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  >> Vol. 8 No. 8 (August 2018)

    抗逆力视角下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自我分化发展的质性研究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of Family Disadvantaged Adolesc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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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 芹,戴彦清,王 艳: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关键词:
自我分化抗逆力处境不利青少年质性研究Self-Differentiation Resilience Disadvantaged Adolescent Qualitative Research

摘要:

目的:基于抗逆力视角探讨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方法:在北京某高校招募父母离异或丧亲家庭大学生6名和曾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4名,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资料,采用类属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1) 早年父母缺位或与父母分离对青少年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隔离及与人融合等自我分化发展构成一定的影响;2) 积极认知、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等个人因素以及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等支持力因素具有缓冲作用。结论:家庭处境不利并不必然导致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不良,影响结果与抗逆力有关。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of family disadvantaged adolesc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Method: Six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vorced or bereavement families and four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recruited in a certa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generic analysis. Results: 1) The absence of their parents or separation from their parents in their early years had some certain effect on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including Emotional Reactivity, I-Position, Emotional Cutoff and Fusion with Others; 2)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positive thinking, goal planning, affect control, and support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upport, interpersonal help-seeking, all had buffer effect. Conclusion: Family disadvant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poor self-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and the effect is related to resilience.

1. 引言

处境不利指个体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等方面处于相对困难与不利境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郑信军 &岑国桢,2006)。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急剧变迁的时期,发展机遇与社会风险伴随出现,势必影响到家庭,父母离异或外出务工等可能构成子女成长的家庭处境不利因素。单亲家庭子女和留守儿童已成为带有社会标签的特殊群体。诸多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子女无论在学业成绩、自我概念还是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处于劣势(Pryor, 2001)。对留守儿童普遍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状况差,极易出现心理问题(刘霞等,2013)。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泥(2017)利用中国家庭2010、2012、2014连续三期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的子女在大多数指标上与完整家庭子女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甚至在个别指标上表现更好。发展心理学家指出,并非所有处境不利儿童都产生适应不良,有些儿童可以克服不利因素获得正面成长。抗逆力指个体面对逆境时表现出来的良好适应的能力、过程与结果(席居哲,桑标,& 左志宏,2008)。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基于抗逆力过程探索青少年在逆境恢复过程中存在的有利因素,研究发现个人力和支持力两大因素,前者包括积极认知、目标专注及情绪控制,后者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自我分化是Bowen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在家庭中情绪依恋与独立自主的程度,在理智和情感的运作之间分化的能力(Bowen, 1978)。自我分化作为情绪成熟度的一个测度,反映了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成为独立自我的个体感和保持家庭联结的亲密感两种体验的整合程度。个体的自我分化发展是家庭成员必要的成长目标,子女在与父母建立联结的同时寻求独立性和自主性。Kerr和Bowen (1988)从理论上界定影响自我分化水平的四个维度,其中情绪反应表示个体对环境刺激的过分敏感,情绪的强度及不稳定;自我位置表示个体有清晰的自我界定感,在压力情境下能坚持自己观点、立场的能力;情感断绝表示个体对亲密体验的威胁感,疏离他人的情绪倾向;与人融合表示个体与重要人物关系的过度卷入,包括三角关系及过于认同父母的观点。Bowen指出,子女在原生家庭里会模仿父母的生活风格和认知模式,并将早期感知到的父母的方式带到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Miller & Ryan, 2000)。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的分化水平低,容易对子女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及期望,不利于创造促进子女个体化发展的环境,这种失功能状态会影响子女的分化程度(Shulman & Klien, 1982)。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单亲家庭和曾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为例,探究家庭处境不利的青少年自我分化的表现特征,并从抗逆力视角发现影响作用,希望为探索自我分化发展促进路径提供指导依据。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结合采用典型抽样和方便抽样,通过招募选取10名符合研究界定的被访者,即生活在单亲家庭,或6岁之前是留守儿童且留守期间与父/母亲分离时间至少1年;对个人成长及其家庭影响有深入思考。被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 研究工具

根据研究目的编写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确定研究对象后选择1名被访者进行预防谈,完善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与父母相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与抚养人的关系;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感受及其影响;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转变,如开始有个人想法、独自决定、生活冲突及问题解决等;目前的生活应对以及人际相处模式等。

2.2.2. 资料获取与分析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向被访者介绍研究目的和内容,签署知情同意书。每位被访者访谈2~3次,每次访谈时间60分钟左右,在被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转录为逐字稿。

采用类属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包括以下步骤:第一,对转录文本进行流水编码,根据性别、不同被试、访谈次数及语句序号四个类别进行编号,其中M表示男性、F表示女性,例如M1-1-1代表第一位男性被访者第一次访谈的第一句话;第二,对转录文本进行最小意义单元的编码获得基本码号,以具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有实际意义与自我分化表现及影响相关的句子为最小意义单元;第三,通过分析、比较和归纳将属性相近的编码归为一类,分析其一致性和差异性并提取向度,将所有与自我分化相关的内容划分并形成主题;第四,定义和命名主题,先由一位作者从收集的资料中提取主要概念,再由其他作者进行审核,针对有疑问或不一致的资料研究小组反复讨论直到获得共识,形成核心观点确定主题。

3. 结果

无论父母离异或丧亲还是留守经历,都会导致在子女成长的某一阶段父亲或母亲缺位,构成家庭处境不利因素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而抗逆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见图1

3.1. 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自我分化的表现特征

被访者情绪敏感,情绪体验强烈,但又难以合理表达。M1仍记得初三父亲去世时的强烈情绪,“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沉重,当时自己很无力” (M1-1-136),感觉“天全部都塌下来了,灰蒙蒙的” (M1-2-9),正值寒假,“我只管自己的事情,一边学习一边想着逃避” (M1-1-143)。M4对被父亲的惩罚印象深刻,“有次调皮被我爸打得很惨,让我跪沙子,特别恨他,想走了再也不回家” (M4-1-101),到现在“和父亲还是谈不上几句话,他一问我就莫名其妙地脾气特别大” (M4-1-102)。M5虽习惯表现出淡定但内心并不平静,“他这事办得特别无语,你怎么能这样呢,但我不得不去,现在习惯了” (M5-1-246)。F2在父母离婚后很少表达情绪,“我都不会哭了,别人看泰坦尼克哭得稀里哗啦,我没感觉,从他们离婚就告诉自己不要再难过” (F2-1-27)。

关系疏离是被访者普遍的关系模式,从小缺乏亲密体验,长大后仍然关系淡薄。M3对母亲很多抱怨,很难感受到母亲的关爱,“我都生病很难受了还批评我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 (M3-2-57),对父亲更陌生,“遇到困难我压根没想过他,他从没参与过我的生活” (M3-1-97)。被访者对留守经历印象深刻,最初对父母期盼逐渐变为淡漠,“开始特别盼着他们回来,可一直都不回来,后来我就忘了他们” (M4-1-59)。F4留守期间“不得不跟着奶奶,其实亲情感很弱” (F4-1-60),当妈妈回来后“在我印象中好像没认出来” (F4-2-107),“我跟谁都不亲,长大了也这样,要是别人黏着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F4-1-66),“和男朋友有时就各干各的,觉得有点像是饭友” (F4-2-135)。大学谈恋爱发生冲突时还是不处理,“冷战几天,不理他,互相不理” (F2-2-8)。

被访者大多自我立场明确,因从小依靠自己有更强的自我担当。单亲家庭成长经历促使他们更独立,“从小到大读书去哪念、报志愿、出国这些都是自己做决定” (F1-1-15),普遍重视学业,“我受我妈影响

Figure 1. Self-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of family disadvantage adolesc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resistance

图1. 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自我分化发展及抗逆力的影响

比较大,和同学相比更重视学习,专注实验室项目” (M2-1-9)。丧亲被访者的家庭担当明显增强,M1表现出家庭责任,“在父亲去世后亲戚的反应让我很无力,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有实力” (M1-1-185)。F3父母离异,规划未来时“不能完全根据喜好选择,我要照看妈妈、奶奶,离太远不放心” (F3-2-36)。M4“我报的生物专业,在大部分人看来不太乐观,他们都反对,但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M4-2-104),做出自主选择后不懈努力。

在关系中普遍缺乏安全感,有的过度投入,也有保持距离。M4更愿意依靠自己,“偶尔从家里拿一点钱,然后有助学金、奖学金就差不多够了” (M4-1-19),特别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家,早一点自立,有时候家里能给一点但是没有要” (M4-1-22)。F1对关系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甚至优先于自己的需要,“那样帮他其实自己不开心,但我还是会选择先关心别人” (F1-1-62)。M1曾有留守经历,原本就很少与父母沟通,加之父亲去世后全家的回避态度更加剧了与家庭的疏离,不愿意表达,也怕他人的评价影响自己的选择,一直没对别人讲交女朋友的事情,“他们总是说这说那的,不想让他们对我们的这段关系进行评论,不太喜欢让别人知道” (M1-2-52)。

3.2. 抗逆力因素在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自我分化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积极的认知方式有助于促进自我感形成,既不过分纠缠于与他人的关系,也避免受到他人负面影响。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已成为负面标签,被访者对特殊经历的接纳特别重要。M5对留守经历并不排斥,而且当时的小伙伴都是留守儿童,“我之所以没有自卑感,可能是因为身边人都那样,所以没有落差”(M5-2-12),如果他们自己也认为留守经历的影响是很负面的,极易引发消极评价,F4觉得“要是那段时间搞好一点可以打个好基础,现在性格会好很多,但我从小看那些就不会认为很多东西是美好的” (F4-2-265)。遇到人际关系问题时,如果能从积极的角度处理会少很多困扰,“我单亲这事完全是她自己看出来的,很无语,这个人怎么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情商太低了,后来想既然这样就原谅你了” (F1-1-99)。

专注于目标有利于个体感受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当被访者可以适度弹性调整时,反而能够使自我坚持得以实现,随之带来的结果更具有自我强化作用,这与执着于个人的追求而不顾他人想法是有区别的。M3很喜欢音乐,但母亲不允许选择相关专业,M3把音乐作为爱好坚持下来,从中获得快乐也得到自我肯定,“从我妈身上得不到的东西,我会从其他地方得到,我去唱歌、去做广播站、去表演,我还挺开心的,对我来讲就够了” (M3-1-73)。

情绪控制有益于保持界限,避免卷入人际冲突。F3非常情绪化,“我生气和开心都来得特别快,肾上腺激素一来立马爆发,如果不说出来内心会愤恨好久” (F3-1-8),但这样的交往方式让彼此都很受伤。同样在关系中容易情绪失控的F2伴随长大学会了自我察觉,“当时在家里吵了一架,我说不下去就走了,到自己房间呆着,我知道再接下去容易口不择言,都受伤害” (F2-2-62),尝试做出调整以后发现对自己及其关系都是有好处的。

原生家庭及扩展家庭的联结非常重要。同样生活在单亲家庭,如果父母都有机会参与抚养职能,对子女的自我分化发展更有利。F2在父母离婚后虽有被抛弃感,但受文艺作品启发以及与父亲的交流慢慢接受了父亲再婚的事实,父亲的陪伴对F2非常重要,“上高中时我爸就跟我说,要想想以后学什么,我特别早就开始思考了” (F2-1-2)。同样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出期间是否与其保持联络对子女的影响大不相同,M5父母每年农忙时都回家,自己并不觉得受到影响,“我特别喜欢热闹,在实验室去吃饭时喊大家一起去” (M5-1-39)。M4父母在外出务工的三年时间里从没有回来,自己感到在人际关系中自卑,“我觉得其他方面都还好,特别大的困难就是跟人交往” (M4-1-14),“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很久了,就是没自信觉得没资格去追求” (M4-1-123)。扩展家庭成员的卷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父母缺位的影响,M3“外公很体贴,每天接送我去幼儿园,能文能武” (M3-2-66),阿姨的民主与开放缓冲了母亲严厉带来的影响,“我妈比较凶,但阿姨挺懂我的” (M3-1-38)。F1在性格方面受叔叔影响很大,“叔叔给的支撑比我爸更好,因为我爸不爱说话,叔叔特别外放” (F1-2-63)。

人际协助可以缓冲家庭关系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填补了缺失的支持。F1住校以后感受到室友的关心和温暖,开始将学会的关系技巧用于改善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大学宿舍特别暖,让人很舒服,感觉自己的棱角渐渐被磨平,懂得关心别人了” (F1-1-47),“开始照顾我妈了,还会问她哪疼,以前从来不送东西,现在也会给她惊喜” (F1-1-49)。M1从小被家人忽视,极度缺乏安全感,刚恋爱时特别纠缠,“总希望快速得到回应,如果她没回复就特别难受” (M1-2-28),M1的女友会主动向其倾诉自己的经历,“我个人觉得她是真心的,或者想维持这种关系,现在就比较信任了” (M1-2-36),对女友的信任感增加以后,自己以前那些压抑很久的事情得以浮现,而且愿意倾诉,也修复了M1对待家人的回避态度,会向家人表达自己。

4. 讨论

本研究以父母离异或丧亲家庭和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和抚养者的情感互动方式密切相关。生命早期的母婴关系对个体心理发展非常重要,个体正是在与母亲或替代抚养人的交往中逐渐获得有关自我和以母亲为代表的客观世界的完整印象,最终形成心理功能,建立人际关系(缪小幼 & 李鸣,2009)。子女从父母身上学习情绪交流技巧,既有外显的沟通互动,也有潜移默化的感受体验,当父母缺位时势必减少与子女情感互动的经验。如果父母在子女很小就离家外出打工或者因夫妻关系问题无暇顾及子女的需要,子女很难建立基本的人际信任感,最初可能是出于防御和自我保护,但也导致在成年以后建立亲密关系仍然是困难的。离开父母庇护的子女较早学会独立,更有家庭责任感,同时发展出积极的自主感,但也有对被迫长大感到不满,认为父母其实可以有其他选择,进而怀疑自我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来。在关系中感到安全的个体才能耐受关系中的张力,既不担心因坚持自我破坏关系,也不因对关系焦虑而放弃自我,可见个体自我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早年经历影响,从小内化的关系模式逐渐发展为人际间的反应方式。

基于抗逆力视角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及人际的复原力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受周围环境影响很大,单亲家庭子女及留守儿童对社会评价都非常敏感,个体对外在评价的认知对心理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可以用Lowell等(2012)提出的集体自我解释,即从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定义与理解自我,同伴的同质性影响青少年对自我的态度。设立目标及为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对青少年来说极为重要,随后获得的结果更是很好的强化,所带来的成就感推动个体追求独立的自我发展。尽管情绪控制不一定表达情绪,但和情绪压抑还是有区别的,在情绪控制之前有情绪体验和加工的过程,情绪控制没有表达是个体考虑到可能的影响而自主选择的结果,与压抑或隔离时情绪还停留在混乱状态是不同的。研究还发现,即使单亲家庭也是获得的家庭支持越多越好,即使留守老家也是与父母的联结越强越好,即使与父母不在一起生活,如果能经常联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子女情绪联结的需要,进而有力量去发展个体感,反过来家庭情绪系统相互隔离很容易造成子女情感交流的需要受挫。伴随长大同伴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同伴的行为模式成为个体社会学习的重要对象,包括恋爱关系的影响。这与Gray和Steinberg (1999)的研究是一致的,浪漫关系的发展有利于青少年完成从原生家庭的分离任务,促进个体化发展。青少年在同伴关系中的积极体验会延伸泛化,开始觉察原生家庭及其关系经验的局限性,更有力量通过主动的选择以及行动带给自己不同的生活。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抗逆力视角探讨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研究发现早年父母缺位或与父母分离对青少年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隔离及与人融合等自我分化发展构成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导致青少年的自我分化发展不良,自我分化发展与个人力以及支持力因素有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84)。

文章引用:
安芹, 戴彦清, 王艳 (2018). 抗逆力视角下家庭处境不利青少年自我分化发展的质性研究. 心理学进展, 8(8), 1064-1070.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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