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S  >> Vol. 6 No. 3 (September 2018)

    哈代《还乡》中喜剧元素的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Comic Elements in Hardy’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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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苗苗: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学院,北京

关键词:
托马斯•哈代《还乡》幽默元素Thomas Hardy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Comic Elements

摘要: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悲剧作家,虽然一生屡遭变故,他却从未忘记他幽默乐观的天性。作为一位悲剧大师,虽然哈代反对将自己定性为悲观主义,但还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标签。作为一位严谨的艺术家,哈代想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喜剧与悲剧共存的现实世界。然而他作品中运用的喜剧元素却时常被读者和评论家忽视,这些喜剧元素并非是作者的疏忽大意,它们是作者特意安排用来诠释悲喜共存世界的工具,反映了哈代观察生活的广阔视野。《还乡》是哈代第一部受重视的悲剧作品,其中运用了包括幽默、讽刺、巧智在内的喜剧元素,但是却被悲剧的故事所掩盖,未得到足够重视。本篇文章旨在通过对《还乡》中喜剧元素的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哈代的作品和他对于生活的理解。

Thomas Hard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ragic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Although he experiences many changes and melancholies in life, he never loses his humorous nature. As a well-known master of tragedy, Hardy is against the charge of pessimism, but the label and image of tragedian remain. As an artist who is serious to his works, he presents the multifaceted reality which i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comic and the tragic. However, in his works, the use of comic devices has been mostly ignored by readers and critics. The comic devices are not the oversights made by author. They are set deliberately to expres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comic and the tragic, which reflect Hardy’s broad scope of life.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s Hardy’s first well-known tragic novel, but the comic elements are overshadowed by the tragic story.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neglected humor, satire and wit used in the novel, with the hope to encourage the readers to appreciate these comic devices and understand Hardy’s thought about life.

1. 引言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悲剧作家,虽然一生屡遭变故,经历挚友、至亲、挚爱离世的痛苦,他从未忘记他幽默乐观的天性。在作为悲剧大师受人瞩目同时,哈代一直反对人们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贴上悲观主义的标签。在悲观、乐观、社会向善之上,哈代所憧憬的是真实,既不想矫揉出美满结局欺骗世人,也不将一切都沉浸在痛苦和无力之中,他所做的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喜剧与悲剧共存的现实世界。本文通过针对《还乡》的文本细读,查找并分析哈代关于喜剧元素的使用,重点分析文中幽默的人物、社会讽刺和语言中体现的巧智元素,进而挖掘作者的思想内涵。联系哈代本人的背景和写作经历,避免一味强调悲观主义作家的孤立视角,转而寻找喜剧元素在哈代文学世界中的意义,拓展增进对哈代及其写作艺术的理解。

2. 幽默——解说者和解围者

哈代作品中带有悲剧色彩人物大多拥有着变幻无常的人生轨迹,如克莱姆和尤斯塔西雅,裘德和淑。然而,喜剧人物则多拥有着亘古如斯的稳定生活。例如,埃顿荒原上围绕篝火闲聊的农民们,无论主线故事出现了怎样的变数,他们的生活依旧一成不变,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搭建出难得的避难所。如维吉尼亚·沃尔夫在《普通读者》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威塞克斯的农民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常经验、幽默的源泉和一众永恒的日子” [1]。

在希腊戏剧中,有特定的人员担任解说者(choruses),负责向观众传达背景信息,评价每幕剧情。“解说者游离在情节之外,他们解释、评价故事主线却不影响关键走向”( [2], p. 92)。很多时候这样的角色虽不能改变故事的大方向,但是依然有着其独特的地位。

《还乡》中哈代描绘的多位幽默角色就肩负着解说者的任务,其中坎特大爷和他的儿子克里斯廷,就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讲述着整个故事。纵观全文,坎特大爷可算是埃顿荒原最粗心大意的人物。他总是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热衷跳舞唱歌,打探八卦传闻,即使在悲伤压抑的场景下也不改本色。在坎特大爷初次登场的第三章中,哈代通过他同乡民在篝火堆边的闲聊,自然地带出了故事的背景信息。在篝火的吸引下,坎特大爷兴奋异常的加入到闲聊的人群中,自告奋勇表演余兴节目,然而尴尬的是“由于气太短,他的歌唱中断了”( [3], p. 19)。被听众揭短后,他面无异样为自己辩驳道:“可我倒很懂这唱歌的技巧呢!如果我没法用我这么短的气儿唱出大段歌词的话,敢情我也就不会显出这副比上了年纪的人更年轻精神的模样了……”( [3], p. 19)如此蹩脚的借口从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困扰,用他的话说“尽管大伙都知道我是个好开玩笑的人,可你看到我一本正经起来,我就成了个很通晓事理的人了,现在,我是一本正经地在说话”( [3], p. 20)。身边的听众们不会泼他冷水,因为他们希望从坎特大爷口中听到更多八卦传闻。就像默认的开场惯例一般,坎特大爷上来又跳又唱,讲一些漫无边际的话,然后才进入人们关心的话题。在他偶尔伤感的时候,人们则会送上几句安慰之词,“尽管你身体干瘦了些,可你还是个绿叶犹在的老人。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填写整部编年史哪”( [3], p. 438)。然后他就马上抖擞起精神,准备再给花落村的村人唱一首歌。一段故事就在这个怪老头喋喋不休中,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

扮演解说者的还有坎特大爷的儿子,克里斯廷。首次出场也是第三章火堆边的闲聊,然而区别于他父亲的无所顾忌,克里斯廷展现出的更多是畏首畏尾的懦弱。他羞于走上台面,害怕被人嘲笑。一直担心人们讨论中的“没女人肯嫁他的男人”( [3], p. 26)指的是自己,沉默的隐藏在闲聊的人群中,直到因为牙齿打颤被人发现,错误地“投案自首”,还不打自招地供出女人对他的评价是“软蛋,瘦猴似的蠢货”,场面十分滑稽,“坎特大爷的眼睛也瞪得老大,就像母鸡瞪住它刚孵出的小鸭一样”( [3], p. 27)。面对这样的软柿子,乡人们不约而同地上来挤兑他。为了吓吓这个年轻人,人们开始讨论荒原上“红鬼”的传言。幽默的氛围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契机,目的在于引出重要事件和人物。接下来乡民的讨论牵出了怀尔德夫和托马茜的婚事风波,而“红鬼”的真实身份则是另一位重要角色红土贩子维恩,维恩同时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解围者(deux ex machine)。

解围者通常在故事走入死胡同时出现,意外介入并扭转局面。根据《戏剧词典》上的解释,“在剧本中解围者通常被用来强行达成逻辑上的合理结论,可以将所有矛盾和对立一口气解决” [4]。《还乡》中的两个角色,红土贩子维恩和查理就表现出这类似机械降神的作用,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法出神入化,同时引人莞尔。红土贩子的职业让维恩过着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经常被人误认为游荡的鬼魂和罪犯,然而这些都不能抹杀他在爱情上的纯粹和忠诚。对于拒绝自己求婚的托马茜,维恩保持着距离,选择默默守护在爱人身旁。在发现怀尔德夫和尤斯塔西雅间的情愫后,几天几夜苦等在荒原上,又因为担心托马茜失去幸福,没有直接告发她的丈夫,而是拿着手中的证据卑微地请求尤斯塔西雅退出。在托马茜、尤斯塔西雅、怀尔德夫三者间的关系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刻,维恩成为了破出死局的关键。然而同其它机械降神的快刀斩乱麻不同的是,维恩的行为处处谨慎低调,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爱人的声誉。而在自己得偿所愿,尤斯塔西雅选择跟怀尔德夫一刀两断的时候,这个一直隐忍稳重的年轻人“啦—啦——啦—啦”地哼起了歌( [3], p. 172),随后在被告知托马茜可能接受自己的时候,又被人用同样的方式戏弄了回来。哈代以一种幽默的方式疏解着多角关系曝光摊牌的压力,让读者会心一笑。

类似的角色还有暗恋尤斯塔西雅的查利,相比前一位他的单相思在尤斯塔西雅面前显得更加卑微。维恩尚且尝试过求婚,查利始终将尤斯塔西雅奉为女神,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能够施恩给尤斯塔西雅帮她偷溜入舞会时,手握主动的查利的选择是:“‘小姐,你知道上回在五朔节你没答应我的事情……’小伙子嘟哝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想在围成圆圈跳舞时拉着我的手,是不?’……‘只要拉半小时,我就同意这事’……‘好吧’……‘就一刻钟’……‘我想我不打算在今晚上都握完了’”( [3], pp. 141-143)。他拒绝了尤斯塔西雅五先令的交易,只希望交换一个握手的机会。“查利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将她的手捧在自己的两只手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孩子捧着一只逮到的麻雀”( [3], p. 142)。他的出现促成了尤斯塔西雅和克莱姆的第一次见面,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心高气傲的女神,他的恋情始终得不到回报,即使是微小的亲近也会让他满足。他近乎讨好的举动惹人发笑,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真诚纯粹的内心。故事进行到后半段,这份柏拉图式的情愫成为了忧郁中的尤斯塔西雅身边唯一的安慰。故事最后得知爱人已逝,查利和身为尤斯塔西雅丈夫的克莱姆一样悲伤。哈代的幽默并非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但是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让读者为人心的善意和宽恕嘴角微翘。如拉里·琼斯所说“真正的幽默发自心灵而非头脑;它的本质不是轻蔑,而是爱”( [2], p. 62)。

3. 讽刺——矛盾的社会

如果幽默发自慈爱和宽恕,讽刺就来自渴望变革和正义的冲动。讽刺意在责难、争辩、挑战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声音。写作生涯的初期,哈代就擅长运用讽刺。夭折的处女作《穷人与贵妇》,就是“针对乡绅、贵族社会、伦敦社会、中产阶级的庸俗、现代基督教信仰、修复教堂运动、政治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彻底的讽刺”( [5], p. 61)。相比之下《还乡》中讽刺的内容较为含蓄,本章将通过举例分析针对阶级、宗教和婚姻的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矛盾。

哈代认为“一个阶级的缺陷总是在低一级的人群中暴露无遗”( [5], p. 34),出身平民的哈代自小就能感受到农村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农业工人同有产者和经商者间的差距真切地反映到相关者的身上” [6]。《还乡》中情况也是一样,上位者鲜少能察觉到自己的优势已经大不如前,而这种微妙的衰败在他们的“下级”眼中却一览无遗。

在第三章乡民篝火闲聊的场景中,约布赖特太太也短暂出场,她始终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姿态。“她瞧着这批荒原居民的神色表明她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要不就表明她对他们或许会产生的、对她在这一时刻来到这一孤寂冷落之地的种种揣测毫不在乎,这就间接地表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同她处于同一等级之上的。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她的丈夫曾是个小农场主,而她自己则是个教区助理牧师的女儿,曾梦想着能干出一番更好的事业来。”( [3], p. 35)。她努力维护着过去的荣光,相比友善好客,她简洁的言行中透露更多的是距离感。约布赖特太太在乡里是个远近知晓、受人尊敬的人物,“唯有用‘有教养’这个词儿才能表明她的身份”( [3], p. 35),大多数农民在她面前表现得很顺从,意图留下好印象。然而世事总有例外,当尤斯塔西雅想要亲近约布赖特家的时候,老船长维伊表示反对,“你是个城里人,你会发现他家实在是太乡巴佬气了。他们坐在厨房里,喝的是蜂蜜酒和接骨木果酒,地上铺的是沙子,用来保持干净。这种过日子的方法挺有头脑,但你会喜欢这种生活吗?”( [3], p. 131)满怀抱负的女主角没有想到,约布赖特家的繁荣和高贵只是个假象,如老船长所说约布赖特太太没法维持原来副牧师出身的地位权势,只好屈就于她丈夫过的那种生活,完全不是想象中城里上流社会的做派。这种阶级身份上的错位,为之后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讽刺的是,当乡民看到尤斯塔西雅和克莱姆在一起时,他们依然认为两人门当户对,以为克莱姆属于巴黎的花花世界,尤斯塔西亚来自城市,十分般配。

阅读过《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哈代对当时基督教会虚伪残忍、压抑人性的直接批判。《还乡》针对宗教的讽刺较为委婉,隐藏在荒原居民对教区活动的冷漠反应中。“名义上他们都是教民,可实际上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区”( [3], p. 135),很少有人愿意长途跋涉到邻近的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两年没上过教堂的坎特大爷没有被众人责难,人们对此不以为意的原因,用汉弗莱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到了那儿,说来可怜,却根本没机会选中你们上天堂,有那么多人都挨不上呢,那我还是呆在家里,别去的好”( [3], p. 21)。乡民们并不奢望上帝有限的拣选能落在自己头上,与其费力争取渺茫的拯救,他们选择肉眼可见的安逸。主持礼拜的教区牧师也少有敬意,在法衣底下随意地穿着便服。

关于婚姻,很多童话的结局重复着这样的美好,“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婚姻很多时候不是绵绵幸福的开始,而是往昔情谊的终结。哈代的婚姻生活也印证了这个遗憾,他在个人记录中曾写下这样的感叹“爱情只可亲近,不可碰触” ( [5], p. 47)。《还乡》中针对婚姻的讽刺也直指人心脆弱的角落,苦笑中牵引出现实的苦涩。克里斯廷因为自己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而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到处被人指指点点,而结过婚的人却依然为此烦恼。费厄韦回忆结婚时犹豫时如此说道“如果说你爹和你妈怒气冲冲地吵过一回嘴,那打他们结为夫妇以后就已经干过二十回了,我眼瞅见自己也会陷入同样的麻烦,成为又一个可怜的傻瓜……哎呀——嘿,那天可真是够受的”( [3], p. 25)。上一秒还在嘲笑人家吵闹的婚后生活,眼下自己也难逃一劫,感慨今后数不尽的鸡毛蒜皮。尤斯塔西雅对克莱姆的迷恋,开始于第一次在梦中对情郎的幻想,然而直到二人结婚,他们才意识到彼此间的鸿沟。婚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简单,单纯因爱结合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美好。尤斯塔西雅对此的反思是:“婚姻本身并不是不幸的……可是我希望得到的所谓生活——音乐、诗歌、感情、战争,以及世上所有伟大命脉中流动的种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东西——难道说太无理过分了吗?这一切是我年轻时的梦想所在;可是我没有得到它……我同他结婚是因为我爱他,但是我不否认,我爱他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了能过上那种生活的希望”( [3], pp. 310-311)。婚姻本身让人向往,使人憧憬不一样的生活,爱情曾经的甜蜜让人幻想往后精彩的人生,然而激情消退之后,面对的是生活的考验,以及落差过大导致的破灭感。哈代没有否定婚姻的价值,而是巧妙讽刺揭露出其中的种种矛盾,展现真实的相貌。

4. 巧智——丰富的修辞

巧智展现了语言运用的技巧,考验着作者的知识面和遣词造句的功力。在解释读者发笑的原因时,埃尔德·欧森曾这样说过,“暴露出某些事物的滑稽或可笑之处” ( [2], p. 137)。主要依靠自学成才的哈代,在语言上表现出的感染力,是他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写照。未被世俗过多打扰的多塞特郡是哈代永远的故乡,那里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自童年开始滋养着作家脑中的风景。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哈代依旧凭借着本身的才智毅力自学了拉丁文,希腊悲剧和法国文学的阅读开阔了他的视野,成为了之后创作生涯中的宝藏。吸取了诸多文学传统中的修辞经验之后,他的作品中喜剧元素安排也更加精致巧妙。

哈代擅于运用比喻,展现普遍事物中的特殊关联,由此成功描绘出独具特色的世界,将隐藏在表象之后的痕迹展现在读者眼前。荒原上的乡民群像中,性格不同的人物都搭配有与之相配的语言。外向、莽撞、渴望关注的人物经常被比作不安分的活物或摇摆不定的物体,而冷静稳重的人物则比对静态的物体。例如,自夸“像一只鸟儿,张口便来词儿”( [3], p. 55)的坎特大爷,实际唱起歌来经常气短,歌声“像蜜蜂顺烟囱往上飞升一样”( [3], p. 18),一边唱歌一边手舞足蹈上衣里的铜挂件“像钟摆一样”( [3], p. 18)摆动,住着拐杖跳舞就被形容成“活像长了三条腿”( [3], p. 33)。而性格冷漠的约布赖特太太出场时,则被描述为“脸显得十分白皙,却无半点光泽,就像一座浮雕”( [3], p. 35)。反差如此之大,接下来约布赖特太太没有对坎特大爷过多理睬,选择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哈代在文中也会将人物与非人物体联系在一起,读起来十分有趣极具画面感,毫无生硬。尤斯塔西雅冒充假面戏演员上台表演,念白台词没有破绽,但是身法动作一时难以到位,转身一击打空了,幸得对面的演员救场“演技实在高明,他就像一段木头一样,脸朝下倒在了石板地上,那股劲儿之大真可以把他的肩膀摔脱臼”( [3], p. 151)。可惜卖力表演没能激发观众的热情,“就像他们见到秋天冒出的蘑菇,或是春天飘下的雪花一样,不会有什么过多的议论”( [3], pp. 155-156)。舞台上一群演员使劲浑身解数,但在观众眼中他们依然同日常花草一般没有差别,这种略显怪异的将“活物”与“死物”间的比较相比普通用法,画面感更加强烈,二者相互照应读起来更富趣味性。哈代巧妙地运用比喻,串联起普通事物间的特殊联系,引导读者发现故事内蕴含的喜剧成分。

在《还乡》较为压抑忧伤的主线故事中哈代有意设计很多喜剧性的调剂,运用对比的手法制造貌似破坏氛围的尴尬场景,借此放缓步调给人物和读者以喘息的机会。开篇用一整章描述埃顿荒原古老肃穆的氛围,荒无人烟的孤寂感难免使人压抑,而第二章的标题“人物和愁烦携手相伴出现在荒原上”非常适时地引入人物的初登场,用人间烟火疏解旷野无边的孤独感。因为意外托马茜的婚礼被迫中止,红土贩子维恩赶着马车帮助心碎的爱人偷偷回到花落村的家中。然而避人耳目的行为不巧的引来了同路人维伊船长的关注,为了托马茜的名声,维恩不得不窘迫地应对好事者的试探。“‘伙计,你车里有个孩子?’‘不是,先生,那里有个女人。’……‘倒回四十年,这事到会让我感兴趣的。她莫不是你妻子吧?’‘我妻子!’……‘那倒说的是。不过你也不见得就有理由不告诉我。我能把你或她怎么样呢?’……‘咳,不必——去多说了。’……‘不用说,准是个俊俏姑娘?……我可以去看看她吗?’‘不行’……‘不会是花落村那个姑娘吧?如果是她,那我认识;我也就能猜出发生什么事了’”( [3], pp. 11-12)。索伦·克尔凯戈尔曾说过:“喜剧感来自不和谐感,特别是预期外的、意外产生的不和谐感” [7]。在同维伊船长的交锋中,红土贩子总是想通过简短的应答透露车上的真实情况,而这种避重就轻的企图反而激发了对方的好奇心,接连使用长句不停地追问同车人的身份。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对话所产生的不和谐感,制造出意外的喜剧效果,为书中古老的荒原上增添了人情色彩。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第五章,不知道婚礼已经取消的乡民跑来给“新婚夫妇”庆祝,一群人又唱又跳“爱屋及乌,一个个还冲着他的桌子、椅子和别的什么东西微笑,显得那么笑容可掬”( [3], p. 50)。丝毫没有注意到主人“屈尊俯就”道谢时面容已经“阴云密布,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 [3], p. 51)。如坐针毡的主人和浑然不知的狂欢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个尴尬的庆祝活动充满了始料未及的喜剧感。

哈代十分好学,并且乐于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诺曼·佩吉写道:“他用收藏家的眼光搜集不同寻常和怪异,异常喜爱‘信不信由你’的新奇事物和当地报纸上比小说还离奇的报道” [8]。《还乡》中哈代的巧智也反映在文中很多不知所云的怪异谜语上,这些难以解释的内容刷新了常识的范畴,营造出恶作剧般的戏耍效果。在永恒古老的荒原上,时间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万古如斯的自然环境,鲜少留下人工雕琢的痕迹。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对季节的变化也不敏感,“有许多日子里,许多星期里,太阳的升起已从东北移到了东南,太阳的西落已从西北已到了西南;然而埃顿荒原的人们却几乎没注意到这个变化”( [3], p. 120)。当众人集会的时候,彼此参照的时间也没有标准。“‘淑女店的钟都八点二十分了,查利还没来。’‘花落村的钟也八点过十分了。’‘坎特大爷的表是八点差十分。’‘老船长家的钟是八点过五分。’……不同的村庄在任何时刻对时间的说法都各不相同”( [3], p. 145)。这个场景中的人物都意识到没有一个报时是准确的,但没有人发表过异议,荒原上的时间就这样松散模糊地流淌着。对于当时哈代的读者——主要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时间上的随意性在工业化的英国社会是十分怪异的现象。有别于一般认知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探究欲望,希望找出如此安排的理由。然而,哈代并没有在文中给出人们期待的答案,也没有针对这个习惯设计情节,好像作者本人也同荒原上的人们一样,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书页之外小说定期在杂志上连载,书页之内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始终讨论着特定的庆典、周日活动、婚礼纪念日,恶作剧般的戏耍心理跃然其间。此外,文中第一个出场人物,维伊船长的身上也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在乡民眼中,老船长是个古怪的人物,叫他“最古怪的人”。他不喜欢点起篝火引人聚集,但是会招待找上门来听他讲故事的年轻人,喜欢大海却选择在与世隔绝的荒原中心定居,一时对来找尤斯塔西雅的红土贩子百般戒备,一时又对孙女的社交不闻不问。亨利·柏格森曾说:“喜剧需要一种心灵的瞬间麻醉剂,它始终要求智慧在场……这种智慧……必须跟其它智慧保持接触” [9]。意图解释人物前后矛盾的怪异举动,就需要读者智慧的共鸣,联系上下文发掘隐藏信息才能理解作者的设计。维伊船长离群索居是因为承担不起其他地方的开销,不喜欢篝火是因为这会消耗家里珍珍贵的木材,连带着影响到他对村里年轻人的态度。然而,解释笑话就会杀死笑话本身的乐趣,魔术师不会故意暴露玄机。古怪的戏法也要通过读者自身思考,才能抽丝剥茧,找到相应的答案。

5. 结语

在悲剧小说写作上的成就不能用来证明哈代本人就是悲观主义者,虽然有过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经历,哈代本人的生活并不笼罩着惨淡的颜色。根据自传中的记录,在遭受批评界的抨击放弃小说写作时,哈代依旧能跟身边人谈笑风生( [5], p. 7)。哈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达着幽默的精神,读者虽不会哄然大笑,但书中的故事不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梦魇,纷繁的人物和情节会成为映照自身和世界真实样貌的镜子。就像哈代虽不曾自诩为哲学家,但面对哲学问题的提问,他给出的回答是“很明显世上存在着比悲观主义、社会向善主义、或是评论界所说的乐观主义更上一层楼的哲学,那就是真实” [10]。

阅读《还乡》这部作品,在关注悲剧故事之外,不该忽视暗藏的喜剧脉络,这些安排不是作者偏离主题,而是这个广阔多元的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主人公会经历命运的磨难,但他们身边也存在着无忧无虑的朴实农民,偶尔跳脱但不失亲切。温和的讽刺揭露了社会的矛盾,苦笑之余也鼓励人们正视现实。偶尔的奇思妙想可以是作者的巧妙安排,可能是无心留下的空白,也可能是恶作剧般的放任。阅读哈代的悲剧作品,人们收获的不应仅仅是忧郁悲伤,还应学会理解一个更加真实丰富的世界。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8YCX113。

文章引用:
郭苗苗. 哈代《还乡》中喜剧元素的分析[J].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6(3): 100-10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8.630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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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nes, J.K.L. (2009) Thomas Hardy and the Comic Mus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New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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