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冲突性话语作为一种普遍且具有典型特征的语言现象，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冲突性话语产生于异议、辩论、争吵、批评、责备、质问等言语行为，源于交际双方在认识、态度、情感等方面的趋异，甚至对立 [1]。冲突性话语在人际交流中无法避免。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与思维同构。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人的思维和认知。冲突性话语中的语言是即时的、动态的，并且包含了强烈的情感，它能清晰地呈现说话人的话语策略，思维及逻辑规律。研究冲突性话语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对话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对话句法学(Dialogic Syntax，简称“对话句法”)由Du Bois于2014年正式提出 [2]，该理论解释了当说话人选择性地复用另一方之前的话语时所蕴含的语言、认知及互动过程。冲突性话语中往往高频次地出现话语的重复。本文将尝试基于对话句法理论，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为冲突性话语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2. 冲突性话语的研究
国外冲突话语研究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Jacobs & Jackson等从言语行为和交际互动的角度认为语言中的辩论性话语既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也是一种通过它与他人进行言语的互动过程 [3]。Sheldon等学者探究了冲突的语言手段或策略，如摆脱冲突、缓和冲突、激化冲突的策略，并涉及它们的文化差异及男女性别差异等 [4]。Boxer于2002从语用学方面入手，认为当说话人威胁听话人的面子、身份、地位时，容易引发交际双方之间在情感、态度、看法、立场等的对立及言语行为上的对撞 [5]。国内对冲突性话语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学者关注始于21世纪。赵英玲采用结构分析法，对汉语中冲突话语的启始话步、冲突话步及结束话步等进行分析 [6]。赵永青基于语料库，从社会语用的视角对英语多人冲突性对话进行研究 [7]。冉永平从语用学的角度，借助适应论对冲突性对话进行了分析 [8]。简而言之，冲突性话语的研究在国内主要涉及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和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Sacks的会话分析理论，主要分析了冲突性话语的语言特点、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策略。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许多学者从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了冲突性话语的产生、发展、结束及缓和策略，但大都着重描写此类对话的结构特征及语用效果，尚未见有学者通过对话句法研究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3. 对话句法
对话句法倡导“用语言建构语言”的思想，研究独立话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当一个话语相伴另一个话语出现时，语言的构型被部分重复使用，形成平行结构，产生配对感知，进而在言语事件中发生形式和意义的共振 [2]。前一个说话人话语中的词、结构和其他语言成分被后者有选择地再次使用，这种话语上的对应结构(alignment)在各个句法结构等抽象层面也带来了平行(parallelism)，也使得语言的形式、意义、功能等抽象特征可以通过句法成分来分析。传统句法学过分注重句层面的语法现象，忽视了言语，特别是日常对话中的交际实况，更无视交际中话语与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而“对话句法学”将其拓展到语对层面，寻找问答对话中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 [9]。
对话共振(resonance)是对话句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由同一语言成分的复用产生。对话共振的产生过程为：促发→选择→复用→平行→映射→亲缘性感知→共振。随着话轮的转换，对话中引起的共振又促发形成新的话语平行特征，产生共振循环 [10]。共振发生在语言中的各个成分之间：词素、词、短语、句式结构、乃至语音等各个成分。
对话句法的主要分析工具为对话图示(diagraph)。通过对话图示，我们可以简洁明了的看到对话共振的成分，清晰地看到两个或者更多话语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方便了我们分析对话共振的产生过程及其对对话开展的影响。下面是Du Bois给出的示例：
JOANNE: It’s kind of like ^you Ken.
Ken: That’s not at ^all like me Joanne.
(引自：Du Bois) [2]
用对话图示的方法表示可为：
JOANNE:It’skind of like ^youKen.
Ken:That ’snot at ^all likemeJoanne.
通过对话图示的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Joanne和Ken的话语有很明显的结构耦合。从词层面来看，两句话的代词、副词、动词都产生共振。短语层面，两句话都采用了系表结构和程度副词短语。语义层面，代词you和me都指的是Ken，it和that都是指代相同事务。此外，韵律上也存在共振，如句子的主重音以及音调。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上的共振带来了语用效果，前一句话的“Ken”是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而听话人采用了句型上的共振，以同样的人称代词进行回应，“Joanne”的使用达到了“讽刺”的语用效果，形式上的平行却体现了不同的语用效应。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的身体经验和认知密不可分，语言能力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11]。冲突性对话在发生时体现了说话人大量的动态认知模式，对话句法的分析方法提供直接明了的话语分析途径。
对话句法作为认知–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对话句法学探析了对话中的话语建构机制，具有句法对话性、抽象概括性、自扩展理解策略应用和口语构式分析等主要理论特征。该理论拓宽了句法认知研究的范围，代表了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动态。
4. 对话图形立场模型(Dialogic Figure Stance Model)
4.1. 图形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理论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obin) 1915年用“脸–花瓶幻觉图(the Face/Vase Illusion)”首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概述，下图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脸或两个花瓶，但不能同时识别脸与花瓶，其原因是人们感知事物时具有一种倾向，将事物感知为尽量完好、清晰、稳定的组织结构。Robin认为图形具有整体性、较小的、容易运动的特性，而背景则是一个参照实体，在认知框架中具有固定情景的作用图形和背景是同一认知框架内所设计的两个实体，图形具有鲜明、完整的形象，更容易感知，但图形有赖于背景，图形出现在背景之上，背景起着一种框架的作用，因此背景决定图形的判断。
图1背景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重要理论之一，它从认知视角反映了人脑对现实语境和语义结构的认知运作，它涉及到说话人的观察视角和所要突显的对象二语言结构中图景与背景不同的选择，反应出不同的语义与语用理据，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语言不是一个先天就可以无限生成句子的自制系统，语言的运用不完全是语法规则制约的，语言知识是由人的经验结构和认知方式决定的。
4.2. 立场三角
立场三角由杜布瓦(Du Bois)于2007年首次提出(见图2)。“我们应用话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建立立场。立场能够评价(evaluate)相关事体，定位(position)社会行为者，在立场建立者之间产生离合(alignment)关系，介入社会文化价值的预设系统 [12] ”。立场三角不仅仅是一个用于呈现立场行为环节中的工具，它还展示了说话人之间多重互动的关系。立场三角揭露了互动当中立场的实现过程、理解过程及结果。立场建立是一个言语互动过程，参与者使用各种语言形式(语音、词语、句法等)去表达自身的立场。该理论可由立场三角(Stance Triangle)呈现。
立场三角的三个节点分别代表立场行为中的三个实体，分别为主体一，主体二，以及(共享的)立场对象。两个主体通常指的是互动双方，立场对象通常为对话中的主题(人物、时间、话题等)。值得注意的是，立场三角中立场对象可以一直是固定的，也可随着对话的进行，或者为了维持对话的进行而改变。立场表达行为又含有三个子行为——评价(evaluate)、定位(position)和离合(align)。评价指的是立场主体导向立场客体，并认为客体具有某些特定性质或价值的过程。定位又分为情感(affective)立场和认识立场两个类型。情感立场指的是说话者在情感阶上选定一个位置，如喜欢、高兴等。另外，说话者不仅在情感阶上定位自己，还在认识阶上定位自己，实施认识立场行为。所以，定位主要是社会行为者在责任上的定位，并唤起社会价值的行为。离合是衡量两个立场之间，以及两个立场主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在Du Bois看来，某一立场表达行为实施的并不是某一单个立场子行为，三大子行为——评价、定位和离合并非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立场范畴，而是说话者一个立场表达行为的三个不同方面，也就是说互动参与者在话语活动中同时实施表达评价、定位和离合三个立场子行为 [13]。
4.3. 对话图形立场模型
在对对话句法、图形–背景理论及立场三角的回顾之后，我们发现这三种理论各自都不能很好的分析冲突性话语的认知机制。通过对话句法理论，我们可以观察话语进行时的过程，发现对话句法在说话人互动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对话共振能够连接起整个对话的过程。然而，我们并不能发现他在对话，特别是冲突性对话中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图形–背景理论解释了为何事件中不同因素能够凸显而其它因素潜意识地不被考虑。但该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冲突焦点在对话中所以到的作用。立场三角解释了立场形成的方式，但是并没能解释话语如何使得说话人之间形成立场。
此外，这三种理论分别描述了冲突性对话形成时的不同层次。我们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去分析说话人如何将话语焦点转向冲突性焦点，这个认知过程可以通过对话内容来体现。立场三角描述更进一步的层次，它揭示了说话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由于立场形成而改变的。对话句法描述冲突性对话的最深、最基础的层次，原因是对话共振既是立场形成也是促成立场的原因。只有当我们在这个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冲突性对话时，我们才能够对其认知生成机制有一个更好的理解。Du Bois认为将立场三角和对话图示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分析和理论上将会有很多潜力 [14]。通过对话句法，形成立场的话语间具体的共振关系可以很好的被描述出来，我们能够对更好地描述话语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
为了更透彻的研究冲突性对话，作者整合了对话句法，图形–背景理论及立场三角理论，建立DFS模型，如图3。
S1和S2代表了冲突性对话中的两个说话人。水平线条代表他们所说的话语，垂直虚线代表他们话语之间的对话共振。在第n次话轮之前，S1和S2讲出正常的话语，话语之间产生正常共振。倘若双方都没有谈及冲突性焦点，话语将会正常进行下去，由虚线表示。
在第n次话轮之后，任意一方说话人将谈话焦点转向冲突焦点(相当于立场三角中的客体)。此时，第一至第n轮话语为之后冲突性话语的背景信息。该说话人开始评价冲突性焦点，产生相应的话语，冲突性焦点定位说话人的立场。听话人在听到说话人的话语之后，说出的话语也对冲突性焦点评价，然后冲突性焦点定位其立场。此外，听话人会根据说话人的话语选择相应的语言形式。两者的话语此时就产生共振，这时的共振不同于一般的话语共振，作者将其命名为冲突性共振。冲突性共振是两个说话主体间对抗关系的体现。冲突性共振是冲突性立场形成的关键。
对话中的冲突性来自于冲突性立场的建立，过程如下：说话人(主体)在事件背景之下评价冲突焦点。评价的过程使得冲突焦点定位说话人对立的立场，即冲突性立场，冲突性立场三角得以建立。说话人分别用自己的话语对冲突焦点进行评价，但他们之间的话语会彼此产生共振。说话人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由冲突性共振所表达，或者说由冲突性共振所促成。要想分析对话中冲突性形成的成因就必须得分析冲突性共振的特征。一方面，冲突性共振是冲突性立场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冲突性立场的形成。
以下面的对话为例(为了方便我们对中文语料的分析，我们将对话图示的呈现方法稍作了调整)。
对话双方之前的交谈内容为此时冲突焦点的背景信息，父亲对冲突焦点进行评价，儿子基于父亲话语产生冲突性共振，双方形成冲突立场。该立场的维系需要冲突性共振，如上表所示，整个句法结构相同，仅在“养、犊子”vs“叫、爹”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焦点共振，语用上加剧了对话双方的冲突。
在对冲突性共振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冲突性共振不同于其他的对话共振。通过研究冲突性共振背后的规律，我们能够揭示冲突性对话中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规律，以进一步揭露冲突性对话的认知机制。我们在这里将冲突性共振分为三大类：句法，语义，语用冲突性共振，又将这三类分别次分出更小的类型(详见第5节)。
5. 语料分析及讨论
5.1. 冲突性共振分类
我们从国产电视剧《北京青年》和《北京爱情故事》当中选取了七十条语料。这两部电视剧贴近生活包含了许多的日常对话，其中的冲突性对话包含了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朋友、恋人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冲突性对话。冲突性共振往往贯穿了整个冲突性对话，有时在一个话轮中往往会出现多种共振。
作者将冲突性共振分为三大类，分别为语义、语用、句法共振，其中句法和语义又被细分为更小的冲突性共振，他们在整个语料库当中出现的比例也被统计出。通过DFS模型作者分析了这些数据并发现其背后隐藏的认知原因，冲突性对话当中的冲突性来自于冲突性立场三角的建立，立场三角的建立离不开冲突性共振。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数据及结论(图4)。
语音共振是冲突性形成过程当中最明显的体现，它的出现往往也伴随着其他冲突性共振的出现，语音共振的过程需要最少的认知努力，所以它往往是产生冲突性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词语共振往往是对话进行的基础。它将整段对话以一个连贯的方式连接起来，词语共振是使得抽象语言结构变得实体化的最基本单位，它是立场形成以及维系的基础。句型共振在冲突性立场形成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最强烈的作用。它往往需要词语共振作为它的基础。此外，它往往需要说话人在互动过程当中，使用最大的认知努力以显示说话人的主体性。人们通常在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会从他的外在开始，对于我们的语言也是如此。相比于一段言语的语言意义，言语的语言形式上的重复，往往更容易被发现。因此在冲突性对话当中。最明显的共振就是语音共振。句法共振，往往也能传达某一些意义，句法和语义共振为我们的话语增加了语用效果。不可否认对话共振在人类言语交际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往往只考虑语义而忽略了句法。对话句法不仅考虑以语义还考虑语用。不同人群的说话方式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习惯、性格、性别等等。大多数情况下，说话人越多采用上述讨论的冲突性共振，就越容易产生冲突性对话。具体来说。如果说话人在单位时间内越多采用冲突性共振。冲突性立场就越容易被建立，对话当中的冲突性就越强。
Figure 4. Classification of conflict resonance
图4. 冲突性共振分类
5.2. 举例分析
我们从国产电视剧《北京青年》和《北京爱情故事》中收集了70组冲突性对话。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其背后的对话共振规律，通过DFS模型以进一步发现其背后的DFS模型。
下面以一段长对话的对话图示(图5)为例，发展过程如图6。
1) 该对话一开始的话题是唐娇和何北讨论之前何北与他父亲之前谈论的内容。从第一轮话轮到第六轮话轮的内容为之后话语的背景信息。第六轮话轮之后，说话人将他们的焦点转向冲突性焦点即唐娇与何北此时的关系。
2) S1 (何北)和S2 (唐娇)评价冲突焦点，冲突焦点定位说话人立场。
3) 说话双方彼此对立，对立的过程由他们话语之间的冲突性共振完成。冲突性共振导致了冲突性立场三角的形成，由此产生了话语当中过的冲突性。冲突性共振起到了冲突性形成中间接而又尤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六轮话轮之后的冲突性共振的特点。
1) 句法特征
比起之前的话轮，我们可以发现在冲突性对话进行时，话语的语气词常发生共振，例如：“啊”、“吗”及“嘛”。这些语气词常常伴随着语调，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如“生气”、“怀疑”、“厌恶”等等。语气词上的共振可分为语音和词的共振。在最后两个话轮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句型上的共振。何北重复了唐娇的话语“有种你再说一遍”，还重复了他了自己的话语“咱俩真分了得了，一了百了”。这些重复的句型违反了唐娇的预期，目的是为了激怒她，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立场。冲突性话语当中常见的句型重复有反问句、强调句、疑问句、感叹句等。上述对话中重复了大量的反问句，如“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好呀？”，“急什么急”。
2) 语义特征
最后两轮话轮中产生了语义上的完全共振。双方都重复了之前的话语并且没有加上任何的额外信息。“那咱俩真分了得了”，“一了百了”和“有种你再说一遍”分别都被双方重复了两次，产生了完全共振。此外，此段对话中还出现了部分共振，包括焦点共振和否定共振。冲突性焦点贯穿了整段冲突性对话，产生了焦点共振。否定共振由“好”和“不好”、“真”和“假”之间产生。
Figure 5. Diagraph of the example dialogue
图5. 举例语料的对话图示
Figure 6. Development of the example dialogue
图6. 举例语料的对话发展
3) 语用特征
句法和语义共振共同促成了冲突性立场的形成，产生了对话中的冲突性。句法和语义的重复加强了说话人话语的语用效果。此外，抽象的冲突性的关系也通过冲突性共振展示出来。冲突性共振促进了说话人话语的语用效果，使得社交目的更快达成。
6. 结语
本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汉语冲突性对话语句的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也是对Grice所创建的以“质、量、方式、关联”为准则的语用合作原则的一个补充。通过对冲突性话语的句法、语义、语用规律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在单位时间内采用共振的频率越高，冲突性立场产生的就越快，话语中的冲突性就越强。冲突性话语是十分复杂的语言现象，弄清其背后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冲突性话语的缓和及避免策略，对话句法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基金项目
2019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对话句法视域下的冲突性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9SKGH107)；2018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青年项目“基于DFS模型的冲突性对话研究”(项目编号：sisu20180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