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首开中国私学,创立了儒家学派。《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世传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成为影响后世的经典之作。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时代伟大哲学家,他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理想国》就是其著名的代表作,其中的教育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的先河,并且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孔子与柏拉图虽然相差约一个世纪,地理位置相隔万里,但是两位先哲的教育思想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孔子与柏拉图是奠基中西文化的思想巨人,为其各自的政治主张传道弟子,周游奔走,成为了影响后世的教育家。本文将从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程、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对两位先哲教育观作比较。
2. 两圣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的推广与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生产力有大大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原来的生产方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作不再仅仅为了维持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奴隶制经济的逐渐衰落,新兴的封建经济产生,阶级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原有的奴隶主,奴隶和平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扩大政治权利,进而各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斗争。于是孔子以“仁”出发,希望统治者爱民,惠民,人民顺从周天子的领导,从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孔子出身世家,三岁丧父,家境衰落后,随母亲回到曲阜清贫度日。所以孔子后来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时期政权实际掌握在季氏、孟氏、仲氏手里,孔子父亲是一位士,按照古代世袭制,孔子毫无疑问是继承父亲的头衔,在季氏要求士字头衔的人去他家吃饭时,孔子却被拒绝门外。季氏的管家说道:“我们邀请的是士,不是你” [1]。年轻的孔子受到屈辱,使他产生了通过奋发努力改变处境挤入上层社会的愿望。孔子好学多思,善于向他人取法,到三十岁时成长为多才多艺精通典籍礼仪的儒士,甚至受到鲁君和各国使者的礼敬。
在春秋以前,教育是“学在官府”,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到了春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下移,下层平民也希望获得知识,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大约这时,孔子在三十岁时毅然放弃“委吏”(仓库管理)和“乘田”(畜牧管理)职务,开始创立私学,教授学生。孔子虽出身为士,但由于少年时代的贫寒经历,更使他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自己的生活接近下层百姓,能够体悟农民的需求,所以他办学不是简单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的,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希望从社会各阶层培养能够接受自己思想的人才,为改善当时社会政治服务。
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山峦和海洋的阻隔,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在公元8世纪左右,希腊出现许多城邦,各个城邦交往频繁,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一时期出现苏格拉底等伟大思想家。由于城邦国家面积小,人口少,使公民能更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更加积极地追求民主权利。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建立雅典民主政治体制,创建初期民主政治存在很大的不足,导致国家权力失衡,各势力开始争夺权力。苏格拉底意识到雅典民主政治体制的落后,进行批判分析,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深受其影响。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雅典王室后裔,母亲是梭伦的后裔,柏拉图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师从苏格拉底,随恩师开始了自己哲学家的生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以蛊惑青年、崇奉新神的罪名处死 [2]。苏格拉底的死,使得柏拉图对雅典民主体制深感失望,之后他便开始长达12年游历的生涯,游历使他学习到别国的思想,同时与自己的思想不断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之后在一所以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德米命名的体育场附近创立学园,广收门徒,旨在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两圣均出身名门,孔子却家道中落,从小以自学为主,没有受到官府学校的教育;柏拉图自幼受到西方雅典教育熏陶,师从名家。对比二者就不难发现,孔子主张平民教育,柏拉图主张贵族教育的原因了。二人身处动荡之世,胸怀天下,积极探求社会出路。不同的是孔子主张恢复“礼乐文化”旨在建立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柏拉图意在创造一个稳定和谐、向善的“理想国”。二人虽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却都选择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两圣教育目的的异同
孔子总是诲人不倦地告诫其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述而6.13)。提倡要将仕培养为君子,不做小人式的儒者,并且对君子提出:“君子道者有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14.28)。孔子认为要成为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儒,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人的品质。子路问君子,孔子说了三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14.42)。孔子认为君子从自身应该修炼自己,做事恭敬;对亲人应该修炼自己,使亲族安乐;对百姓而言,君子应修炼自己,使百姓安乐,从而达到“仁”。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之外,还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13.9)。孔子认为先富后教,这里不是说对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观念中教化老百姓是十分重要的。
柏拉图确立的教育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其理想国的举国能人,能够孝亲爱友,培养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由此他将社会分为三个阶级: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阶级。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以“哲学王”为教育核心培养政治家,毕竟能成为政治家的是少数,他们需要经过曲折漫长的道路去学习,完成他们最大的学习,最大的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用“太阳”来比喻“善”,认为真理源起于“善”,就像光线源起于太阳一样。
孔子与柏拉图都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有志之士,一个培养“君子”,一个培养“哲学王”,不同的是孔子以“仁”为追求的最高理想,柏拉图以“善”发现追求灵魂中最大的美德。
4. 两圣教育对象的异同
朱自清说:“首先,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人” [3]。孔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他无疑是将学术民众化的第一人。孔子有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述而7.7)。孔门弟子不分国别种类,据记载其弟子有鲁、齐、卫、晋、蔡、秦、宋、陈、燕、楚等十一国。孔门弟子不论贵贱与贫富,有来自贵族的南宫敬叔等,也有出身贫寒的颜回、子路、子张等,这表明孔子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使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打破了少数奴隶主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门弟子不分资质高下,有“闻一知十”的颜回,也有学识较低的高柴和曾参。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对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柏拉图认为神把公民分为三种等级:第一等级是黄金等级,其本性为爱智,职业是统治者;第二等级是白银等级,其本性是爱荣誉者,其职业为军人;第三等级是铁铜等级,其本性为享乐者,其职业是生产者。柏拉图根据这三个等级主张“精英教育”,从一二等级中挑选出健康的儿童进行教育,再从中选出优秀的青年培养,最后把他们打造成优秀的国家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旨在通过教育培养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人才。
柏拉图提出的“精英教育”剥夺了平民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显然更胜一筹,孔子不分高低贵贱兼收为弟子。然而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孔子略显不足。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记载有姓名者77人,几乎全是男性成年人。在《论语·泰伯篇》孔子说过周武王所夸赞的“十个治国良臣中有一个妇女,实际上只能算九人而已”。或许孔子认为真正发挥辅佐武王较大的当是九位男性人才,改称“九人而已”。孔子的教育“平等”是有局限的平等。而柏拉图认为“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根据自然各种职务,不论男的女的都可以参加,只是总的来说,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 [4]。柏拉图男女平等的等级观念则使女子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认为不同天性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一原则女子一样适用,男女享有的权利应是平等的,主张给女子同样地培养和训练,并不因为性别而有所不同。同样柏拉图在儿童教育观上比孔子更进一步。柏拉图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凡事开头最重要” [5]。因此他主张取消家庭教育,实行儿童公育。
5. 两圣教育内容的异同
从《论语》记载,不难看出孔子是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为主要目标的,其教学内容与其目标相对应,注重文化教育,同时也注重道德教育的提高,提出“六艺”即注重培养礼、乐、射、御、书、数和“四教”即文、行、忠、信。“六艺”中“御、射”应该归入体育或军事体育课程的范畴;“书”属于社会科学文科课程;“数”属于自然科学理科课程;“礼”则属于德育课程;“乐”属于美育课程。在德、智、体、美诸课程中,孔子是主张德育优先的,“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与“乐”互为表里,“礼”是“乐”的表现内容,“乐”是“礼”的表现形式。“礼”与“乐”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四教”中孔子教育学生,阅读经典,行为规范,忠诚品格,守信操守。孔子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仁与礼”是道德教育的最高要求,“孝与悌”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准则,“泛爱众”是最终目的与归宿。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青年人应该学诗,诗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诗可以激发情志,使人积极有为;通过诗可以关注社会,洞察社会;诗可以讥讽腐朽社会,释放批判精神。君子通过诗书礼艺等的学习,终成为一位德才兼备的君子。
柏拉图与孔子“六艺”相对有“七艺”概念,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柏拉图重视自然科学的培养,柏拉图教授“数”是除了在生活中实际运用,还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心智,激发他们对抽象、绝对、普遍的真理感兴趣。柏拉图创立的“阿加德米”学园的门口上写着“不懂几何者勿入内”,足见其对几何的重视程度,学习几何可以更好的理解世界的实质。柏拉图是最早注重和谐教育发展的,为了培养优秀的国家人才,注重身体和心灵的和谐发展,把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作为教育伦理的基础。音乐陶冶心灵,体育锻炼身体,对于准备成为军人的儿童来说,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是要相互配合的,那些专门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过于粗暴,而那些专搞音乐的人往往又过于柔弱 [6]。只有把音乐体育相结合,调节养成良好的习惯。柏拉图的教育不在于教授人们技艺,而是主张从童年起就要受到艺术作品的熏陶,在不知不觉中与优美理智结合在一起,培养人们完美的人格,追求善的理念。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共同发展,身体和心灵的达到和谐,如此培养高尚完美的人。
因此二位在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兴诗,诗可以陶冶情志。孔子经过严格删选,精心挑选出“韶误雅颂之音”的305首民间歌诗,构成《诗三百》 [7]。与孔子“删诗”相对柏拉图“否诗”,柏拉图否定诗,认为诗不现实,会扰乱人的心境,并且主张驱逐诗人。孔子尊重历史人物,重视历史道德教育,而柏拉图对诗人文学家过分贬低,重“数”培养心智,激发对真理的兴趣,注重自然科学,培养抽象思维。孔子注重“射”“御”,柏拉图则继承和发展了“斯巴达式”军事教育体系。
6. 两圣教育方法的异同
“因材施教”是教学经验的核心思想,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提出,但是孔子教人却各因其才。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孔子对不同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做出绝然相反的回答,其根据就是“材”之不同。比如: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八佾3.6)。从中可以看出冉有性格退缩、柔弱,因此孔子培养他果敢、激烈的性格。子路粗鲁,所以孔子抑制他,要他做事依礼三思而后行。孔子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视甚听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一系列细致的了解,根据学生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柏拉图同样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在不同阶段的学习。1) 在童年到青少年时期,主要培养受教者自幼接受音乐和体育的陶冶,关注心灵,应学习适合他们的哲学功课。2) 17岁到20岁,这个阶段主要进行必要的体育锻炼,为研究哲学储备体力。3) 20岁到30岁,进行第一次选拔,挑选出经过刻苦锻炼,最能干的孩子,培养他们学习数学、天文、几何、音乐等学科教育。4) 30岁到35岁,进行二次选拔,选出有天赋的青年用辩证法考试,凡通过考试的可以在用四年或者六年专心致志学习辩证法。5) 35岁到50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在综合中考验他们的素质。6) 50岁直至去世,接受最后的考验,使他们最终达到“善”。柏拉图对人生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使命,接受全面的教育,直至选拔出最合格的人才。
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人先天没多大差别,只是后天教育的作用起到关键作用。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学生“不愤”,教师就“不启”;学生“不悱”,教师就“不发”;学生做不到举一反三,教师则“不复”。学生的学习情况即是教师教学的前提条件。孔子提出的启发诱导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打开知识的大门,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自觉性,教师在博学的基础上循循善诱达到举一隅以三隅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思想智慧的光芒,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施教时的循序渐进,更可以看到学生根据教师的“启”与“发”的成长性。孔子讲究“学”与“思”结合,而柏拉图的思考在问答过程中进行。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人生前就有知识,只不过出生后忘记了,通过启发使人回忆起这些被遗忘的知识。孔子要求学生善于发问且不耻下问,在善于发问的时师生共同探讨,深化思想,达到“愤”与“启”“悱”与“发”的互动,对待问题由表及里,抓住本质,从而达到思想的交锋。在《理想国》中一问一答对话式可以看出,柏拉图“精神接生术”引导学生找寻正确答案。问答就是思考,思考的表现便是问答。问答作为一种口头表达形式,是一种常态的交流方式。而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便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二圣都采用传统的问答方式,或是师问生答,或者生问师答,亦或是师生之间一问一答,都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讨论方式。柏拉图问答目的在于揭示一个真理,问答的过程正是“认知”真理的不断推进。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2.15),孔子在强调学的同时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凡事都要认真思考,当掌握知识后,一定要进行分析思考,才能帮助消化理解。同时又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15.31)。整日不吃饭,不睡觉,用来思考却没有长进,不如去学习 [8]。他主张学生“多闻阙疑”,敢于发现问题,积极思考。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赞扬颜渊好学,而严厉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称其为“朽木不可雕也”。孔子提倡学思并重,同时也注重与实践结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习”从文字学角度看,就是“实践练习”的意思 [9]。孔子主张“学”与“习”结合,他是我国最早将“学”与“习”联系到一起的。孔子揭示了“学”与“习”内在联系,即“学”是“习”的基础与前提,“习”是“学”的巩固与深化,强调学习过程的知行合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13.5)。诵读诗虽然多,但不实践又有什么用呢?柏拉图受西方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验的,人在出生前就忘记了,通过启发,能使人“回忆”起这些被遗忘的知识。柏拉图的启发不是为了传授现有的知识,而是在于唤醒人的记忆,唤起人的意识,促使他想起头脑中已经有的真理。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以便能够受到启发回忆起被遗忘的真理。柏拉图也注重学以致用,主张把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柏拉图在人生阶段分工中,35岁到50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在综合中考验他们的素质。目的在于熟悉基层,接受考验。考验又包括三个方面:伦理考验,恫吓考验和乐逸考验。经过实践与学习的结合,培养有利于国家政治的人才。
孔子在主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身体力行的教育哲学方法论的同时,“博约相依”是其教育方法的又一特色。他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6.27)。他主张学生博学多闻,知识面要开阔,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在多听多看多见的同时,为防止杂乱无章,孔子提出必须有一个中心加以统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知识与知识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那广博的知识犹如散落的珠子,“约之以礼”用一根线串起来才能系统的掌握。而柏拉图在教育上提出的又一创新方案,指出那些年满50岁,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他们在剩下的岁月里还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直至培养出像他们那样的继承者……可以辞去职务,进入乐土时为止。孔子虽未明确提出终身教育,但他却是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7. 结论
孔子与柏拉图虽然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两位先哲留下的教育思想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现在的教学实践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给予我们很多教学借鉴。两圣作为东西方文明代表人物,奠定了中西方教育的基础,二人虽然相隔万里,但是教育观念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较两圣先哲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对我们当代的教师教育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