,本研究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在Lammers等人(2011)的实验中,他们发现即使是在虚拟情境下,拥有权力的人还是更有可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而更有可能以去人性化的方式对待他人。然而在本研究中,通过启动产生的权力感,即状态性的权力感并没有引起被试去人性化程度显著地增加。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反映出权力感并不是通过降低个体去人性化的程度而导致内隐暴力态度的改变,更有可能的是权力感直接导致了个体内隐暴力态度发生改变。这一结果让我们进一步确认,在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权力–暴力”的自动化联结,启动个体权力感的同时会激活个体的暴力倾向,因而使得个体在内隐态度上表现出对暴力持有相对积极的评价。
根据实验前的假设,更高的权力感应该导致程度更高的去人性化,但这一假设没有得到验证,也就是说权力感和内隐暴力态度之间的中介变量没有得到确认,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权力感的启动是内隐的、无意识的,而在去人性化是否与权力感有内隐的联结关系上,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去人性化与重要社会问题的关系,例如偏见、女性和工人的客体化等,而没有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联结方式来研究,对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自动化的联结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心理变量的类型有关,本研究中测量的是特质性的去人性化,是比较稳定的人格变量,因此可能不易受到情境性的心理变量(即权力感)在短时间内的影响,因而在测量时没能及时地反映出去人性化在程度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从去人性化工具编制的角度看,本研究创造性地引入了对去人性化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甚少,因此我们在工具的编制上缺少一定的把握。首先从中国人的角度
Table 3. Independent T-test of dehumanization of high-low power group
表3. 高、低权力感组去人性化独立样本T检验
来理解去人性化的定义可能不十分准确,其次国外在去人性化的研究上基本可以分为社会控制和人与动物相似性两个方向,本研究中的去人性化概念实际上综合了这两个方面,而我们作为中国人对这两个方向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因而在翻译问卷和编写题目时难免有不适当之处(例如问卷中有两道题由于区分度和与总分相关较低而被删除),这可能是导致该测量工具没能很好地测出中国人去人性化程度的重要原因。另外,该测量工具题目数量比较少,这也导致了不能很好反映被试在去人性化程度的差异。有对去人性化等方面感兴趣的学者今后可以在综合中国人性格特征和我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对本土的去人性化作出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进一步编制出更有效的去人性化测量工具。去人性化在全面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相关的干预手段来提升群体间关系和个体幸福感(Bagozzi & Capozza, 2013),这也是我们着手研究去人性化在中国人之中差异的出发点,期望通过发现去人性化与人们某些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来更好地调控人们的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不同水平权力感的激活会引发个体在内隐暴力态度上的显著差异,即高权力感的被试会持有更积极的内隐暴力态度;而这种对权力的无意识的启动并没有造成去人性化程度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去人性化并不能成为调节权力感与内隐暴力态度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权力感与内隐暴力态度之间更可能有着自动化联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