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上兄弟二人学术道路的异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助于研究其家族的家风以及学术传统。目前学界对于兄弟二人选择相同道路的关注较多，而选择不同学术道路的兄弟则涉及较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宋代范氏家族中范冲和范温二人文史上的差异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范冲与范温兄弟出自“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这一家族是宋代众多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是“宋代四川学术家族的典范” [1]，兴盛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对宋代四川甚至是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
范氏家族具有浓郁的文史传统。从先辈范镇开始，范氏家族就在文史上显露锋芒。范镇参与编修《新唐书》《仁宗实录》以及《玉牒日历类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议论，未尝不与”，除此之外，还有私撰的史书，如《国史对韵》12卷、《东斋记事》10卷以及《国朝事始》1卷；范镇在文学上也声名显赫，“始以诗赋为名进士，及为馆阁侍从，以文学称”，词赋远传契丹、高丽 [2]。范祖禹参与编修《资治通鉴》，自撰《唐鉴》，文学上也不曾落后，司马光“在洛，应用文字皆出公手” [3]，深得司马光信任，连素有文名的苏轼都称赞他的文章足以流传当世，对他评价甚高：“清德绝识，高文博学，非独今世所无，古人亦罕有能兼者” [2]。范氏家族先辈文史皆通的家学传统对范冲、范温的学术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二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
范冲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上，其在史学界的地位不容忽视。他曾担任宗正少卿兼直史馆，继承父亲遗志，重修神、哲两朝实录，深得高宗信任，奉命修纂宗室谱牒《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和编类司马光《记闻》，除此之外，还有《范祖禹家传》《宰相拜罢录》等独立撰写的史书。范温则在文学上深有造诣，仅存的《潜溪诗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词评论著作，体现了范温深厚的文学素养，后世的文学著作中多有提及，可见《潜溪诗眼》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二人同受家学传统影响，同为范祖禹后人，范冲成就偏于史学，范温成就偏于文学，何以会如此呢？本文希望对此做些探讨。
2. 范冲的史学成就及其原因
范冲(1067~1141)字元长，一字益谦，是范祖禹长子。范冲继承了家族的史学渊源，在史学上成就显著，成为了范氏家族第三代史学典范。作为家中长子，范冲受到父辈的学术影响较多，史学素养很高，并机缘巧合地得以传承父辈的史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1. 范冲的史学成就
作为“三范修史”之一的范冲，因重修《神宗实录》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成就毋庸置疑。
范冲在重修《神宗实录》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明显的政治立场影响下，依旧保持了严谨的态度。在重修实录的过程中，考虑到《神宗实录》几经删改，议论不一，恐他日无所质证，还编成《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即为“朱墨书” [4]。范冲的修史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删修的《神宗实录》偏私旧党，和其父范祖禹“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 [5] 同一思路，但是他保留了墨本和朱本的旧文，使三次编修的《神宗实录》都得以保存，实属严谨之举。这样既明确了修史者的意图和历史责任，又可以使读者鉴识，他日可有所对比判断。
范冲参与修撰的《仙源庆系属籍总要》是范冲重要的史学成就，但是前人较少提及。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宗室谱牒，专门设置宗正寺“掌奉宗庙、诸陵荐享，司宗室之籍” [6]。范冲作为宗正少卿，“掌叙宗派属籍，以别昭穆而定其亲疏”，由于南渡之时，宗正寺旧掌之书皆散失。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十日，范冲就编纂谱牒的重叠问题上书言：“渡江之后，散失簿籍，无凭照据重叠。欲乞自今后如遇训名，本寺撰讫，从本寺行下大宗司勘会，如有重叠，别行改撰” [6]。这一请求得到了肯定。由此可见，范冲治史严谨，尽力避免所编写的宗室谱牒出现重叠。绍兴五年(1135年)，范冲等编类修纂《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合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属籍三者为一，竭尽全力做到“无愧于昔” [5]。
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范冲以《仙源庆系属籍总要》的名称和具体框架上书，将之前的三种谱牒合而为一，这是编纂体例上的创新，详细记载三祖之下宗室、宗妇、宗女姓名及其生卒、官爵、赐谥等各项内容 [6]。
在修纂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及时请求解决，五月七日，范冲等言：“今来将已降指挥宗正司取索报到宗室等家状，与本寺丞孙纬收到从来宗支等文字一处参照，编类修纂……其使不足，申乞接续支降” [6]。范冲与宗正寺的同僚将所得到的资料认真核对，确保无遗漏，无错误。工作也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各种开支和人员配备也一应安排妥当。范冲参与编纂的《仙源庆系属籍总要》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宗室的系统，为后世修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除此之外，范冲也奉命为司马光的《记闻》编类，《记闻》是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后记》所作的长编式的资料汇编，正如李焘所说的“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资治通鉴)后记》之具也”，在书写上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是” [7]。编类《记闻》无疑也为范冲重修《神宗实录》提供了史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习了司马光首创的编写历史的方法——长编法和考异法，并在具体的修撰中加以实践。
除了奉命编写史书之外，范冲独自撰写的史书还有《范太史遗事》1卷、《范祖禹家传》8卷、《宰相拜罢录》24卷以及《要语》1卷，可惜的是都已经亡佚，在其他史书中零星可见记载。
范冲在延续范氏家族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子范仲熊继承其史学传统，参与修史，著有《北记》，此书虽佚，但是其内容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有所保留。范氏后学中有任馆阁职务者，侄子范仲艺秉承家风，历任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实录院同修撰等官职，成为华阳范氏第四代史学典范。范仲黼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等职 [8]，不仅在理学上造诣颇高，也继承了家族的治史传统。
范冲能够重修实录，参与修纂皇族谱牒，说明他的史学才能得到了皇帝和时人的一致认可。奉命编修官方史书和编类司马光《记闻》的经历为范冲私修史书提供了史料来源以及方法指导，家族所传承的治史方法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实践和进一步的丰富完善。
2.2. 范冲选择史学道路的原因
成都范氏家族是史学世家，范冲作为家中长子，受到父辈的影响更深，具有继承父辈事业的责任和使命。
父辈的交游圈对范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曾祖父范镇和父亲范祖禹与司马光的交游，范冲的学术选择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很深。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 [4]。从范镇开始，范氏家族就与司马光处在师友交游圈内了。司马光很早便已经认识范祖禹，曾说“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他十分欣赏范祖禹，认为其“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且“好学能文”，世所罕见，自己“远所不及”，在神宗面前举荐范祖禹，“使之供职秘省” [9]，祖禹得以入局与其同修《资治通鉴》，在学问道德上受到司马光指导，两人之间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范祖禹曾感念司马光恩情：“教诲成就，义兼父师” [10]。在生活中司马光将范祖禹视为家人，“事无大小必与公议，至于家事，公休(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亦不自专，问于公而后行” [3]。
范祖禹与司马光在政见上也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王安石新法。在元祐年间第一次修纂《神宗实录》时，范祖禹就“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 [4]，因此被王安石女婿蔡卞记恨，最终被贬死于岭表。在政见上，范祖禹和司马光又与理学家不谋而合，程颐曾经抨击王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坏了天下人心术” [5]。
理学家与司马光都严守礼法，并且有着同样的政治立场，理学圈子对司马光也敬重有加。出于对理学的敬仰，以及司马光对理学的偏向，范冲也与理学有着主动的接触。范冲是程颐的学生，曾经与程颐晚年高足张绎论道：“先生(程颐)昔在洛中，晚坐，张思叔诵‘逝者如斯夫’，范元长曰：‘此即是道体无穷’思叔曰：‘如是说，便不好。’先生曰：‘道须涵泳，方有自得’” [11]。可见范冲在理学上受到了程颐的指导，对道的看法也得到了程颐的肯定。
范冲肩负着司马光、父亲和理学家共同的愿景和期望——打倒王安石。高宗将重修重任交于范冲：“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 [4]。心系旧党的范冲得到了机会，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给予王安石一个盖棺定论，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认为“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圣德，焕然明白”。面对高宗问及有人重提行王安石法度，范冲的回答毫不留情：“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 [5]。事实上，范冲通过重修实录很好地完成了批判王安石这一任务。
范冲作为家中长子，在学术道路上更多地受到父辈的影响，加之自身较高的史学素养，机缘巧合地得以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因为在礼法上一致的认识，以及史学上的师承关系，范冲的父辈与司马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再加上司马光倾向于理学，范冲热心钻研理学，范冲对司马光的钦佩之意更甚。长期的耳濡目染以及家族与司马光的接触，使得范冲受到了司马光史学的深刻影响。
3. 范温的文学成就及其原因
范温(约1070~1125)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潜溪诗眼》是宋代著名的诗学评论著作，能够体现范温的文学素养，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温能够在文学上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其从幼年开始就处在苏轼门人的交游圈中，以及自身的文学才能。
3.1. 范温的文学成就
范温继承了家族的文学渊源，并且深受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影响，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学批评著作《潜溪诗眼》上，这本书由一条一条的论诗条目组成，对人和诗不作详细阐释，论诗尊杜重法，代表了江西诗派初期的诗学观点。范温也把自己的诗论见解、审美标准置于诗本身的记述之中，语言浅显易懂，通过《潜溪诗眼》可以更为清晰地知道当时的诗论宗旨。书中主要包括韵论和诗眼论，钱钟书先生最先注意到范温在韵论上的贡献，“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挈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 [12]。对范温有着颇高的评价。范温对韵论进行了发展，他总结了前人对韵的各种定义，并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否定，提出了自己对韵的理解：“有余意之谓韵” [13]，同时将其包含范围扩大到诗、乐、书、画等多种领域。范温的韵学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溪诗眼》一书已佚，但是郭绍虞先生整理出了辑佚本，可供学界研究。这本书深受黄庭坚的影响，“诗眼”二字就与黄庭坚诗学“字字有来处”的字句锤炼相契合。黄庭坚对这个门生也是甚为满意的，称赞“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无可柬” [14]。认为他的言行合乎君子之道。范温对于老师黄庭坚的诗论主张也十分推崇，《潜溪诗眼》“所述大抵多本师说，条绪井然” [15]。
范温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家族的文学传统对其后辈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史学上颇有建树的范仲艺，其文名更盛。陈亮曾称赞他“文章议论为时宗工” [16]，而当时诗界著名人物杨万里也时常与之“握手论文”，对他的诗“口诵心藏而不能忘也” [17]，折服于他在诗学上的才能。他也与“其文擅于当世” [4] 的陈傅良交流颇多，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词文章。范仲艺赴任时，陈傅良以所赋之诗相送，他们之间不乏书信诗词往来。 [18] 同辈的范仲圭被时人王夷简赞赏为“吾蜀大儒，抱负醇正，学问鸿博，根本六经”，在文学上深有造诣，“诗于文章最为难事”，范仲圭“尤工于诗”，能够继承先辈遗风，“视其家三大老(范镇、范百禄、范祖禹)为无愧” [19]。
范温重视文学也影响了南宋诗坛。范温作为黄庭坚的传人，承袭了黄庭坚的风格，其成书于北宋时期的诗学评论著作《潜溪诗眼》对江西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温是吕本中表叔，在吕本中的《紫薇诗话》中有所提及，吕本中在诗学上的成就在某些方面受范温的影响。范温颇为看重句法，认为“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 [13]，诗歌字词的不同安排，能让诗歌展现出不同的韵味。范温在论句法时尤为推崇黄庭坚以及杜甫，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为宗是江西诗派诗学批评的特点。吕本中在论句法时，也与范温一样多次提及黄庭坚和杜甫，认为“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这与范温所主张的“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异曲同工 [13]。
由此可见，范温在诗学上深受黄庭坚影响，其诗学评论著作《潜溪诗眼》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范温选择文学道路的原因
范温作为范祖禹的儿子，虽然没有选择史学道路，但是却继承了文学的血脉。其父范祖禹与苏轼关系匪浅，与苏门中人过从甚密。因为父亲范祖禹的关系，范温从小就处在与苏轼门人的师友交游圈中，受到苏轼门人的悉心指导。范祖禹曾“招李方叔(廌)教其子温辈” [20]，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其文深为苏轼赞赏。范温在其学术还未定型时，面对以文学称誉乡里的李廌，钦佩之情就会转化为行动，在文学上多下功夫，李廌对其的指导很可能为他在学术上选择文学奠定了基础。
范温在其诗学批评著作《潜溪诗眼》中多次提及苏轼，直接说到在苏轼的讲授下，“晓句法不当重叠” [13]。文中两次称赞“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 [13]。范温的学术受到了苏轼命意观的影响，在书中时常分析诗词的立意。苏轼在开封的时候，“每谒范纯夫，子孙环绕，投纸笔求作字” [2]，苏轼来到范祖禹的家中拜访，面对文学大家，范温和其他范氏子弟一样，对苏轼有着仰慕之情，自然不会错过讨教问询的好机会。苏轼曾在写给范温岳父秦观的信中提到“梦得之有子为不死也” [2]。对范温的欣赏溢于言表。
李石曾经说“苏范世好，兄弟雍睦” [21]，两家是同乡关系，但是更多的是文学上的惺惺相惜和长期交往所建立的深厚感情。苏轼对于范温十分关怀，其父范祖禹在绍圣五年(1098年)去世后，苏轼曾给范冲写了十三封书信。这些信并非写给范冲个人，而是写给兄弟二人。信中频繁出现“昆仲”以及“呈此纸令弟”，劝兄弟二人节哀，自立自爱，“惟昆仲金石乃心，困而不折，庶几先公之风没而不亡也” [2]。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在信中苏轼哀叹“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杰耶!”范温的岳父秦观也去世了，两年之内父亲与岳父相继去世，范温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尽管苏轼也身处恶劣的环境，依然不忘写信劝慰范温。苏范两家之间经过长期的交游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遇到挫折时这种感情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对于范温的文学修养提升最大的是黄庭坚，黄庭坚与眉山苏氏的联系密切，范温自然也会有很多接触到苏氏家族的机会。范温师承黄庭坚，跟随黄庭坚学诗，风格与黄庭坚几乎一致。吕本中曾谈到：“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 [22]。在婚姻方面，范温是秦观的女婿，并以此为荣，其学术也受到秦观的影响。黄庭坚和秦观都是苏门中的佼佼者，在文学上成就卓著，与张耒、晁补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在与苏轼门人的接触中，范温受到了苏氏学术的深刻影响。
除了受到苏门名士的文学指导，范温与同辈的苏学传人也不乏交流，苏轼的幼子苏过、秦观之子秦湛都与范温交往甚密。范温与秦湛交好，黄庭坚曾以诗“秦范波澜阔，笑陆海潘江” [14] 说明了两人关系密切。这句诗化用了南朝钟嵘《诗品》中的“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说明范温与秦湛常在一起探讨文学。两人之间的交游也是促成秦范两家联姻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文诰曾说“梦得即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长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审矣。其子湛，极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 [23]。两家实现婚姻上的结合之后，范温同秦湛接触更多，秦观去世后，范温与秦湛护送其丧北归，“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护丧北归，其婿范温候于零陵，同至长沙，适与山谷相遇” [24]。在护送途中，除了在失去亲人上的互相安慰，必定也有文学上的切磋。
范温在文学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可能是由于少年时期李廌为其奠定的文学基础，以及处在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所组成的以擅长文学著称的学术交游圈，当然，其自身的文学才能也不容忽视。
4. 余论
范冲与范温学术倾向的选择除了受到家学与交游圈的影响，与二人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编修史书需要史学家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能够据实而书。范冲能够“专史笔”，主要是他“讲明是正”的功劳 [10]。他在重修《神宗实录》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偏私旧党，就将原来的版本全部销毁，而是保留了墨本和朱本的旧文，可以看出范冲严谨的性格。胡昭曦先生认为李焘在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能够见到多次修撰的《神宗实录》，范冲存史功不可没 [25]。
范冲求实谨慎的治史态度在其编类司马光《记闻》时更为清晰。考虑到司马光“平生记录文字甚多”，战乱之中，“所存无几”。但是司马光颇具盛名，其“书已散落于世”，上至公卿，下至平民，皆有议论。在编类的过程中，范冲保留《记闻》的原貌，“据所录，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 [5]。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是严谨的治史态度。
范冲曾写下“七不言，七不可”的座右戒以自警：“一、不言朝廷利害，边报差除……七、见人富贵，不可叹羡诋毁。凡此数事，有犯之者，足以见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书以自警” [26]。范冲写下此座右戒，对自己在朝廷为官、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与人相处等方面严格要求，修身养性。座右戒体现了范冲的谨重，在言行举止上一丝不苟，与史学的严谨要求相契合。他“名德老成，极天下之选”，在给皇帝讲论《左氏春秋》时，“敷衍经旨，因以规讽”，得到皇帝赞赏“德行文学，为时正人” [4]。正直敢言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条件，能够详细记录，还原史实，并且给出客观的评价。史学也需要史官纵贯古今，范冲是一个博学之人。吕颐浩曾称赞范冲“世德硕学，徊翔列卿” [10]，钦佩之意溢于言表，高宗也曾提到范冲是“敦厚博硕之士”，对这个“名臣之后”评价颇高 [10]。
与史学严谨的性格不同，文学更为生动，喜欢文学之人大多活泼幽默、爱憎分明。苏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轼为人放荡不羁，严守礼法的范祖禹就不能接受，“东坡好戏谑，言语或稍过，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 [3]。范温虽不似苏轼一般放荡不羁，但也具有文人幽默的个性：
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闲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逮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 [27]。
可见范温谦恭儒雅，在侍儿歌唱秦少游诗词时，认真聆听，不发一言，在别人问及时，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在介绍自己时，也不失幽默风趣，考虑到在座诸人对秦观的诗词更为熟悉，不直接点明身份，而是叉手而立，骄傲地用“山抹微云”来形容岳父秦观，达到了众人皆倾倒的目的。
范温也是一个不拘小节，敢说敢做之人。他对于时人的不当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我不解今时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诡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 [27] 可以看出范温是一个坦诚、爱憎分明之人。范温敢说敢做的性格对于《潜溪诗眼》的写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敢于批评，善于评价。
虽然范冲与范温同为范祖禹后代，但是二人在学术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范冲在史学上颇有建树，范温在文学上成就斐然。本文对二人文史异辙的情况及其原因的探析，还比较粗浅，比较单薄，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发掘资料，做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