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  >> Vol. 7 No. 6 (June 2018)

    群体过程及其对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
    Group Procedure and Its Impact on Group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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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新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关键词:
群体过程群体目标群体任务群体方案群体行动群体绩效Group Procedure Group Objective Group Task Group Scheme Group Execution Group Performance

摘要:

在群体过程当中,群体问题的识别与群体任务的确立,群体目标的制定、群体行动方案的编制与择优、行动方案的执行与对于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估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群体过程”。群体过程完全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一个科学与合理的群体过程总是会与高水平的群体绩效相对应,而群体过程有效性的提升则会带来群体绩效的进一步改进。

Identification of group problems, erection of group tasks, establishment of group objectives, compiling and selection of group scheme, execution of group scheme and evaluation of execution and conduction constitute group procedure. Impact which exerted by group procedure is thoroughly capable of taking the obvious effect on group performance an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roup procedure will be corresponding to standard-surpassing group performance, whereas optimization of group procedure and improvement of its effectiveness will bring enhancement of group performance to us.

1. 引言

群体过程经常会被人们视作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为完成特定群体任务或实现特定群体目标而展开互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群体内部的各类成员既有可能相互帮助与合作(建设性互动),也有可能有意诋毁或破坏其他成员的一些合理行为(消极或攻击性互动) [1] 而不论是哪一种行为显然都会对群体的绩效水平以及群体任务的完成情况产生重要影响。互动行为会产生于群体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而现有的群体过程分析则侧重于从群体任务的确立阶段或群体决策阶段入手来展开分析与阐释,也就是说,互动行为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从以任务为中心的群体决策阶段开始的,而从这一阶段往后,一切群体成员的集体行动便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互动行为或互动过程,这些互动行为既可能是与群体任务高度相关的,也可能是与群体任务毫不相关的,那些与群体任务毫不相关的互动行为显然无益于群体任务的完成,而那些与群体任务高度相关的互动行为的结果则会与群体任务的完成以及群体目标的实现密切关联。

在本文当中,我们依然会将群体过程视作一个群体成员相互作用或彼此互动的过程,而这种互动行为的开始阶段则将会被提前到群体问题的识别或界定阶段,也就是说,群体内部的成员会通过互动(不论是简单的沟通还是复杂的信息交流)来识别并界定群体问题,在此基础之上,这些群体成员会共同将群体问题转化为群体任务,并依据群体任务的分析结果来拟定行动方案并从中择优(决策环节或决策过程),随之而来的则是行动方案的实施以及实施结果的评估。在解决一些复杂的群体问题时,决策过程与评估过程显然会多次进行,而与之相伴随的方案实施过程显然也很有可能会多次出现,而不论每一环节或每一过程重复出现几次,其所具有的互动特征都不会改变,而这种互动恰恰是群体过程区别于个体过程的重要标志。

群体过程当中的每一环节都会与群体绩效产生密切的关联,不论是群体问题的识别及其向群体任务的转化阶段,还是后续的群体决策与群体评估等阶段都会对群体绩效水平的高低产生重要影响,或者更为简单地讲,群体过程完全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一个科学与合理的群体过程总是会与高水平的群体绩效相对应,而群体过程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则完全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2. 群体问题的识别及其向群体任务的转化阶段

群体过程开始于群体成员对于特定群体问题的识别,当某一群体能够共同对特定问题进行关注时,群体过程也就正式开始了。然而我们所谓的群体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出现的,很多群体问题都是由个体问题以及一些与群体毫不相干的问题转化而来的。当某一个体问题能够引起群体成员的共同关注时,这一个体问题有可能会转化为群体问题(例如,当群体内部的某一个体遭遇贫困问题的困扰时,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有可能会号召人们向该个体捐款,这时的个体问题便转化成了一个群体成员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某一问题的产生能够对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或群体效用水平产生影响时,这一问题有可能会成为群体问题(例如,当集体宿舍当中的一些设备遭到损坏时,宿舍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或群体效用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或降低,此时,设备遭到损坏的问题便成为了群体问题而非个体问题),而当某一问题既不是群体内部成员的个人问题,也不会与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产生任何联系时,其也有可能会转变为群体成员所共同关注的群体问题(例如,出于道义考量而做出的对于群体外部成员所遭遇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群体问题一般都是通过这三种方式转化而来的,而在这三种转化方式当中,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显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种群体问题的转化方式是群体内部的某一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互动所得到的结果,当群体内部的某一个体遭遇特定问题时,其会向其他群体成员求助,而当其他群体成员收到该个体的求助信息或求助需求后,其会对这一需求做出反馈,而这一需求“传送–反馈”的过程显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个体的问题不仅被传达到群体的其他成员那里,更被群体成员视作一个共同的群体问题来加以解决。第二种群体问题的转化方式是群体内部的多数个体或全部成员之间彼此互动所导致的结果,与前一种转化方式所不同的是,这种转化方式更加突出了某一问题对于群体内多数成员或全部成员所产生的影响,当某一问题产生以后,群体内部的多数个体或全部成员都会对该问题产生直接的感知并意识到该问题能够对群体内多数成员的效用水平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内部的成员会共同对该问题进行商讨,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也会在这种情景下转变为群体内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群体问题的第三种转化方式则是群体外部问题内部化所引发的结果,某一问题在其刚产生时可能并不是该群体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问题在开始时与群体内部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无关,但是由于受到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群体成员开始对这些群体外部的问题予以关注并将其当作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问题来加以解决。在这一群体问题的转化方式中,不仅包含了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包含了群体内部成员与群体外部成员之间的互动。

在群体问题被群体内部成员有效识别之后,群体成员便开始着手将群体问题转化为群体任务(对于群体任务的研究目前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不论是“群体任务的类型” [2] 还是“群体任务的难度” [3] 早已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深入讨论)。群体问题向群体任务的转化显然是一个群体成员精挑细选与综合考量的过程。首先,群体成员会对群体问题的特性进行思考以确保那些结构化问题能够得到保留,而对于一些非结构化的问题,群体成员则很容易将其舍弃,因为该类问题总是显得比较零散与模糊且很难依照这些问题来制定具体的群体任务。其次,在初步选中一些群体问题之后,群体成员还需要考虑本群体的规模、成员结构及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能否确保这些群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如果现有资源不足以用来解决当前的某些群体问题,那么这些群体问题也很有可能会被当作无效问题而予以舍弃。最后,那些能够被“资源约束”所允许并具有清晰结构的群体问题最有可能会被保留下来并被转化为群体任务,而这些能够被最终保留下来的群体问题才能够称之为“有效问题”。依据这些“有效问题”,群体成员会共同制定一个相应的群体任务以期能够对其进行解决。

群体任务的制定显然是群体决策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群体任务的制定环节与群体决策活动的其他环节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群体任务的制定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一次性活动,也就是说,一旦群体任务得以确立,其更改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而群体决策的其他环节则与之不同,为了完成既定的群体任务,群体成员的行动方案可以进行多次修改,而行动方案的选择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后续的决策活动是多次性且可以被不断调整的活动。

从群体问题的识别到群体任务的确立,在这一过程当中,若干因素完全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某些后续活动的绩效水平从群体过程的第一阶段开始便已经被定下了一定的基调。在群体问题的识别阶段,被群体所最终选中的某个问题的复杂程度显然能够对后续的问题解决过程产生显著影响,所选问题越是复杂,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便越有可能变得异常繁琐,而解决过程的复杂与否显然会对群体的绩效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群体问题的特性对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该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问题有时虽然略显繁琐但是却比较容易解决,而那些结构比较松散的问题有时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却很难应对。因此,一个问题的结构化程度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群体的绩效水平无疑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依据特定的群体问题,群体成员会相应地制定出群体的任务,而群体任务与群体问题之间的关联程度显然也会对群体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群体任务与群体问题之间所具有的高关联度能够有助于群体问题的有效解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任务的完成也就意味着群体问题的解决。而当群体任务与群体问题的关联度比较低时,即使群体任务已经被完成,群体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这时,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便很容易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在群体过程的第一阶段便需要注意提升群体任务与群体问题之间关联度,因为群体任务的制定本身就是要服务于群体问题的解决,群体任务与群体问题之间的环环相扣显然能够为群体问题的有效解决创造条件,而当群体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便利时,群体绩效水平便很容易得到提升。群体任务的复杂程度与群体任务的类型显然也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而影响程度的强弱则要依具体的情况而定。

3. 群体决策的展开与依据决策结果而采取行动的阶段

在群体任务得到确立以后,群体成员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便是依据群体任务而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对于这一过程,“理性决策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常见的解释:首先,群体成员需要依据特定的群体任务来制定一个群体行动的目标,而在制定出群体目标之后,群体成员需要为群体目标的实现来设计多种行动方案,而在多套方案当中进行选择以确保最优方案能够得以实施则是群体成员在该环节当中所需要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4] 。赫伯特·西蒙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同样也提到了该模型,而西蒙本人则对该模型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造以使其更加符合决策活动的实际情况 [5]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群体决策问题同样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斯塔瑟本人以及后续的一些研究成果向我们揭示了信息分布状况对于参与决策活动的群体成员的偏好以及基于偏好的方案选择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信息是否完备或者说有关决策的各类信息能否在参与决策的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完全共享首先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在信息完全共享的情况下,决策者的偏好将趋于一致并完全能够选出最优方案,而当信息无法完全共享时,不同决策者的偏好很容易产生冲突且各自的选择结果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方案很难被决策者共同选出。与此同时,信息提取的偏差程度或者说信息共享程度(半共享或完全不共享),任务的类型(智力型与非智力型抑或是风险型与非风险型任务等)以及决策者的个体差异(与决策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富裕度差异或者是个人的智力水平差异等)同样也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以及最终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6] 。此外,“结构变量”、“文化变量”以及“资源变量”对于群体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群体内部的年龄与能力、个性与专业等结构以及不同类别的决策文化与资源完全能够对决策过程与决策结果产生作用 [7] 。而群体规模、群体内成员的领导风格 [8] 以及群体冲突 [9] 对于群体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决策模型”告诉我们,在决策活动的第一阶段,决策者需要制定一个或多个行动目标,而在对目标的制定过程进行观察时,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由群体任务分解得来的目标与从群体成员偏好出发所制定的目标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甚至是冲突。举这样一个例子:某人果园里的果子长成熟了,而且据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就会有大风与冰雹过境,为了帮助这个人在恶劣天气到来的前一天摘掉树上所有的果子,他的四个朋友来到了他的果园中。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有效避免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后,群体成员认为摘掉所有的果子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当前的群体任务就是摘掉全部果子。而通过清点果子的数量,群体成员发现树上的果子刚好有5000个,也就是说,群体当中的成员每人只需要采摘1000个果子便可以完成前面提到的群体任务。对于每一个成员而言,其各自的目标就是摘1000个果子,而群体的总目标就是要在一天之内采摘5000个果子。上面这种制定目标的方法显然是从分解群体任务开始的,在这一目标制定过程中,群体任务与群体目标始终保持统一,也就是说,只要实现群体目标,那么群体任务就能够完成。然而,当我们从个体偏好出发来制定相应的目标时,前面所提到的不一致现象也就出现了。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依然是摘果子,但是群体内成员觉得在一天之内每人摘掉1000个果子实在是太吃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员A的偏好为自己只采摘其中的500个果子,然后让其他成员帮助自己采摘另外500个果子。群体成员B的偏好为自己先抓紧摘完1000个果子,然后再帮助别人摘果子。群体成员C的偏好为自己先采摘500个果子然后再设法另外雇佣一些人来帮助自己摘果子。群体成员D的偏好为尽最大努力去摘果子,即使摘不完留到明天也没有关系。而群体成员E,的偏好为不需要摘果子,等到大风过境以后另外4个人共同给果园主人捐款以弥补损失就可以。在群体内的5名成员偏好各异的情况下,其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以此来确保群体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与群体任务保持一致,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个人目标以及由个人目标加总或整合而来的群体目标可能会与群体任务并不一致。如果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来制定个人目标,那么这些个人目标与从任务出发分解而来的个人目标(每人采摘1000个果子)将会大不一致,而将这些个人目标加总或整合以后所得来的群体目标显然也会与群体任务并不一致,因为群体任务是摘果子,而群体目标则变成了尽可能地避免果园主人的损失,而此种情况下群体目标与群体任务的不一致也就意味着这种群体目标与前面所提到的由任务出发而分解得来的群体目标之间的不一致,而目标不一致所带来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会产生额外的损耗或者说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会在无意之中将个人偏好带入到决策活动当中,而那些由偏好出发所做出的决策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催生了“额外成本”。赫伯特·西蒙曾经指出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完备等因素完全能够限制人们的决策活动进而使人们无法制定并挑选出真正意义上的最优方案,而次优方案的选择无疑会给决策者以及决策结果的执行者带来额外的成本。而现在,我们则说偏好的引入同样能够为决策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与此同时,偏好也会使“理性决策模型”当中决策者的理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下降,而为了避免偏好所带来的额外成本,群体成员有必要从群体任务出发来制定群体目标,这将会降低群体成员偏好差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接下来的群体决策活动当中,群体成员会围绕特定的群体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备选方案,在制定出多种备选方案之后,群体成员会对每一条备选方案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分析并从中选择那些能够使群体收益最大化的方案来加以实施,这便是“理性决策模型”在目标制定环节完成之后所设计出的基本步骤。而不论是在备选方案的制定与选择阶段,还是在接下来的方案实施阶段显然会始终存在着群体成员之间的群体互动。备选方案的制定阶段要求群体成员之间彼此交换其所拥有的信息与其他各类资源,而在备选方案的选择阶段也需要群体成员依照特定的标准来进行选择。群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与互动不仅能够提升决策环节的效率,更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成员对于决策方案的认可与接受程度。而在依据决策结果采取行动或者说在实施决策方案的过程中,这种互动同样会贯穿始终。依据不同的任务类别、不同的资源状况、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群体成员会相应的选取不同的组合与互动方式,而适时调整互动方式的目的则是要确保群体产出的最大化以及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任务的完成 [10] 。即使是在由群体任务分解出群体目标的过程中,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互动也依然不应当被人们所忽略。

从群体目标的确立到多项备选方案的制定,再到备选方案的择优与执行,这一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与群体绩效产生十分密切的联系。群体目标往往能够成为群体绩效的一个重要评判依据,因为群体中每一名成员的个体绩效以及由个体绩效加总或整合而来的群体绩效总是可以被用来与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相比较,当个体或者是群体的绩效水平足以确保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得以实现时,我们便可以认为其绩效水平已经与绩效要求相符合,而当个体或者是群体的绩效水平无法确保最终的目标得以实现时,其绩效水平便会被认为是具有改进余地的。然而群体目标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仅仅限于提供一个评判依据,这一目标对于群体绩效所具有的激励作用也同样需要被予以关注(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目标的激励功能”)。以往的研究表明,目标制定的高与低或有效与否将会对目标所具有的激励功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当前我们所讨论的群体目标一定是一个有效目标,因为由群体问题的识别到群体任务的确定再到对于群体目标进行分解的过程已经能够确保最终所确立的群体目标是一个有效的目标,而对于一个有效目标而言,其所具有的激励结构完全能够对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产生“首次调节”,因为当一个群体目标被分解为多个个体目标之后,目标的激励结构也就随之而产生,目标的拆解不仅会确保群体内部的每一名成员都能够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绩效目标,还能够确保每一名成员或者群体内的不同成员所具有的绩效目标的差异性,而目标的合理分配以及目标差异性的存在则确保了一个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的形成,当目标分配出现变化或者说每一成员的绩效目标所具有的实现难度发生变化时,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而这一激励结构的确立以及该结构的变化则会使群体内成员的努力方向以及努力程度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首次调节”也就出现了。

除了群体目标,群体行动方案的制定与择优也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多项群体行动方案的制定与设计本身就暗含了对于群体绩效水平的预设(也就是说,只要群体绩效能够达到特定方案的预设水平,该行动方案就能够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不同的行动方案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绩效水平,而对于多种行动方案进行设计也就意味着对于多种绩效水平提前做出了预设。而接下来的行动方案择优过程其实也就是对于不同绩效水平进行挑选的过程,因为每一种行动方案都会与一定的绩效水平相对应。虽然群体行动还没有正式展开,但是行动方案的设计实际上已经对群体的绩效水平进行了提前地规定。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这里我们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我们将用比分来衡量绩效水平)来说明这一问题:足球世界杯的淘汰赛总是有这样的规定,两支球队只进行一次比赛且只有胜者能够晋级下一轮,也就是说,国际足联为参赛球队所制定的行动方案是,参与每场淘汰赛对战的两支球队当中必须有一支球队的绩效水平比另外一支球队的绩效水平更高才能够确保进入下一轮,而在像“欧冠”或“亚冠”这样的地区性俱乐部杯赛当中,淘汰赛总是会被分为主客两场,也就是说,任何一支参加淘汰赛的球队只要确保其总的绩效水平能够高于或者是与对手相同(在总比分相同且主客场皆平时,只要客场平分时的进球数比对手的客场进球数更多,该球队就可以确保进入下一轮)便可以确保晋级下一轮,也就是说,在这种行动方案当中,决策者对于实施该方案的晋级者提前预设了两种不同的绩效水平,第一种是绩效水平比对手高,而第二种则是绩效水平与对手相同。在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一个道理便是:当决策者设计了多项备选方案时,实际上也就提前预设了不同的群体绩效水平,而最终选择了哪一个行动方案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哪一种群体的绩效水平(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参加世界杯的强队必须要在淘汰赛场场尽力或者说每一场都要确保绩效水平比对手更高才能够顺利晋级,而在“欧冠”或“亚冠”联赛当中,强队对于淘汰赛中本队绩效水平的控制则可能会有多种选择)。

在行动方案的择优环节结束之后,群体进入到了行动方案的执行阶段,在该阶段当中,不同类别的群体行为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群体的规模、群体任务的类别、群体成员的构成等因素同样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执行不同类别的任务时,群体规模的扩大既有可能提升群体绩效也有可能使群体绩效降低,而当群体内部存在“从众效应”、“旁观者效应”、“动机丧失”、“极化效应”、“社会助长或抑制效应”时,群体绩效显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群体成员结构对于群体任务的完成以及群体绩效水平的高低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上述对于群体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参考尼斯塔特的《群体绩效》一书)。而上文所提到的“资源变量”与“文化变量”除了能够对群体决策活动产生影响之外,还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资源的类别与特性以及群体内部的文化特质对于行动方案的执行方式以及群体行动的进展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为了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人们一般都会对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反馈与调节,这种反馈调节既有可能会在某一群体过程结束之后进行,也有可能会在方案的执行阶段进行,而进行反馈调节的目的则是要找出那些能够影响群体绩效的因素并予以优化,进而能够使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在这一方面,有关绩效评估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参考的成果)。

在群体过程当中,群体问题的识别与群体任务的确立,群体目标的制定、群体行动方案的编制与择优、行动方案的执行与对于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估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群体过程”,而对于群体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而言,其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群体问题的识别会影响到群体任务的确立,而对于群体任务的分解则会对群体目标的形成产生影响,群体目标的确立会牵涉到行动方案的编制与择优,群体行动方案的选择与行动方案的执行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群体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不仅会影响到群体的产出,更会对群体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群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而群体问题的解决程度则会对下一阶段的群体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群体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特定群体过程与下一阶段的群体过程之间也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群体过程的科学、合理与有效将直接对群体绩效的提升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人们对于群体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群体绩效的提升路径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

文章引用:
王新心. 群体过程及其对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6): 794-80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6121

参考文献

[1] 何铨. 群体过程与互动分析系统[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5): 1067-1074.
[2] 王磊. 任务类型和GSS对群体产出影响的试验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07(5): 86-96.
[3] 郑全全. 任务难度、决策培训诸因子对群体决策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03(5): 669-676.
[4] 戴维•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 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14.
[5] 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61-237.
[6] 郑全全.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取样偏差[J]. 心理学报, 2001(1): 68-74.
[7] 张冉. 群体决策的影响力模型[J]. 统计与决策, 2006(6): 52-55.
[8] 毕鹏程. 领导风格对群体决策过程及结果的影响[J]. 经济管理, 2010(2): 80-84.
[9] 郎淳刚.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冲突研究[J]. 预测, 2005(5): 1-8.
[10] 尼斯塔特. 群体绩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