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继2003年非典(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Chowell et al., 2015)，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肆虐全球(Kucharski & Althaus, 2015)，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Hui et al., 2020)，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7月8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升至1186万人。有研究表明，COVID-19的再生数高于SARS (Liu, Gayle, Wilder-Smith, & Rocklöv, 2020)，潜伏期更长(Jiang, Rayner, & Luo, 2020)，这使得COVID-19防控难度空前巨大。
疫情在中国的肆虐在四月份已经初步得到控制，同时为了更好地阻断COVID-19疫情向校园蔓延，许多学校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整个学期都在线上教学，学生不回学校。目前对于COVID-19的研究集中在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心理方面主要是针对医护人员(蔡芳芳，袁琴，2020)及密切接触者(方晓眉等，2020)，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多集中在疫情早期(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本次研究针对疫情下降期大学生心理情况进行调查，希望了解大学生在疫情恢复期的心理情况。
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化心理测评量表。SCL-90症状自评量表被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研究所采用(苏莉，韦波，2005)，经研究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树林，2003)，故本次实验选用SCL-90对心理健康进行评估。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6月份对首都医科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大学328名本科生发出问卷调查，收回问卷328份，根据所用时间进行筛选，用时小于2分钟判定为无效问卷，经筛选312份问卷有效。
2.2. 方法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以无记名问卷形式调查，统一指导语，要求独立答卷。
SCL-90自评量表共有90个项目，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涉及，并采用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每一个项目均采取1~5级评分，没有(1级)：自觉并无该项问题(症状)；很轻(2级)：自觉有该问题，但发生得并不频繁、严重；中等(3级)：自觉有该项症状，其严重程度为轻到中度；偏重(4级)：自觉常有该项症状，其程度为中到严重；严重(5级)：自觉该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然后统计各因子分和总分，计算各项平均值。
2.3.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4.0统计软件，结果采用均数 ± 标准差
表示，采用单样本t检验将数据与常模进行比较。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疫情下降期医学生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评分结果
1) SCL-90量表评分结果与大学生常模和全国成人常模的比较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均较大学生常模低，其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和偏执的下降最为明显，差异非常显著(P < 0.01)。
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较全国成人常模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差异非常显著(P < 0.01)，躯体化因子与常模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 results of SCL-90 scale with undergraduate norm and national adult norm
表1. SCL-90量表评分结果与大学生常模和全国成人常模的比较
2) SCL-90量表评分结果与非典时期医学生评分结果(张丽宏，赵阿勐，崔光成，李平，靳松，2003)进行比较
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与非典时期医学生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强迫、恐怖、精神病因子较非典时期医学生有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2)。
Table 2. The score results of SCL-90 scale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SARS period
表2. SCL-90量表评分结果与非典时期医学生评分结果进行比较
4. 讨论
根据医学生的问卷结果，不少人在疫情下降期心理情况比大学生常模要低。这与之前有研究显示的疫情期间民众心理反应可能经历恐慌期、防御期、适应期和恢复期。疫情初期，心理健康情况会出现明显下降，随后随时间逐渐改善的情况相吻合(苏斌原，叶苑秀，张卫，林玛，2020)。在量表评分中，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的得分较高，这也与这篇研究中提到的恐慌期的突出心理症状是直接由疫情引起的焦虑、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防御期的主要心理症状是由居家隔离等现实压力引起的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强迫等可以对应起来，考虑是疫情初期的焦虑、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的升高在疫情下降期影响也未完全消退。
量表评分方面，SCL-90量表所有因子均较大学生常模低，其中6项因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偏执的下降最为明显，差异非常显著。考虑是医学生在后疫情期间受疫情冲击导致的心理情况变差有所缓解，可以去户外散步去商场购物使得焦虑紧张情绪有所下降，同时因为在家上网课，受约束少，相对更放松，人际敏感、躯体化、偏执等因子下降明显。
包括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在内的8项因子较全国成人常模均分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7项因子差异非常显著，躯体化因子与常模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考虑是医学生与全国成人相比，心理健康情况相对较差，可能是医学生学习压力仍相对较大。同时疫情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医学生在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等方面相差最多，而这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老师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要多关心每一位学生，尤其是内心比较容易焦虑敏感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张运生，2003)。学校可以在主课以外多多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帮助同学更好的认识并改善心理健康。学校体育课和体育锻炼对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贾卫国，2006)，尽管现在我们不能回学校上体育课，但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体育锻炼如慢跑以改善身心。
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与非典时期医学生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强迫、恐怖、精神病因子较非典时期医学生有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看到，时间相对更长影响力更深远的新冠疫情对医学生的影响要比非典来得大，即使到了疫情下降期评分仍较高。但也应看到在国家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下，在全社会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控制，大家的心理情况得到恢复，大家对在党在国家的领导下战胜疫情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使得大家的心理情况与非典时期基本保持一致。
本次SCL-90量表评分与两个常模的比较结果不同，这也提示我们要多与不同的常模进行比较，本次实验选取的常模是比较具有时效性和普适性的，包括仲稳山提出的大学生常模(仲稳山，2009)和童辉杰提出的全国成人常模(童辉杰，2010)。但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仲稳山提出的大学生常模中尤其是强迫因子和人际敏感因子明显偏高，不管用本次实验数据，还是用非典时期的数据去比较都很难解释，用本次实验数据与年代更久远的大学生常模(张智勇，1998)比较差别更大。这有可能是其收集的数据与本次数据在时间、空间地域、人员组成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新更完善更细分的大学生常模是需要的。常模的提出对今后同领域的实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观点之前也有人提出过，是通过收集整理214篇有关大学生的文献得出SCL-90常模需重新科学制订。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常模差的结论有待商榷(黄艳苹，2009)。同时根据另一篇文献得出的，从1986年到2010年的25年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逐渐减少，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逐步提高，并主要体现在大学一年级以上的学生上(辛自强，2012)。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做出猜想，本次实验所得数据与大学生常模相比偏低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大学生心理健康本身有提高导致的。
在疫情下降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虽较大学生常模低，但仍不容乐观，情况的进一步改善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时展望未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随着时代的进步是存在变好的趋势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疫情对大学生心理情况造成的影响会跟非典一样不改变这个变好的趋势，只是这个趋势下的一次小波动。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将使我们更强大。
5. 结论
COVID-19疫情下降期医学生心理情况与大学生常模相比有所改善，但仍比全国成人的心理情况差。与非典时期医学生相比差异不显著。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