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族国家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征。十九大报告绘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1] (P61-62)。全面治党永远在路上,治党要求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和优良传统。邓小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从严管党治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学习和研究邓小平从严管党治党思想,以期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供借鉴意义。
2.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考察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非是一蹴而就,更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源于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穿过历史的屏障,回望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可以发现其形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相影相随、紧密联系。
早在革命年代,邓小平就认识到党的建设对革命斗争工作至关重要,尤其是党的风气正派与否直接关乎革命的兴衰成败。1942年,党中央为了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1943年,作为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 [2] (P87)。他以党历史上所出现挫折(如陈独秀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为例,讲述了加强党风、学风、文风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严格肃清党内歪风邪气,从严整顿党风,否则革命的事业就会遭遇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1950年6月,在谈到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和思想作风蜕化问题时,他强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2] (P160)。严格的组织生活是锤炼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平台,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道德水平,才能真正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1951年1月,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对于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对党的组织要更严,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 [3] (P182)。针对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身份转变带来的诸多问题,邓小平作为主政一方的地区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强调不克服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必然会给党执政兴国带来诸多麻烦。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常从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强调要用全面的、长远的眼光思考从严治党问题。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这意味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加重,意味着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增长。但目前党内部分党员染上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习气,这显然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变化、承担的历史使命、肩负的责任重担不相匹配,这就要求从严治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他还说:“执政党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大。党的建设就是要严” [4] (P149)。在邓小平看来,建设一个成熟的、战斗力强的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治党务必从严。
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对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和党内滋生蔓延的消极腐败之风保持着高度警惕。80年代他基于对当时党风问题的估计,提出了整顿党组织,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等思想。由此,领导党展开了加强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活动。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已经形成一股风,“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5] (P403)。他认为,共产党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下保持政权稳定,就必须严厉打击党内犯罪分子。基于对党风问题日益严峻的研判,邓小平主张从严“整顿”腐败,依法严厉打击、惩治党内那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邓小平晚年在南巡讲话中讲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6] (P380)。这里他以富有长远意识、忧患意识的眼光指出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推进从严管党治党。
上述邓小平在党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党内出现的不同问题,强调党的建设重要性,始终贯穿着治党必须从严的核心要义。世情国情党情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管党治党的形势、要求、规范也在发生质的变化,党内存在的问题与从严治党的深入交叉并存,这就要求既坚持从严治党的核心不变,又要创新治党方式方法,始终以严格的标准、严厉的举措遏制党性不纯、党风不正和党纪不严的问题,树立党章党规的绝对威严,使党员坚守行为的底线,切实增强治党的实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3.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政治建设为根本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使命。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有权威的党中央、有权威的核心,这是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更是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对这一个原则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1964年11月,他在有关谈话中强调:“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 [4] (P222)。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秉承了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一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他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讲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与核心地位,不能各行其是,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派别和圈子。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 [6] (P319)。同时,他还强调党的政治领导要体现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和路线的执行上。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5] (P98)。在他看来,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涉,同时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起来,不能出现方向性和颠覆性错误。
3.2. 思想教育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色,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以思想建党作为治党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更是要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1955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就讲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 [7] (P215)。在他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激发和保持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利于党的队伍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蚀,有利于党的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针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变出现了思想层面不同程度的混乱,有些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有人认为对错误意见进行批评是违反“双百”方针。为此,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 [5] (P365)。在他看来,对思想混乱的情况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肃清种种残余思想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达到统一思想,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对于改善党的领导,贯彻落实方针、政策,保证全党安定团结局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还论述了愈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愈要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愈要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以克服党内不正之风。要加强党员党性的培养,根绝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派系与党员派性,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3. 严肃作风为重点
执政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关乎党的形象和威望,影响社会风气的好坏。邓小平认为坚持从严治党应以严肃纠正党内不良风气和改进党的作风为重点。1943年11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指出,党是由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思想作风的好坏关乎党的力量强弱,只有党的所有同志都把歪风去掉,党的力量才能增加许多倍。在之后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讲话中,邓小平把纠正不良作风视为从严治党的永恒话题,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上反复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作风建设,如果不能高度重视起来,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端正党风是搞好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武器。他认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5] (P177)。在这里,他指明了端正党风的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上率下,全党形成一身正气。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的根本在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要通过严厉整顿,加强党的建设,注重纪律的约束保障作用,实现党风的好转。他深入剖析了滋生不正之风产生条件和原因,系统论述了纠正不正之风关键环节、根本途径及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3.4. 管理干部为关键
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管好党员干部队伍,这是关系到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尤其重视从执政党高度对广大党员干部队伍进行教育和管理。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6] (P380)。这里的“人”,即是指党的领导干部。他还在有关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2] (P328)。因此,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严把“入口关”,敞开“出口关”,贯通“上下关”。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必须从“德、能、勤、绩、廉”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其次,教育管理环节必须从严,要以严格的党纪检验党员,对新同志教育要严,对老同志要求要更严格。合格的党员要遵守党规党法,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最后,指出管好党员干部队伍,关键是管好领导干部,从战略的高度论述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选拔问题,提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要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在他看来,只有选出人民认可、才能卓越的领导干部,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3.5. 制度建设为保证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大贡献。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开创式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要性、思路内容和方针政策等思想,是管党治党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一方面他重视法制建设,从严管党治党,还是要靠法制,要依赖于司法制度和党的制度,他曾语重心长的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5] (P333)。在他看来,领导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他还躬身践行,以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格率先退休,引领全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另一方面,强调严格纪律,落实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党内某些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身试法情况,邓小平提出对于党员同志,“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 [5] (P332)。在这里他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用党的纪律严厉惩处违反党纪党法的党员干部。再者,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和健全人民群众监督制度。他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5] (P147)。由党的监督机构经常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对违纪者进行严肃处分。制度是笼子、纪律是关键,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确保管党治党的严起来、实起来。
3.6. 严惩腐败为抓手
邓小平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之初,从人民群众反感厌恶的种种“不正之风”式的贪腐,到80年代中后期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官倒”式贪腐,再到90年代以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寻租”式贪腐。这些贪腐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侵害国家利益和危害党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的肌体和威望,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1982年邓小平在有关讲话中强调要严打经济领域犯罪,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向全党发出了“盛世危言”和“警世之论”,指出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当前人们反对腐败的呼声较为强烈,虽然有些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反对党的领导,“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6] (P313)。这里,邓小平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讲述了惩治腐败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从严治党要以严惩腐败为抓手,要作为大事来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一手抓紧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绝不容忍他们逍遥法律党纪之外,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4.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系统而全面,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党自身建设做出了理论探索和实践积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4.1. 以政治从严建设为核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强调要坚持政治建设为根本,一方面强调要维护中央权威,要有核心,一方面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突出强调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统领地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第十三部分论述党的建设中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1] (P62)。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其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作为全党的核心,其权威必须加以维护,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其二,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就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其三,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既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要做到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高水平的集中才能更好地指导民主,落实民主集中制要求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实现正确的集中和广泛的民主相结合,既能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集中统一,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4.2. 以思想从严教育为灵魂,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思想建设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邓小平认为从严治党要以思想上从严建党为先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突出强调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进一步强调指出:“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 [8] (P73)。这就要求在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一是要把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观。理想信念坚定,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否则,就会出现政治立场模糊、是非观念淡薄、原则问题躲避等等怪事。这就要求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筑牢理想信念的“压舱石”,拧紧价值观的“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二是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境况,给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为此,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引领其它各种社会思潮,处理好“一元指导”和“多元并存”的关系。三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方针。习近平在有关讲话中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9] 。从严治党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主要体现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从而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夯实坚实思想基础。
4.3. 以作风从严纠正为突破,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证明,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多次强调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发扬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更加重要。习近平强调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出台“八项规定”,持续惩治“四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最突出作风问题。以淬炼党性为重点,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突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扭转和重塑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威望。二是既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要坚持小处发力,细处着手。既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又要把作风建设落实落细,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让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转变。三是推动作风从严建设长效化、习惯化和制度化。“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9] 。整饬“作风”收尾但不收场,需要开辟新的领域、形成新的聚焦、构建新的话语,从重点惩治作风切换到重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上来,依靠规矩和制度维持良好作风。
4.4. 以队伍从严管理为关键,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这是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基本观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既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因素,又是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领导者,既是政党形象的代表者,又是服务人民的窗口。从这意义上说,党的干部队伍好坏直接关乎党的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查处的一系列贪腐案件可以看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在路上,从严治党核心在于从严治吏。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说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他指出“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9] 。从严治吏要坚持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从严选拔,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肃纪律。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突出政治标准,选好人,用好人,要努力选拔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10] (P412)的好干部,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二是坚持从严管治,克服“重选轻管”问题,避免对干部重使用轻管理的现象。加强管理要坚持五个方面“管理要全面、标准要严格、环节要衔接、措施要配套、责任要分明” [8] (P134)。三是坚持从严问责,要立规从严、执行从严、查处要严。从严问责,要严在认真、动真、较真上,重点解决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既关系到组织建设的成败,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
4.5. 以制度从严执行为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在本质上体现为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执政党在对国家行使领导权体现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因此,在这一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就容易发生变异,从而削弱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为此,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是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制度管党的根本地位和保障作用,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贯穿从严治党全过程,坚持做到用制度从严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一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视野下,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以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规矩从严治党,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注重顶层设计,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新成果、新部署,必须按照《准则》和《条例》的要求,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 [11] (P46)。制度执行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是制度治党要与思想建党紧密结合起来,“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12] (P95)。将思想建设的“柔”与制度建设的“刚”结合起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形成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的功效。
4.6. 以反腐从严惩治为抓手,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腐败与反腐败的纠缠自古至今从未远去,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性问题。邓小平强调:“不惩治腐败,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 [6] (P314)。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揪住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按照中央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一是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无例外、无死角、无空当,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二是坚持“老虎”、“苍蝇”、“猎狐”行动。既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三是构建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约束机制、不想腐的自律机制。落实“两个责任”,强化履职担当,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各级党委切实担当起来,守好“主阵地”,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为党员干部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重要保证。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02)、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16SJB7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