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数字“十三”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The Symbolic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betan Number 13
DOI: 10.12677/OJHS.2020.84009, PDF, HTML, XML, 下载: 971  浏览: 3,081 
作者: 次旦顿珠, 王兴武: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 拉萨
关键词: 象征符号十三文化Symbol Symbol XIII Culture
摘要: 纵观整个藏族社会,在以宗教为主导的藏族文明系统中,多半事物都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在一定的宗教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藏民族文化中,对数字是以“喜单忌双”为原则,即对单数数字比较崇尚、偏爱,尤以对“十三”的崇尚最为普遍,对双数数字则表现出忌讳。全文通过对数字十三问题的提出与象征的分析,及内涵的剖析三个方面对藏族数字“十三”的含意体系予以分析。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Tibetan society, in the system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dominated by religion, most th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ligion, and have certain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certa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fields. In Tibetan culture, the principle of “liking single number and avoiding double num-ber” is adopted, that is, the advocation and preference for singular number, especially the advoca-tion of “thirteen” is the most common, while the taboo of even number is display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system of the Tibetan number “13”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posal and symbol-ic analysis of the number “13”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onnotation.
文章引用:次旦顿珠, 王兴武. 藏族数字“十三”的象征人类学解读[J]. 历史学研究, 2020, 8(4): 58-62.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0.84009

1. 藏族数字十三源流考与问题的提出

十三,这个表面看似平常的数字有很多次出现在了藏族的历史文献与民间文化、地方志当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1.1. 前吐蕃时期

1) 据文献记载,苯教经典说有一位年轻人被精怪诱惑,跟着他们在外面游荡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年轻人获得了超凡的神力。利用这种神力,就是年轻人回到人间以后也可以和精怪取得联系 [1]。第一次出现了十三这个数字,并且在这里两处提到了这个神圣数字。

2) 又西藏苯教传说中的“战神”有所谓“十三战神”和“九战神”等;在西藏包含白哈尔和姐妹护法的唐卡画中,绘制有诸多动物,其中包括:十三头黑色野驴、十三头黑色野牛、十三头黑狗、十三头白狮子 [2]。并且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所谓的“十三原始辛”概念,他们包括:与天空有关的“天空经幡”,与鸟有关的“大鹏旌魔”“鹰翅”“孔雀尾羽”,与武器有关的“掌中钉耙”“威神戈矛”“玉饰神箭”,与乐器有关的“雷鸣鼓”“空中响钹”“螺号”,与服饰有关的“鹫帽”“龙皮袄”和“隼皮袄”等 [3],已体现了十三这个数字在初期的特征。

1.2. 吐蕃时期

1) 根据《弟吴宗教源流》所引早起资料,在这个历史传说当中所谓的“赤巴吉顿次”(khri bar gyi bdun tsigs)即是聂赤赞普,说其上对父、兄有碍,下对母、弟无益,故被众人赶出了部落。命其去象雄,但他不从,故赐予众多财富,并派七位随行护卫、随行太医卡亚、木亚、林朗如嘎(神牛)、童帕布帕琼(海螺)等,朝着十三层天界方向前进,来到了娘舅穆赤赞普之地昂昌江昌地方 [4]。据《弟吴宗教源流》所载:之后,由如列吉带头,吐蕃父民九族在色木普地方按照传统建造陵墓,尸首暂时放置于此地。此时,又建造十三层天台,举行消除直贡赞普之剑邪仪式,但未能消除 [5]。

2) 隋义宁元年(617年),松赞干布诞生于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现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父亲朗日松赞是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当他3岁的时候,其父率兵灭掉了苏毗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由一个山南地方的小邦首领一跃成为吐蕃各部的君主。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王权因此大为增强。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的不满,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唐贞观三年(629年),旧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6]。在藏族的记录岁数习惯中按惯例要把出生的那一年当一岁,所以当松赞干布于贞观三年(629)继位时,刚好是他十三岁那年,他在叔父论科耳与宰相尚囊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很快他就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在一个政权快要被颠覆的时刻,十三这个数字就出现在了松赞干布身上。

1.3. 萨迦地方政权时期

十三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是在吐蕃政权瓦解后,萨迦派建立政权之即。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吐蕃经历了一段分裂割据时期,这时期整个青藏高原逐渐兴起各个教派,从吐蕃时期的英雄崇拜逐渐转向了学者崇拜,学术之风逐渐盛行。从分裂割据时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与其传记与著作,丰富了藏文化。同时,这一时期,青藏高原外围正上演着一场场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角逐。蒙古人建立的政权逐渐席卷了整个亚洲,据《贤者喜宴》记载,蒙古人的军队火烧了杰拉康,杀死了500僧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萨班不辞辛苦去凉州与阔端商讨西藏归附蒙古的条件,此后西藏各个教派都陆续投靠蒙古政权,蒙古政权最后统一了整个西藏,此后为统治西藏陆续建立了一些统治机构,这里面就出现了十三万户,由萨迦上报给蒙古政权,各个文献所载十三万户名字存在差别,甚至所属属民也是各异,在一个特殊时期再次出现了十三这个数字,值得商榷。

1.4. 噶丹颇章时期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制定了藏族著名的《十三法典》。

1.5. 民间文化中

1) 根据藏族史诗《格萨尔》,格萨尔王也是在十三岁时赛马称王,据史诗记载,那一时期,刚好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何格萨尔刚好十三岁时继位呢?

2) 图齐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所载,西藏的楼层建筑物的底层与高层的楼梯数是十三阶。

3) 在佛教传入西藏后佛教的白塔建筑中塔刹具有十三轮,这也象征了一定的意义,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外化或物化的反应。

4) 据藏族民间文化记载,藏族有十三座神山。

1.6. 地方志

1) 在天祝藏族亦有十三座神山记载,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记载吉勒河流域有守护吉勒地方的十三座神山,即弥拉岗噶尔、公保东玛尔、南木什给、夏都尔、茶赖布、热日果、达再、硝尔宗、玛尔托、加噶日、龙布再、热布桑、鲁日 [7]。

2) 又根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记载,清顺治九年(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进京途中路径华锐嘉绒,天祝地区包括石门寺在内的十三寺院和嘉绒六部族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 [8]。此后,当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到达石门寺时,亦举行了迎接仪式,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记载,此后,大师在色库寺住了一段时间,于八月初三日启程前往石门寺。几日后,石门寺的迎接队伍以色库寺管事活佛派遣人员为主的长老们以及扎提囊索、祝贡囊索、塘仁的刚瓦仓、嘉绒囊索等为代表的六部族十三寺共1500多骑举行了盛大的迎接 [9]。

十三这个数字的源头就源自以上文献与文化中,格尔茨说:“争论、歌曲、公式、地图和图画都不是为了引人注目而虚构的事物,而是用来阅读的教科书”,所以,十三这个数字到底象征什么呢?

2. 藏族数字十三与其象征之间的分析

数字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对客观世界观察和探索的结果,是观念和符号的结合。它不仅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事物量的理性认识,而且也是人类宗教观念和哲学思考的一种表达。一定的事物必通过一定的象征手段来表达它的意义系统,符号承载着一个族群所特有的一整套价值、规范、族群关系模式以及社会地位等等,而成为族群边界的外显特征 [10]。十三这个象征符号体系也不例外,因为它也具有的它的思想理念与深层内涵。数字十三作为载体在藏族文化中可以用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苯教经典所载与《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聂赤赞普与直贡赞普的历史,以及松赞干布十三岁继位与萨迦统治时期的十三万户、五世达赖喇嘛制定《十三法典》、格萨尔王十三岁赛马称王可以从一个层面进行解读:当出现危机或动荡时,十三这个数字作为象征就以“曲折隐喻”的方式出现,它被赋予了计算功能之外的更多意义。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机制,第三部分将详细剖析其象征的深刻内涵。

其二,在藏族的十三座神山与藏族文化中楼梯中的十三个阶梯、以及佛塔塔刹的十三轮与十三座寺院,它在一定的层面蕴含一定的象征意义。藏族文化中的十三座神山与楼梯中的十三个阶梯、佛教塔刹的十三轮与十三座神山,作为表象在其民间的层面蕴含着文化的实际的含义。在民间文化的层面,就单纯的表现吉祥这个祈福的观念。因为神山既是地方保护神,它对地方有保护的蕴意,所以以十三来界定神山,就更加突出了神山能给予恩惠,能赋予地方以吉祥。其次以楼梯为例,藏族人的全部宗教生活受一种持久的防御态度的支配,即一种对他们感到害怕的神灵长期实行平息和赎罪的努力,藏族的神以及同类的神并不仅与人类有关,而且还特别与其住宅有关,藏族人感到住宅这一地方确实受到了保护与处境安全,因为它没有激怒和伤害与他们共同居住在这里的无形神灵。在论述到各组早起神怪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注意到很多神怪是所谓“兄弟”或姐妹,数目大多都在十三、七,特别是“九”这个数字上 [11]。藏族的楼梯共有十三层,与天界和相继的等级数目一样,体现了在民间渴望吉祥与和平,以及幸福,而在特定日期出现十三座寺院更是为了祈祷吉祥、迎接仪式能顺利举行。

所以,总的来说,在民间文化中,十三这个数字更体现的是吉祥与和平,亦它在民间、隐喻和日常生活含意中的“反响”为祥和与避免灾祸。

3. 藏族数字十三与其深刻内涵的剖析

正当一个政权即将出现危机或者一个民族处于危急或者动荡时,十三这个数字作为象征就以“曲折隐喻”的方式出现,很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或许“十三”这个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象征机制。象征人类学把文化视为一个象征的体系,而人类文化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又具有鲜明的群体特点。格尔茨认为文化具有公共的性质,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 [12]。群体性的象征反映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所以其在更深层内寓意着脱离危险、摆脱祸乱、维系社会稳定,更是当时上层社会寄托希望的一种思想。

当苯教急需一位神通人物与精怪取得联系,来控制苯教时,就出现了十三这个特殊数字。当整个雅隆部落急需一位赞普时,就出现了聂赤赞普向十三层天界方向前进的局面,直贡赞普去世后,如列吉等修建十三层天台举行消除邪剑仪式。当朗日松赞遭遇不幸时,整个政权即将瓦解,整个上层贵族希望一人能主持局面,所以就出现了松赞干布必须在十三岁即位这样的特殊日期。在这样的特殊岁数松赞干布即位,或是贵族有意而为之,意希望能取得和平,永固贵族之位。在格萨尔身处的时代刚好是弱肉强食,当时局面也正好面临危机,格萨尔十三岁赛马称王更好与松赞干布十三岁继位一个形式,就是上层社会的热切期盼与希望,希望有一个有才能的人出面主持公道,以摆脱危机。萨迦时期的十三万户与五世达赖喇嘛制定《十三法典》的原因更是如此。

总之,按常理来说,在根据历史书籍,元朝时不一定确切记载为十三万户,那时教派林立,教派间随时触动战争(械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只出现了十三万户,就更能体现,以萨迦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更希望和平,希望西藏能度过那一段危险期,“十三”这个符号是藏族人群所创造的共有特殊意义的系统,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是人们想象出的一种社会精神。一旦某个民族将自己的精神诉求凝聚在自己族人认可的象征物上,就可以长久地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观念或者是抽象性的精神实体 [13]。这就是数字十三在更深层次内的象征意义。

4. 结语

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具象思维,即通过具体形象、具体符号去转喻抽象意义,也就是人为地赋予特定对象以象征意义,使其充分表达抽象意义与内涵。这种具象思维方式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民族性或者地域性,因为象征物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寓意,只有生活在同一文化圈的族群才能理解象征物背后所转喻的意义与义理,而文化圈之外的观察者很难理解这些象征物。

藏民族在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仪式中使用大量的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不仅有色彩象征、数字象征、声音象征,还有通过事物的用途、事物的性质等来表达一定的具象义理,传达一定的观念。所以揭开藏族数字十三背后的神圣面纱,总能窥察社会背后的真正象征意义,亦所谓社会象征。符号由表达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而产生,民族文化和宗教则借助象征符号而得到加强,而逐渐成为一种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符号象征学告诉我们,隐喻是我们洞察文化领域和隐含的逻辑间微妙联系的重要突破口,只要深入阅读微妙的隐喻,它们将引导我们深入到一种文化的中心。

所以以此推断:十三这个数字屡次出现在藏族历史与文献、民间文化当中,存在其象征意义系统,“阅读”它隐藏的含意所转译出来的隐喻,就更能深刻的了解藏族历史与民间文化的象征意义。藏民族将自己的宗教、文化理念通过数字这个转喻符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藏族数字十三可理解为蕴含着吉祥,并且蕴含着深刻寓意与神秘力量。从深层次来讲,它在一个社会处于祸乱或危机时更加突出了权力的象征机制、是转喻整个上层社会的希望的符号,有机地把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代表整个上层社会的期望与信心,增强了民族感情,体现出全民族的热切的盼望。

参考文献

[1]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谢继胜, 译. 西藏的神灵与鬼怪[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 648.
[2]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谢继胜, 译. 西藏的神灵与鬼怪[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 145.
[3] 帕•克瓦尔内, 著, 诸俊杰, 译. 《西藏苯教徒的丧葬仪轨》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五) [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152-153.
[4] 弟吴贤者. 《弟吴宗教源流》(藏文) [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 232.
[5] 弟吴贤者. 《弟吴宗教源流》(藏文) [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 226-228.
[6]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六卷 中古时代: 隋唐时期下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329.
[7] 乔高才让, 主编. 天祝藏传佛教寺院[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5: 387.
[8] 乔高才让, 主编. 天祝藏传佛教寺院[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5: 138.
[9] 乔高才让, 主编. 天祝藏传佛教寺院[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5: 139.
[10] 菅志翔.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 2004(2): 79.
[11] 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次. 西藏的神灵与鬼怪[M]. 谢继胜, 译.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 633.
[12]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1-14.
[13] 徐英. 蒙古族“禄马风棋”与藏族“风马旗”图案及文化内涵的异同[J]. 民族艺术, 2007(2):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