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劳动力为家庭寻求更好的收入而迁移到城市，许多年幼的孩子被留在农村家中，由亲戚和朋友照顾(曲凯音，2009)。这些儿童通常被称为“留守儿童”(Left-behind children)，本研究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独自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的18岁以下未成年儿童(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根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2013年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已超过六千万，且总体规模呈现扩大趋势。在这些农村留守儿童中，处于小学阶段的儿童占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的32.01% (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
1.1. 友谊质量
友谊质量是指友谊的基本特征，是评价个体人际关系的最重要指标(Parker & Asher, 1993; Hartup, 1996; 于晓波，叶浩生，2014)。但是当留守儿童长大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比如与同伴之间的交往，就会逐渐取代并超越家庭内的行为系统(Zhang & Fuligni, 2010)。当留守儿童处于父母关爱缺失的不良处境时，友谊可能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Gaertner, Fite, & Colder, 2010)。友谊是双向互动过程，可以使留守儿童克服孤独感，获得归属感和亲密感(金灿灿，邹泓，2012)。此外，也可以使他们的情绪适应得到良好的发展(Wen & Lin, 2012)。由于与父母长时间分离，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可能会对他们的情绪适应，例如孤独、抑郁等产生较大影响(田录梅，张文新，陈光辉，2012；Berndt, 1999)，以往的横向、纵向研究都表明，友谊对人的一生中的心理适应发展至关重要(Berndt, 1999)，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和消除儿童的孤独感(周宗奎，赵冬梅，孙晓军，定险峰，2006；Uruk & Demir, 2003)。对于亲情相对缺失的留守儿童来说，友谊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刘霞，胡心怡，申继亮，2008)。鉴于此，有必要在留守儿童群体内对友谊质量与情绪适应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便采取相关的干预措施，促进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
1.2. 孤独与友谊质量
孤独是指实际需求不能满足个人当前的社会关系需求水平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心理体验(秦利娟，2014；张文新，2002)。以往大量研究也表明，儿童的友谊和孤独感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会受到友谊质量的影响(彭美，2020；Perlman & Peplau, 1984; Ling, Fu, & Zhang, 2017)。并且当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越高时，他们的友谊质量则越低(Zhao, Liu, & Wang, 2015)。
1.3. 抑郁与友谊质量
抑郁是一种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何靖蕾，马宏峰，周成超，2011)，是情绪适应的重要指标(Rockhill, Fan, Katon, McCauley, Crick, & Pleck, 2007; 苏志强，邵景进，张大均，蒲坚，2017)。一项国外研究表明大约有2.8%的13岁以下儿童达到抑郁障碍的临床水平(Koenig, Kemp, Beauchaine, Thayer, & Kaess, 2016)，同时也发现儿童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苏林雁，王凯，朱焱，罗学荣，杨志伟，2003)。在留守儿童的抑郁研究中表明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何靖蕾，马宏峰，周成超，2011)，刘得平等人的Mate也分析得出，国内留守儿童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0.9% (刘得平，胡营，周翠娥，2014)。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可以直接预测抑郁症状(王晓丽，胡心怡，申继亮，2011)，并且抑郁负向预测了留守儿童后续的社会主动性，说明抑郁可能对留守儿童的社会主动性有害，从而降低友谊的质量(Zhao, Wang, & Xue, 2020)。因此，抑郁症状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
虽然之前的研究已经考察了友谊质量与情绪适应之间的关系，但是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以往研究侧重于友谊质量对孤独、抑郁的单向作用(俞国良，辛自强，2000；Bush & Ladd, 2001; Demir & Urberg, 2004)。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情绪适应与友谊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只重点关注了友谊质量对孤独、抑郁的单向作用，且一般使用横向研究，无法揭示动态的变化。其次，关于这两者的研究在小学留守儿童中仍然很少。
事实上，研究人员早前就开始关注普通儿童群体中的情绪适应和友谊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国外的Sameroff提出的交易模型为探索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持(Sameroff, 2009)。国外的一项研究从另一角度也证明了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对拥有高质量友谊的重要性(Vorbach, 2002)。周宗奎等人(2006)采用交叉滞后设计也发现了友谊质量与孤独之间的交叉滞后效应显著(周宗奎等，2006)。而在对抑郁的研究中，苏志强等人(2017)也进一步发现了在童年中后期，儿童的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苏志强等，2017)。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留守儿童友谊质量和不同情绪适应的作用模式。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假设留守儿童早期的情绪适应可以预测后续的情绪适应，即之前的孤独可以预测之后的孤独，之前的抑郁可以预测之后的抑郁；早期的友谊质量也可以预测之后的友谊质量，紧接着我们探讨友谊质量与情绪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假设孤独、抑郁这两种情绪适应与友谊质量有不同的作用模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包括来自中国四川、山西和贵州三省11所小学的留守儿童。首次参加测试的留守儿童为1100人，其中男583人(53.0%)，女517人(47.0%)。仅父亲外出打工留守儿童318人(28.9%)，仅母亲外出打工留守儿童75人(6.8%)，父母均外出打工留守儿童185人(16.8%)，父母均未外出打工522人(47.5%)。由于搬家、转学、病假、事假等原因，部分被试丢失。到第三次测试时，共有116人(36.5%)没有参加三次测试，导致数据丢失。其中T2缺失67个，T3缺失49个。卡方检验和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差异(χ2(1) = 3.05, p > 0.05)，差异不显著，符合纵向数据分析逻辑，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孤独量表(Loneliness Scale, LS)
采用Asher等人于1984年编制的孤独感量表中文版测量留守儿童的孤独感(Asher et al., 1984)，包括16个孤独项目和8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如“在学校里交新朋友对我很容易”等，采用5点计分(从“1 = 完全不符合”到“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孤独感越强。该量表已在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纪林芹，陈亮，徐夫真，赵守盈，张文新，201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的Cronbach系数α分别为0.81 (T1)、0.86 (T2)和0.88 (T3)。
2.2.2. 抑郁量表(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DSRSC)
采用Birleson编制的儿童抑郁自评量表，包括18个项目，如“我像往常一样期待着许多美好的事情”等，采用3点计分(从“0 = 没有”到“2 = 经常有”)。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抑郁越高。该量表中文版对中国儿童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特征(苏林雁，王凯，朱焱，罗学荣，杨志伟，2003)。该量表的Cronbach系数α分别为0.67 (T1)、0.71 (T2)和0.73 (T3)。
2.2.3. 友谊质量问卷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 (1987)开发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中的四个项目来衡量青少年与朋友的亲密度，包括4个项目，如“当朋友知道我正在为某事所困扰时，他们会向我询问”等，采用4点计分(从“1 = 没有”到“4 = 经常”)，分数越高表明友谊的质量越好。该量表在国内的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应用(Valkenburg & Peter, 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的Cronbach系数α分别为0.74 (T1)、0.81 (T2)和0.84 (T3)。
3. 结果与分析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显示了三个时间点友谊质量、孤独、抑郁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以及性别、留守类型与T1、T2、T3这三个时间点的友谊质量、孤独、抑郁之间的Spearman相关。
Table 1.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1。
3.2. 情绪适应与友谊质量的交叉滞后分析
首先，友谊质量与留守儿童的两类情绪适应，即抑郁、孤独，在表1中呈中度相关。在交叉滞后分析中，我们构建了抑郁、孤独与友谊质量之间的两个交叉滞后模型，进一步探究不同的情绪适应指标与友谊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孤独与友谊质量的数据分析中，交叉滞后模型拟合良好，见图1。T1孤独对T2友谊质量的路径系数不显著(p > 0.05)，T2友谊质量对T3孤独的路径系数也不显著(p > 0.05)。因此，我们删除这两条不显著的路径并再次测试模型，最终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RMSEA = 0.06; CFI = 0.98; TLI = 0.94; SRMR = 0.04)。最终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与孤独之间存在明显的互相预测的双向关系：T1的友谊质量显著负向预测T2的孤独(β = −0.19, p < 0.05)，T2的孤独显著负向预测T3的友谊质量(β = −0.18, p < 0.05)。
Figure 1. Cross-lagged model of loneliness and friendship quality
图1. 孤独与友谊质量的交叉滞后模型
在抑郁与友谊质量的数据分析中，交叉滞后模型拟合良好，见图2。T1友谊质量对T2抑郁的预测的路径系数不显著(p > 0.05)，T2友谊质量对T3抑郁的预测的路径系数也不显著(p > 0.05)。因此，我们删除这两条不显著的路径并再次测试模型，最终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RMSEA = 0.06; CFI = 0.98; TLI = 0.94; SRMR = 0.03)。最终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留守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不存在双向预测的关系，只表现为抑郁对友谊质量的单向预测作用：T1抑郁显著负向预测T2的友谊质量(β = −0.12, p < 0.05)，T2的抑郁显著负向预测T3的友谊质量(β = −0.14, p < 0.05)。
Figure 2. Cross-lagged model of depression and friendship quality
图2. 抑郁与友谊质量的交叉滞后模型
4. 讨论
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在三个时间点上，孤独、抑郁与友谊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Cassidy & Asher, 1992)。本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检验了小学留守儿童情绪适应与友谊质量之间的纵向交互作用，我们发现孤独与友谊质量之间存在双向预测的关系，而抑郁只对友谊质量有单向预测作用，友谊质量在本研究中并不预测抑郁。
4.1. 孤独与友谊质量
在研究孤独与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之后，本研究发现T1友谊质量显著负向预测T2孤独，T2孤独显著负向预测了T3的友谊质量。因此，可以得出，在两年的纵向研究中，留守儿童的孤独与友谊质量是呈相互作用关系的。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陪伴、肯定和关爱及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互动都可以使儿童在早期发展中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而这种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建立对于之后儿童与朋友或者其他人的友好相处、亲密关系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若这一基础没有建立将造成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缺失，这就会使得儿童逐渐产生一种孤立无援、有压力的感觉，难以与同伴和他人和谐亲密地相处，从而也会对友谊质量产生影响(Cassidy & Asher, 1992; 邱梨红，2017)。留守儿童处于与父母长时间分离，与父母交流沟通缺少及父母关爱关心缺乏的不利处境，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留守儿童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即友谊质量，从而导致他们的孤独感增强，不同国家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Pottinger et al., 2008; Battistella & Conaco, 1998)。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T2的友谊质量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3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这与孙晓军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牛更枫，郝恩河，孙晓军，周宗奎，2013)。Gauze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在缺乏亲密感和适应不良家庭中成长的儿童更容易受到同伴、朋友的影响。当留守儿童无法体验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另寻他法，努力归属除了父母以外的某一同伴群体，由此寻求情感补偿和接纳(Gauze, Bukowski, Aquan Assee, & Sippola, 1996)。因此，我们不难得出，当留守儿童与朋友之间的友谊质量安全稳定时，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就会随之减少。但是，当留守儿童与朋友之间的友谊质量较差时，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也会相应地有所增强。
综上所述，基于孤独与友谊质量的纵向关系讨论，首先，我们可以得出在T1~T2、T2~T3不同的两个时间段中，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的作用模式是不同的，它们的交互作用在两年内存在一定的动态变化。其次，孤独感与友谊质量之间的纵向交互作用也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4.2. 抑郁与友谊质量
在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关系讨论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友谊质量，而友谊质量不预测抑郁。T1抑郁显著负向预测了T2友谊质量，T2抑郁也显著负向预测了友谊质量，表明抑郁对友谊质量的单向预测作用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是稳定存在的。
在儿童成长的环境中，与父母的相处是亲子之间最直接的影响方式(Floyd & Costigan, 1997)，尽管之后同伴的影响日益增强，但父母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始终是他人不能替代的。父母对孩子负面情绪的支持性反应已被发现与情绪和社会能力的各个方面有关，包括孩子的情绪理解和友谊质量(Mcelwain, Halberstadt, & Volling, 2007)。当儿童处于温暖的家庭氛围中，他们的心理适应更趋于健康化(Bayer, Sanson, Hemphill, 2006)。而留守儿童得到的父母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相应地比温暖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少，面对压力时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范兴华等，2018)，而消极情绪则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孙晓军，周宗奎，汪颖，范翠英，2010)。
另一方面，友谊质量并不能预测抑郁，可能是因为抑郁和孤独具有不同的生理学特征。对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的前瞻研究发现，只有前者可预测儿童之后的抑郁症状(凌宇，杨娟，章晨晨，蚁金瑶，姚树桥，2010)。由此可见，抑郁症状与父母支持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父母支持的缺乏增加了由压力带来的抑郁风险。因此相对于友谊来说，父母支持是预测抑郁症状的更好指标(田录梅，陈光辉，王姝琼，刘海娇，张文新，2012)，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友谊质量和情绪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友谊质量不仅负向可以预测留守儿童的情绪适应，也可以被情绪适应预测。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友谊质量与情绪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不是只关注友谊质量对情绪适应的单向作用，完善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同时，本研究启示对于处于不良处境中的留守儿童，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对他们进行保护，以便于减轻负面情绪，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因不明确友谊质量对情绪适应及情绪适应对友谊质量影响的内部机制，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探究这一内部作用机制，以达到干预目的，促进留守儿童情绪适应良好发展。
4.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小学留守儿童中：1) 之前的情绪适应(孤独、抑郁)能够预测之后的情绪适应；先前的友谊质量也能预测随后的友谊质量；2) 孤独与友谊质量呈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抑郁只对友谊质量有单向作用，友谊质量不预测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