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In the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文集开篇,沃克提出“妇女主义者”(womanist)这一全新的概念,寄托对“包含男女在内的全部人类的完整生存”的追求,沃克还指出,妇女主义者不是“分离主义者”而是“传统的普遍主义者” [1] 。文集字里行间可见沃克对于全部人类的完整生存的追求,这后来也被认为是妇女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尽管这本妇女主义文集直到1983年才发表,但是沃克对于妇女主义主题的追求甚至可以追溯到文集发表的13年前,也就是她的处女作《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出版之时。
在1970年《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问世之初,很多批评家指责沃克在文中对黑人的偏见性描写,认为沃克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在黑人身上。类似的指控一直到《紫颜色》出版并获得普利策奖后才稍有停歇。其实,对这本小说的批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分离的趋势。一些学者主要关注两位男性角色——科普兰德父子,尝试揭露种族主义给黑人带来的扭曲人性的灾难性创伤,从而说明沃克对白人男性霸权社会的批判和对理想父亲和丈夫的期盼。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给予小说中的黑人女性更多关注,探讨沃克对黑人女性意识和身份觉醒的探索。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关系和家庭暴力也是不少评论的关注点。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很多批评家也尝试从创伤理论、新历史主义和空间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的主要角色的堕落和重生进行创新性分析。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忽略了沃克对黑人男性的关注,更低估了黑人男性的潜能,因此并没能意识到沃克妇女主义在这本小说中的体现。妇女主义强调的是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共存以及白人与黑人的和谐,而并不是男女或黑白的二元对立或分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人作家和批评家都不愿意承认黑人社区内部的矛盾,他们总是一致将矛头指向白人,这也是“抗议文学”(protest literature)的来源。但是沃克在《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中勇敢地深入黑人家庭内部,尝试说明黑人家庭成员内部的矛盾才是阻碍黑人族裔进步的症结所在。正如路易斯·H·普拉特(Louis H Pratt)所说,黑人社区的内部矛盾“在种族主义对黑人族群造成的集体性压迫的阴霾下”发酵,只有意识到黑人内部矛盾才能最终实现“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完整生存并复兴黑人社区” [2] 。
本文认为,沃克在她的处女作中尝试说明的也是同样的问题——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两种群体,只有站在完整生存的角度统一看待黑人男女,才有可能解决黑人社区内部矛盾。所以,沃克在书中并没有尝试美化黑人或黑人社区,而是对其真实生存状态进行了大胆揭露,从而揭示出黑人男女施加给对方的苦难,为最终解决黑人内部矛盾提供可能。因此,本文从沃克妇女主义视角出发解读《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认为小说分别否定了格兰奇·科普兰德所代表的第一代人的沉默与屈从,批判了布朗菲尔德·科普兰德所代表的第二代人的暴力与分离,肯定了露丝·科普兰德所代表的第三代人的合作与共存,从而得出结论:沃克不仅批判了沉默和暴力所代表的分离主义,还认为只有黑人男女携手才能实现黑人族裔的完整生存,而妇女主义作为沃克的终身追求同时更是她为实现黑人族裔的完整生存提出的解决方案。
2. 沉默的第一代: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
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早期在一篇有关妇女主义的文章中曾论述道,“黑人的女性主义有时候也可以被称作是妇女主义,因为二者都与女性所受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有关” [3] 。妇女主义由女性主义演化而来,因而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妇女主义者首先十分坚定地相信女性一味地屈服将会带来可怕后果。在《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中,沃克通过老科普兰德一家的悲剧揭示了女性在性别与种族双重压迫下一味地沉默与屈服的可怕后果。
小说从格兰奇·科普兰德和其妻玛格丽特在乔治亚州格林县的生活开始,记述了以沉默为典型特征的第一代科普兰德的生活。无论是白人与黑人之间,还是父子之间,亦或是夫妻之间,他们始终是以沉默的方式相处,而这种永恒的沉默最终也造成了第一代科普兰德家庭的分崩离析。格兰奇在白人老板面前的沉默不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感知力,更剥夺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所必须的男子气概。每当白人老板出现时,甚至只是那辆白人老板驾驶的卡车出现时,格兰奇就会立刻变成像“一个石头或者一个机器人”一样,脸部僵硬变成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冷漠面具”(p. 9)。尽管这里没有直接阐述种族歧视施加给黑人的野蛮罪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批判沃克对黑人有偏见的人提供了把柄,但是,正如哈罗德·海伦布兰德(Harold Hellenbrand)所说,这种沉默不仅“刻画出了格兰奇所受的压迫”,而且更“意味着他的放弃” [4] 。通过单方面表现格兰奇在沉默中石化,沃克利用白人的文本不在场却更加深刻形象地刻画出种族主义在黑人生活中的深刻在场。
不仅如此,失去感知的格兰奇在面对妻子和儿子时又转变成另一种冷酷的沉默。在布朗菲尔德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和自己讲过话,父亲也不曾认真看过他或认可他。年复一年,不间断的沉默笼罩着这个家庭。格兰奇唯一的反应只有用“那致命的耸肩”悲哀地表示“对于房子和家庭,他真的是无能为力”(p. 17)。格兰奇对儿子的忽视导致布朗菲尔德从来不曾体会过父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残忍的父亲和无力的丈夫。显然,格兰奇在一味的沉默中逐渐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冷漠父亲。慢慢地,这种沉默像幽魂一样,也蔓延到了格兰奇的妻子玛格丽特身上。
如果说格兰奇尚可以在沉默中苟延残喘,沉默却最终将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带向死亡的深渊。对于玛格丽特来说,沉默既是屈服也是一种无言的反抗。起初,玛格丽特总是在丈夫面前保持沉默,由此彰显丈夫在家庭里的绝对权威。即使她有时确实发出了某种声音,那也总是在重复丈夫的低语。换句话说,玛格丽特“除了对丈夫表示绝对的屈从之外”并没有其他要说的话(p. 6)。玛格丽特的话语权也被自己和丈夫完全剥夺。但是,沉默的屈从并没有让夫妻关系变得和谐,相反,带来的确是丈夫一次次的家庭暴力。格兰奇为了还债甚至还曾想过把妻子卖给别的男人。玛格丽特拒绝了这一非人的提议,却招致丈夫变本加厉的虐待。后来,当格兰奇去见别的女人时,玛格丽特开始了无意识的反抗。但她的反抗仍然以一种沉默甚至扭曲的方式进行。为了报复格兰奇,她也开始找情人,“用自虐的方式来回应格兰奇的虐待” [5] 。这种扭曲的报复一直持续到格兰奇离家出走,而玛格丽特也终于在此时选择了永久性沉默——在毒死自己的私生子后选择了自杀。究其一生,不论是屈从还是反抗,玛格丽特始终保持沉默,也最终丧命在这永久的沉默之中。
事实上,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无论是格兰奇还是玛格丽特都没办法在沉默中找到解脱。对格兰奇来说,他深陷于无能的残酷现实和对男性气概的强烈渴望的矛盾无法自拔。一方面,格兰奇被白人老板的分粮合同压榨,根本无从摆脱累累负债,他注定是一个无能的父亲和丈夫;另一方面,男性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又刺激着他对男性气概的强烈渴望。两难的境地让格兰奇别无出路,只能选择逃跑。所以最终格兰奇选择北上,逃避他的责任与困境。但是对于玛格丽特来说,甚至逃跑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长时间的沉默与屈从早已剥夺了她的独立人格。正如左拉(Zola Neale Hurston)在《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描述的那样,那时的黑人女性就像“骡子” [6] ,只知负重干活而没有思想。作为黑人群体的一个个体,玛格丽特首先承受着所有黑人受到的种族压迫,而作为女性,她更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失去丈夫等于失去生命。如果格兰奇尚且能够通过虐待妻子和逃避责任找到临时的出路,那么在格兰奇消失后,玛格丽特已完全失去报复的意义,从而也失去了坚持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沃克始终认为真正的妇女主义者懂得自爱,也敢于反抗生活的不公与苦难。玛格丽特的死和第一代科普兰德家庭的分崩离析表明,沉默与一味地屈从是无效甚至致命的。对黑人男女出路的探寻现在传到了第二代科普兰德家庭身上。
3. 暴力的第二代:女性觉醒与性别对立
传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本质上是分离主义者,而妇女主义者与此不同,把坚持“在开明的男女合作管理下的黑人团结” [7] 作为最高追求。通过第二代科普兰德家庭里暴力和血腥的男女二元对立,沃克显然也否定了分离主义解决黑人矛盾的可能。布朗菲尔德·科普兰德总是把家庭暴力当作一种发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妻梅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梅姆采取的暴力回应却又强化男女对立,加剧男女分离。此时的暴力反抗同第一代科普兰德的沉默一样无效,甚至带来更糟糕的结果——梅姆被布朗菲尔德谋杀而布朗菲尔德也因此入狱,黑人男女终于在暴力对抗中无一幸免。
布朗菲尔德并没有如愿通过家庭暴力确立自己的男子气概,相反却造成了与梅姆婚姻的失败和整个家庭的破裂。布朗菲尔德似乎是受够了父母曾经一味地沉默,所以转而诉诸另一个极端——一味的暴力。他也曾爱过梅姆,也曾努力工作,但是终于还是被越来越多的债务和孩子压垮。在他的自我意识受到破损,自尊心也被击垮之后,“他的狂暴,他的愤怒和他的挫败”(p. 79)便占据上风。法农(Frantz Fanon)曾说,受到殖民的男性是“充满嫉妒的人”,他会不惜一切梦想“拥有所有形式的财产” [8] 。但是现实似乎已经剥夺了布朗菲尔德做梦的权力,所以他虽充满妒火却没有像法农预料的那样梦想拥有白人老板的财产,而是转向剥夺自己妻子所拥有的一切。他不让梅姆去学校教书,因为他无法忍受梅姆比她拥有更多的知识,更无法忍受梅姆比他“更接近白人”,因为这是“他永远做不到的”(p. 80)。他得不到什么,就一定确保梅姆也无法得到,他要“把梅姆拉回和他一样的地位”(p. 79)。布朗菲尔德对梅姆扮演着白人压迫者的角色,就像白人老板践踏他的自尊一样,他也要同样用家暴的方式践踏梅姆的尊严。起初,梅姆以沉默应对家暴,直到有一天梅姆终于将枪口对准布朗菲尔德。
在枪口的胁迫下,布朗菲尔德被迫离开家去找一份新的工作。梅姆的“十条戒律”也宣誓了梅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梅姆与玛格丽特不同,她曾受过教育,这也让她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自己。但是由于这种觉醒还停留在暴力反抗的阶段,所以反而加剧了男女对立,注定不会长久有效,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救破裂的家庭。梅姆的觉醒首先是被动的,是在受到布朗菲尔德的外部暴力带来生命威胁之后采取的不得已之举。其次,梅姆的暴力反抗更是她内在软弱的掩饰,她既无法摆脱女性怀孕带来的生理虚弱,也无法摆脱男权社会带来的心理虚弱。当梅姆的身体因为再次怀孕变得虚弱时,她所有的自信与觉醒也随之消失,她只能“假装展示她已不再拥有的力量”(p. 149)。毫无疑问,梅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充其量只是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暴力反抗,而绝非是妇女主义所要求的“与男性进行的有效的对话” [9] 。所以,梅姆的被动觉醒和内在虚弱最终还是无法实现她的救赎。
暴力只能强化男女二元对立,却无法真正解决黑人社区的矛盾。正如沃克在小说编后记中所讲述的那样,“如果一半人都通过威胁、恐吓和暴力来统治另一半人,怎么能期待一个社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能够健康和强大呢?”(p. 344)。反抗不是不充分的觉醒,更不是简单的暴力分离主义。真正有效的反抗要求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并决心凭借内心的强大克服不公的生活。通过第二代科普兰德的家庭悲剧,沃克“审视了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和女性对于实现黑人完整生存所做的尝试” [10] 。
显然,无论是布朗菲尔德还是梅姆,都不符合沃克对妇女主义的期待。对布朗菲尔德来说,他的失败在于不敢直面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压迫,他甚至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至少尝试寻找出路最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而只是把自己的失败完全转嫁到自己的妻子身上。正确的做法应该像迈克尔·阿克沃德(Michael Awkward)所说,黑人男性应该“打破男性霸权,并向黑人女性表明他们将会是女性的盟友” [11] ,以此建立两性之间的互信。对梅姆来说,她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还很漫长,而这个过程如果没有黑人男性的携手互信是无法实现的。否则,不充分的女性意识觉醒只能让两性分化更加严重,黑人的完整生存也将成为泡影。在探寻黑人族裔出路的道路上,沃克再次排除了两性对立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可能。
4. 共存的第三代:黑人社区的完整生存
妇女主义不同于传统激进女性主义除了上一章谈到的对分离主义的抛弃,还体现在妇女主义强调的全人类的完整生存是既包括男性也包含女性。根据帕特莉莎·伊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所说,“妇女主义为促进黑人男女建立更稳固坚强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林荫道” [12] 。而妇女主义对黑人男女完整生存的追求在第三代科普兰德——露丝身上得到明确体现。露丝打破了性别甚至种族的对立,在黑人男女携手帮助下重新融入了黑人社区,为最终实现黑人的完整生存提供了可能性。
露丝和格兰奇之间的情感纽带使露丝独立人格得以构建,与此同时,格兰奇也因此获得重生。从露丝一出生,她的祖父格兰奇实际上就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尤其是在布朗菲尔德因谋杀梅姆入狱后。格兰奇提供的父爱和梅姆提供的短暂但意义深重的母爱给了露丝一个相对完整的童年,这也为她日后妇女主义意识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毫无疑问,露丝首先是通过直面“创伤性”经历,很快成长为一个“超越自身局限、懂得关爱他人的妇女主义者” [7] 。但是,格兰奇在露丝成长为妇女主义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他教会了露丝爱,更让露丝明白了跨越种族和性别的合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格兰奇敢于牺牲儿子和自己的生命,露丝才能真正开始“完整地生存”(p. 298)。
格兰奇所做的牺牲实现了他的救赎,也使自己的灵魂获得重生。尽管格兰奇对露丝的关心起初只是因为“他为过去的疏忽感到抱歉”,但是他的愧疚后来转变成对露丝深厚的情感纽带——露丝已经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露丝“就像是一个奇迹,是他的尊严,是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甚至是他的灵魂”(p. 97& 236)。格兰奇把抚养露丝看作自己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如何去爱,“如何振作起来并坚持下去”(p. 275)。露丝的存在让格兰奇内心逐渐强大起来,这种坚强是白人压迫者和不幸遭遇无法挫败的。所以,格兰奇的身体死亡反而标志着他的灵魂重生,与此相反,布朗菲尔德的灵魂早已在他身体死亡之前就已消亡。格兰奇的重生不仅实现自身的救赎,也为露丝的未来提供保障,二者均实现了重生,这是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的。这充分表明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的携手与合作才是实现两性完整生存的必要条件。
除了格兰奇和露丝所代表的黑人男女携手之外,在第三代科普兰德生活里也看到黑人和白人和谐共处的可能。沃克在反对两性对立的分离主义同时,也同样反对黑人和白人的分离与敌对。所以,沃克曾高度赞扬民权运动,认为这场运动把包括黑人、白人、男性、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联系起来,让他们能够彼此了解,不仅让黑人和女性“在世界这个大社区里找到归属感”,还让他们明白“在这个他们深度参与的社区里,如果有哪一个部分不利于自身发展,他们应该也有能力做出改变”(p. 125)。尽管露丝在小说中并没有参与到民权运动中,但是她却是这场伟大运动的见证者。露丝亲眼目睹了黑人与白人在一起游行,手中高举着“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永无自由,直到我们全部获得自由”(p. 325)的标语。对沃克来说,“仅仅是‘了解’就意味着一切。‘了解’把她推向外部的世界,把她带到了大学,带到了不同地方,带到了不同人的身边”(p. 125)。所以,毫不夸张的说,“了解”这场运动甚至比之前的创伤性经历给露丝带来的影响更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露丝独立的人格,让她深刻意识到黑人和白人也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合作。
此外,在这本小说中有一个名为昆西的年轻男子也值得注意。他不仅参与到了民权运动中,而且还打算竞选市长。在沃克笔下,昆西似乎变成了马丁·路德·金的化身——二者都敢于作为一个真正平等的公民为自己发声。而露丝对昆西的倾慕之情很可能就是沃克对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崇敬之情在小说中的体现。黑人和白人在这场民权运动中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和解,甚至格兰奇在小说结尾时也对那对白人夫妇“简短地点头示意”并“挥手再见”(p. 333)。《格兰奇·科普兰德的第三次生命》以格兰奇和布朗菲尔德死于同一天为结局,同时也标志着露丝新生活的开端。黑人社区与白人携手回到正轨,跨种族、跨性别的合作也促进了黑白族裔和两性的平等和发展。第三代科普兰德也因此成为最接近沃克对妇女主义的构想。
5. 结论
三代科普兰德人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沃克对实现黑人男女完整生存的探索过程。沃克否定沉默与屈从的第一代科普兰德的生活,抛弃第二代科普兰德的暴力分离主义,最后在第三代科普兰德那里找到了实现黑人社区完整生存的可能。正是借助于以露丝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普兰德的生命,沃克论证了黑人男性只有当意识到黑人社区内部矛盾并与黑人女性联手时,黑人社区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完整生存。而妇女主义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也是沃克为之奋斗终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