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短篇小说《玛利亚·品托的飞马》是印度尼西亚国内最高级奖项坤甸文学奖获奖作品同名短篇小说集收录的作品。作者琳达·克丽丝丹蒂(Linda Christanty) (1970/3/18-)是2013年东盟文学奖获奖得主。她曾两次获印尼国坤甸文学奖,两次获印尼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化中心散文奖,印尼国家级报纸《印尼罗盘报》最佳短篇小说奖。《雅加达邮报》曾评价她:“琳达有着优秀的讲故事能力”(Oyos Saroso H.N.)1,琳达的优秀文学功底让她笔下的故事有着独特的色彩。琳达现在居住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她不仅是一位当代短篇小说家,还是一位新闻工作者。琳达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玛利亚·品托的飞马》(2004),文集《从爪哇到亚齐:政治,伊斯兰教,同性恋》(2008),短篇小说集《塞尔玛的秘密》(2010),文集《别说我们是恐怖分子》(2011),短篇小说集《在巴拉木尔噶布里,一只狗死去》(2012),以及作品《那霸市的蓝鸟:冲突,悲剧,和解》(2015)。琳达所写的故事中多以历史政治事件为背景,以政治为主题,展现战争的残酷,表达对和平的渴望。琳达的作品以印尼文版居多,但是《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不仅出版了印尼文版,还有英文版本。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出印尼战争中的各种关系与问题,充斥着各种思考与不定,充分展现了琳达独特的艺术表现和印尼小说的情怀。
2.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简介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于2004年出版,在印尼文学圈内引起强烈反响,2007年小说英文版发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后期的东南亚,来自东帝汶(位于东南亚,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后被印尼占领,于2002年正式独立)的少女玛利亚·品托与敌对印尼军方一名前线士兵约瑟夫·拉吉曼在战争中发生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候,女主角玛利亚·品托是雅加达一所知名大学学生,后来家乡传来暴乱的消息,玛利亚被号召回国拯救家乡的人民。回到家乡后的玛利亚接受了当地的巫师传授的祖先流传下来的法术,并被赐予一匹飞马作为坐骑。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是玛利亚的敌军——印尼军队的一位普通前线士兵,他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哥哥已经在战争中去世,约瑟夫本人经历了多次战争。在一次躲避敌军追捕的过程中,约瑟夫进入到一间小屋,在这间小屋中他遇到了熟睡中的玛利亚·品托。因为受了重伤,约瑟夫很快晕了过去。但是在晕倒之前,约瑟夫在恍惚中看到玛利亚施展法术救他,而不是杀害他。约瑟夫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空地上,离自己所在军队的驻扎地不远。约瑟夫认定是玛利亚救了他,然而这一事实却不被他的战友所认可。后来,约瑟夫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发现自己误杀了自己曾经在前往前线的火车上遇到的一位女士。约瑟夫曾向这位女士诉说过自己的战争经历,以及他和玛利亚·品托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而这些是他无法向战友倾诉的。对这位女性的误杀让约瑟夫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痛苦。最后,罹患抑郁的约瑟夫在恍惚中仿佛看到玛利亚·品托骑着飞马向他伸出手,他伸手想要拉住玛利亚,却从高楼中坠落身亡。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以具体发生在印尼的历史政治事件为故事的背景,《玛利亚·品托的飞马》的译者多琳·李(Doreen Lee)说,“琳达的这些故事中所影射的政治事件主要是1945年印尼革命,1965~1966年印尼大规模屠杀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占领东帝汶事件等”( [1] , p. 4)。1945年印尼革命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后,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尼人民在许多城市举行游行,要求解除日本武装,夺回被日本占领的铁路,电视台等资源,8月18日,共和国正副总统通过选举诞生,并且通过批准了共和国宪法,革命取得成功。1965~1966年印尼大规模屠杀事件是指印尼对华侨,中共党员的恶意迫害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占领东帝汶事件是指,1975年12月至1999年10月,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实施的军事占领与实际统治,而在此期间,印尼军总共造成了18万东帝汶人丧生。历史上的战争总是伴随着伤害,死亡,创伤。琳达笔下的人物就是这些战争中的平凡小人物,正是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描写战争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才更能看出政治对于广大民众的影响,引起共鸣与深思。
本文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深入文本分析,探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体现的战争主题、阶级主题以及和平主题。挖掘多琳·李(Doreen Lee)所说的“琳达所创作的主题是比较大众化的——政治”( [1] , p. 2),揭示琳达在表现传统战争与和平主题上的独特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价值,旨在拷问和平与战争冲突并存的当今世界,以引起大众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
3. 战争主题
《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故事对男女主角的角色设定都是战场上的战士。显而易见,作品当中最突出的是战争主题。琳达在文中表现战争主题时,有别于传统的战争表现手法——直白地描写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歌颂正义的民族抗战,重点描写战争的进程,再现某一具体的战役、战斗,歌颂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赞美英勇杀敌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谴责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揭露敌人的暴行” [2] ,她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描述战争的具体场景,没有描述战争如何宏大,而是以自己独有的女性敏感,以及作为记者的敏锐观察力,通过一种充满诗意,优美但又忧伤的语言对战场进行描述,“黄昏下,约瑟夫·拉吉曼看到玛利亚·品托骑着飞马穿过大海。突然卷起一阵一阵的风,发出嘶嘶的声音。空中回响着女巫们的奇怪咒语,一切芳香美丽的生物都消失了,只剩下躯壳”( [3] , p. 5)。“女巫们的奇怪咒语”为战场营造出了一种神秘感,“芳香美丽”,“消失”,“躯壳”,这些用词充满了诗意,但是如此诗意的语言却是用来描述战场,琳达用这样矛盾的表现手法突出战争对于美好事物的伤害。
在对总体的战场环境做出交待后,文中进一步对女主角玛利亚·品托的身份进行了介绍,玛利亚本是一名该在安全的“象牙塔”中享受人生最美丽时光的普通学生,但因为战争,她不得不放弃稳定的生活,加入战斗:“一开始玛利亚·品托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在雅加达的一所知名大学学习……当玛利亚被长老们号召回去完成她的使命时,她的家乡正被一场灾难席卷。她所在部落的巫师指定玛利亚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传授给她祖先流传下来的法术和一匹飞马,因为她就是祖先们口中那个被选定的带有使命的人”( [3] , p. 5-6)。琳达以玛利亚从学生到战士的转变经历,向大众传达着一个讯息:看似遥不可及的战争其实离生活很近,看似和平的世界也同时存在着战争。除此之外,文中隐含的真实战争历史背景则更加明显地突出了战争主题。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这个人物身份的设定是印尼军队的一名前线士兵。玛利亚的家乡与约瑟夫所在的印尼军队之间正发生一场战争。这些信息都明显地指向东南亚历史上发生的1975年东帝汶爆发内战事件,以及1975年至1999年印尼对东帝汶占领事件(在此期间,印尼军总共造成了18万东帝汶人丧生)。以这样的战争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琳达给予了文本故事一定的真实性,这更能引起读者共鸣。
琳达对战争主题的细腻而又独特的表现手法,还体现在对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这样一位普通前线士兵的外貌以及心理状态描写方面,并以此来委婉地控诉战争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和创伤。小说中对于约瑟夫·拉吉曼的外貌描写如下:“他的脸就像破布娃娃一样,脸上布满了疤痕……脸上满是针线的伤疤。眼神忧郁,靠近眉毛处有许多斜线般的伤疤”( [3] , p. 6),“破布娃娃”,“针线”,“伤疤”这样的词形象地表现了战争对于普通士兵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对于约瑟夫的心理问题描述则是:约瑟夫要“为自己的罪过进行忏悔”( [3] , p. 7),“医生说他处于深度抑郁的状态,他需要有一个和平安静的地方来修养”( [3] , p. 8),即使在短暂的休憩中,约瑟夫所想的也是焦虑的战事,“如果我们处在错误的位置,敌方会觉察到我们的痕迹,我们便会轻易地被发现”( [3] , p. 7)。这更直白地说明了约瑟夫作为士兵,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深怀罪恶感,战争对于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
除此之外,在琳达的文字之下,还隐藏着更多的信息。约瑟夫的抑郁只有医生明明白白地知道,他自己可能都无法明白自己的内心到底有多孤独:自己的兄长在战争中死去:“六个月之前,他的兄弟在敌人的折磨下死去”( [3] , p. 7),他远离了自己唯一的母亲:“今天早晨我的母亲又哭了……我的母亲心理受到了创伤。可怜的妈妈,但是,这是我的选择”( [3] , p. 6),他和相爱的人也无法在一起:“她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 p. 7),甚至约瑟夫在被玛利亚所救之后,对他的朋友说起自己的经历,他的朋友们也并不相信他,他们“感到困惑且有点受惊吓,只认为约瑟夫是记忆缺失了”( [3] , p. 8)。如果说战争直接对约瑟夫的心理造成伤害,那么亲人的去世,远离家乡,和爱人分别,朋友对他的不信任,这些都间接地加重了他的精神伤害,而所有这些发生在约瑟夫身上的悲剧又都可以说是由战争所间接造成的:是战争夺去了他兄弟的生命,是战争让他和母亲,和爱人分离,也是战争让自己的朋友变成了陌生人。这些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孤独,让约瑟夫对于火车上所遇到的陌生女人都可以卸下防备,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战争中所遭遇的一切,并且,“对于向这位女士分享他可悲又可怕的故事,他觉得有一种释然感……在这个火车上遇到的陌生女人身边,他感到平静”( [3] , p. 7),“这是只存在我俩之间的秘密”( [3] , p. 8)。
琳达平静的文字之下,隐含的是战争所带来的那种无法言语的伤痛。琳达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为背景,通过独特的表现战争的艺术手法,体现出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敏感,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并且通过主人公身心的创伤表达出对战争的无声控诉,“从普通士兵的角度表现战争的残酷与荒谬……强调个体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 [4] , p. 95),引发大众对战争的反思。
4. 阶级主题
小说中除了明显的战争主题,对于阶级主题的体现也值得关注。对于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的家庭情况介绍是:“约瑟夫来自农民家庭,很穷。能填饱肚子就很困难”( [3] , p. 7)。而约瑟夫心仪姑娘的家庭条件远在他之上:“她的一位叔叔很有权利”( [3] , p. 7)。贫穷的约瑟夫因为经济差距,阶级差距而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 p. 7)。在这之后,处于社会下层的约瑟夫选择去了战场,因为“入伍当士兵让我们感到被人尊重”( [3] , p. 7)。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夫会选择去参军当士兵,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战争似乎能让他从原有的阶级中挣脱出来,可以让他得到大家的尊重,可以让他减小和心爱的人之间的阶级差距,给了他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的希望。但是真实的情况依旧未变,约瑟夫依旧处于社会的阶级下层,他甚至和火车上遇到的那位陌生女人都存在着阶级差距:“你还能去上大学,有闲钱去旅游,多好啊”( [3] , p. 7)。
其实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故事所发生的19世纪后期,印尼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在互联网上的资料中显示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印尼的经济发展自1968年以来取得一定成就,但是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印尼经济大幅衰退,货币贬值、通膨高踞,直到1999年经济才开始缓慢复苏。当时的印尼社会阶级分层明显,“学者和政策分析家都承认印尼存在着社会层次分明的事实,讨论了社会阶级可以按照种族、经济、宗教或者政治术语来进行区分”( [5] , p. 11)。琳达在文中通过约瑟夫与心爱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与火车上陌生女士的阶级差距,塑造出了一位在经济落后的印尼社会中生存的下层男孩形象。因此约瑟夫对于战争能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看法,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普遍认知,人民对于战争所抱有的美好希望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战争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荣誉,而是更多的伤害。由此战争与经济落后,阶级差距之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琳达笔下塑造的约瑟夫是政治大环境下的牺牲品,阶级差距让他和心爱的人分开,阶级差距让他不能享受真正的生活。通过约瑟夫的经历,琳达反映的是整个印尼社会中的下层人民生活。而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就是政府,因为“尽管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印尼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与其说是阶级的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宗教和社区的关系”( [5] , p. 11),下层阶级的出现是长期以往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堆积的结果,仅单纯地想利用士兵的地位掩盖下层阶级的事实是不可行的。在阶级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难题,而是致力于战争,这种对于战争的热衷会不断误导群众。
琳达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抨击了政府的弊病,但她所做的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还有对这些弊病提出改变的建议,为充满痛苦与不满的社会找到出路,以一个文人的素养提出救赎的希望。这样的救赎希望清晰地体现在约瑟夫身上。首先,约瑟夫·拉吉曼有自我救赎的意愿,无论方法对错,他还是希望经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阶级状况。再次,社会中也存在救赎的可能性,虽然约瑟夫处于社会阶级下层,但是他与中上层阶级的姑娘相爱了,这表明爱情没有阶级之分;约瑟夫·拉吉曼也能和火车上的陌生女士友好交流,虽然他们之间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经济状况也不相同,但是依旧有共同的话题,彼此愿意倾听对方。因此琳达并没有对约瑟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更多的是对社会,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的批判。物质的差距不能阻挡精神与心灵的交流,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尽管社会阶级差距真实存在,但是不同的阶级并非敌人,他们愿意去相互交流,相互沟通,阶级问题有希望得到解决,下层人民能够得到救赎。
5. 和平主题
文中所体现的战争主题和阶级主题,其实最后都可以升华为和平主题。战争的目的或者意义“是国家在政治需要时采取的非常行动,是政治冲突的极端化形式”( [4] , p. 95),20世纪初的印尼作家,因为身处反帝运动的浪潮中,在作品中会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望,“1920年以后,名族反帝运动在印尼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1920年5月23日印尼共产党成立之后,印尼任命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在印尼各地燃烧起来。这时对印尼文学发展很有影响的新闻事业也因而发展起来”( [6] , p. 118),但是琳达和这些印尼作家有所不同,她在文中并未歌颂英雄主义,没有给读者描述战场上热血沸腾的雄伟气势,她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个人,通过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折射出与国家政治意识相对立的观念。通过叙述前线战士约瑟夫经历的战争苦难,琳达让大家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无言伤痛,“思考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体现出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悲剧艺术感染力”( [7] , p. 46),她想呼吁的终究是和平。
在去往前线战场的火车上,琳达这样描述约瑟夫的心情:他“无法闭上双眼睡去。他的困意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愤怒感”( [3] , p. 6)。约瑟夫在愤怒什么?是愤怒整个社会环境中战争不断,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还是愤怒作为一个战士,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给大家带来一点和平的曙光,不知自己战斗的意义何在,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或者说两者皆是?琳达没有给出具体的解答,将问题留给读者,将读者带入到约瑟夫的角色中去感受普通士兵对和平的渴望,引起无限的思考。琳达还以约瑟夫的视角对火车内外的场景作出描述,而这些情景也正是约瑟夫心境的反映。“火车经过交错的湖泊、盐田、柚木林、农场、稻田还有居民的房屋。信号灯的灯光在窗户玻璃上闪过又消失”( [3] , p. 7),火车外风平浪静的世界,烘托了约瑟夫内心对短暂宁静所珍惜的心情。火车内“疲惫的人们在褪色的蓝色毛毯上睡去。时不时地有轻微鼾声从附近传来,一位老爷爷与他的孙子在讲笑话,传出欢乐的笑声”( [3] , p. 7),车内人的安静,欢乐与约瑟夫经历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乘客们下车之后,依旧“重新开始日常的对话”( [3] , p. 9),而约瑟夫却是去往战场,尽管他也想“去散步,理清一下思绪”( [3] , p. 9)。琳达以士兵的视角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用和平与战争的鲜明对比来衬托出和平的难能可贵。
除此之外,文中设定的男女主角玛利亚与约瑟夫之间的复杂关系则体现了更为宏大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玛利亚的使命是击退敌人,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但是在战场以外,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当她看到受伤的敌军士兵约瑟夫·拉吉曼时,她做出决定,救助这个士兵。约瑟夫在被玛利亚所救之后也是一直念念不忘,他向别人吐露自己与玛利亚之间发生的一切,说明他自身在战场之外也并未将玛利亚看作敌人,而是一位救了自己的恩人。玛利亚与约瑟夫是敌军的关系,本应该势不两立,但是“为什么玛利亚·品托没有杀了他?为什么他那么傻,没有拿起步枪刺入那女孩的太阳穴”( [3] , p. 8),这是约瑟夫一直反思的问题,也是小说以外的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既然彼此有和平相处的可能性,为何战争还一直存在?
除了通过人物角色的经历以及相互关系来突出和平,琳达在《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所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也是她对和平渴望的最有力证据。在现实的战争中大家对伤亡或许无可奈何,但是在文本当中,琳达运用的魔幻现实手法给予了战场的伤亡一丝光明。玛利亚·品托用法术救了约瑟夫,这说明虽然文中的战争是对现实历史的一种影射,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又将这场战争想象化了,将现实战争中不可能出现的因素表现出来,表达出琳达内心对于和平的诉求。因此琳达塑造的玛利亚可以说是和平的象征,是给和平带来希望的人。所以小说的最后,约瑟夫在恍惚中看到玛利亚,即代表着他背负罪恶的内心对于自身的厌恶与失望,渴望获得平静与安宁。
但是琳达又是以矛盾的叙事手法来表达和平主题。约瑟夫被敌军的玛利亚·品托所救,约瑟夫的母亲对于他上前线的忧虑与伤心,以及文中所说“在战争中想找的真正和平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3] , p. 8),“这个世界对于士兵太残酷”( [3] , p. 9)。通过这些话语,琳达虽然明显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却更是讽刺了和平的难以实现,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对于百姓生活的伤害。琳达的这种矛盾性在男主角约瑟夫·拉吉曼身上得到了体现。约瑟夫在文中表现出了战争给他带来的矛盾心理——他既希望能安安稳稳的生活,和爱人在一起,不想受伤,也不想伤害别人,“但我从未射伤过玛利亚·品托和她的飞马”( [3] , p. 6),但是他又享受着战争给他带来的荣誉,是“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悲痛的感觉”( [3] , p. 7)。在这两种对立价值观念的冲突下,最后约瑟夫终于崩溃,借助幻像中看到的玛利亚·品托,约瑟夫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向她伸出手,最终从高楼上坠落身亡。琳达给予约瑟夫的悲剧结局,也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战争如大家所愿那样被挑起,但最终的结果是否又如所想那样能解决问题?血淋淋的现实告诫我们:通过战争,和平这条路是实现不了的,最终带来的只有死亡,战场就是可怕的地狱。琳达笔下的人物找不到和平的出路,无论是约瑟夫还是那位火车上的女士,最后均已死亡作结局,最终只有死亡才能终结这一切。
琳达对和平的呼吁,以及对和平能否实现的矛盾性以及模糊性表达,引发的是读者自身对于和平的无限思考:战争已经如愿以偿地进行,最终的结局毫无退路。正如有学者所说,“历史已经证明:‘惟有和平本身’,此外,‘没有路可以通向和平’” [8] 。
6. 结语
通过聚焦《玛利亚·品托的飞马》中的三大主题:战争,阶级,以及和平,本文发现琳达在小说中,以优美的语言对比残酷的战场景象,从普通前线士兵的经历入手,微妙而又细腻地表现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关注普通人在残酷战争中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深沉的人文关怀,写出了和平的可贵。她通过给予约瑟夫死亡的结局,一个极端的结局,来试图拷问大众:战争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和平到底如何实现?琳达一方面控诉战争,渴望和平,一方面却不明确最终能否实现和平,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大众去思考,这种细腻委婉的表现手法,作品中的模糊性与矛盾性的体现,也正是琳达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
NOTES
1H.N., Oyos, Saroso. Linda Christanty: A flair for storytelling. Jakarta. 12 November 2013.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11/12/linda-christanty-a-flair-storytelling.html, 201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