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物质性的困境。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陈露，2016)。
为了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童伴计划”，在每村招募一位“童伴妈妈”，为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持久关爱的“家”(刘星，2016)。每位童伴妈妈负责所在村百余名儿童的，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福利、安全、健康等问题，为其带来温暖和陪伴。
早年对英国二战后无法得到父母照料的孩子的研究表明，缺乏父母陪伴的儿童会在情感、智力和语言发展中遇到障碍，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更依赖于成人、对彼此更有侵略性，沉溺于更多的幻想和自我满足，而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位可以给予其关爱的照料者，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Burlingham & Freud, 1944)。由于童伴妈妈的角色类似于“照料者”，因而我们推测，童伴妈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爱的缺失。
然而，童伴妈妈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高工作负荷与高情绪耗竭水平存在关联(Løvgren, 2016)，而照料者的情绪耗竭会导致其工作表现的下降，而这也会对被照料者产生负面影响(Bekker, Croon, & Bressers, 2005)。由于每位童伴妈妈需覆盖全村百余名儿童的全方位照料工作，并将与之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因而童伴妈妈也可能由过多的精力与情感投入带来的心理压力与情绪耗竭问题，从而可能影响到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面向江西省乐安县的童伴妈妈，围绕项目日常工作情况开展访谈，试图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的工作困难与心理状况。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了江西省乐安县的3位“童伴妈妈”，她们分别来自浯塘村、航桥村、南边村。更详细受访者基本信息将在结果部分进一步呈现。所有受访者均获得了一份纪念品作为报酬。
2.2. 研究材料
本次调研针对的大致内容为童伴妈妈在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遇到的困难因素，现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工作动因这两方面。对3位童伴妈妈采用了自拟的针对其工作困难、社会支持与工作动因的访谈提纲。其中，工作困难这一方面主要涉及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沟通困难以及对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困难。
2.3. 访谈过程
本次调研为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用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对受访者进行提问并适当进行追问。访谈时长预计在1小时左右。
访谈者与受访者在约定好的特定时间和地点见面，访谈开始前，访谈者向受访者解释访谈内容仅用于科学研究，对其个人信息将予以保护，并告知受访者访谈将会全程录音，征得其同意。
2.4. 资料整理与访谈编码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录音誊录成文本并进行校对，采用现象学呈现和类属分析的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3. 结果
3.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共有3位童伴妈妈参加了正式访谈，其基本信息呈现在表1中。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3.2. 工作困难
3.2.1. 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困难
童伴妈妈在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过程中，会因为与其在养育观、教育观方面的不同，而对孩子教养的问题上出现沟通困难的现象。
(童伴妈妈A)
受访者：家长(对你说的话)没什么反应是觉得你说的没什么道理，那就只能和小孩子说了。也不可能直接家长说你这样不对，家长行不通和小孩子说，小孩子说不通和家长说。
访谈者：教育方面你会和家长宣传,尽量要把孩子的教育重视起来？
受访者：也会去说。但是有的家长会说，他不读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不怎么重视教育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童伴妈妈B)
受访者：上次我和他奶奶说了，看情况你就平时让他写作业，两三天让他来一个上午怎么样。之前来过(童伴之家)几次。我们也要尊重监护人的意见，不能说拉着人家孩子来。毕竟他担心孩子出问题。
当然，有时即便童伴妈妈和主要抚养人沟通还算顺利，家长表面上认可了童伴妈妈的观点，但由于观念上的根本差异，童伴妈妈也感到沟通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童伴妈妈C)
访谈者：咱们这边工作的时候，家庭里会不会有这种(男女观念)？
受访者：很明显的是不会，每家每户小孩子也不多，最多也就三个，两个比较正常。(男女观念)多少会有一点，不会说太明显。
访谈者：您会和家长沟通吗？
受访者：会啊。我上次在童伴之家碰到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因为他小就这样。和他家长说，一些无理的要求不能去满足他(家里的男孩)，家长说，那好吧，对，是这样。
而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能使其心理健康发展的环境，童伴妈妈除了进行自己常规的工作之外，甚至需要帮助处理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事务。
(童伴妈妈B)
受访者：我们地方上有的人会家暴，这个如果发现了，我们肯定跟他家长沟通的。
访谈者：家暴我们一般会怎么处理？
受访者：我们和(孩子)父母沟通，说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以沟通为主。
(童伴妈妈C)
受访者：我跟她妈妈说过很多次了，不要说哪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哪个孩子不是，但是她不能接受我的观点。她妈妈买东西总是这样(偏袒)，我也没法。我也总跟她交流，她有时候买衣服，三个小孩，她就买一件。我说你一年要是买三件的话，还不如一年买一次，每人买一件。她就说我只管大的，她说当时协议上是这样说的。
3.2.2. 对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困难
童伴妈妈工作覆盖的孩子数量大，而其工作内容更是几乎覆盖了父母的角色，因而她们有时难以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与此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区分工作与生活，投入太多感情的问题。
(童伴妈妈A)
受访者：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每个月走访一次或几次。我村里的孩子很多，有600多个小孩。
访谈者：一个“童伴之家”有好多孩子，会不会觉得好烦啊受不了了？
受访者：还好，孩子也知道(情况)。之前会没事和我聊天，发个视频过来，视频会先聊一会，也不会一直陪他们聊，会告诉他们，童伴妈妈现在有什么事情了不能再陪你聊了，你现在可以去找你的小伙伴玩。下次的话，可以在开放的时候到童伴之家找我玩，我会等你们的。也是委婉地拒绝他们吧。
此外，童伴妈妈照顾的孩子的年龄跨度较大，而不同阶段的孩子的情感需求不同，因而同时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求被忽视的，往往是年龄较大的孩子。
(童伴妈妈B)
受访者：有手机的大一点的孩子，你叫他来，他就觉得没意思，你那个小游戏没意思。除非全部让大孩子一起搞活动，和小孩子一起玩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很幼稚啊？
(童伴妈妈C)
受访者：大孩子会来，来这唱歌听音乐，但做游戏不参与，觉得太幼稚了。(大孩子)主要是要我的手机，给他们搜音乐。
童伴妈妈也会面临留守儿童的家庭关系问题，如家庭的婆媳关系矛盾。童伴妈妈在难以改善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教导孩子自己去解决家庭矛盾。
(童伴妈妈C)
受访者：那天我陪她去学校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这里接她，她就跟她妈妈打电话，就在旁边说她奶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面我就跟她交流的时候，还是跟她说了很多，有些话什么应该跟妈妈说，什么不应该说，这个要自己掌握。
访谈者：这个会跟她说？
受访者：嗯，就是我会跟她说什么话应该说，我说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你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关系要好，你们才有好的环境，你们才家庭和睦，你们才能有好的生活，所以我会跟她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3.3. 社会支持与工作动因
3.3.1. 现有社会支持及其欠缺
在童伴妈妈的工作环境中，得到了来自于孩子、家长、家庭和村委会等基层职能部门的支持，共同构筑了童伴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工作中，童伴妈妈常常能感受到来自儿童及其主要抚养者的配合、尊重与感激。
(童伴妈妈A)
受访者：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和哥哥姐姐玩，他们叫童伴妈妈，小孩就觉得特别亲热，就会自主的叫。
(童伴妈妈B)
受访者：我觉得做童伴妈妈比做妇女主任更得到尊重。因为关系到家长的孩子。经常和他们家访，和他们讲讲安全的知识，他们会说：“你经常来看，谢谢你，谢谢你。”
由于能同时兼顾到孩子与家庭，童伴妈妈也会受到来自自己家庭的支持。
(童伴妈妈A)
访谈者：您家里人还是会给您情感上的支持？
受访者：是的，我家里人还挺支持我的工作的。
童伴妈妈也表示大多时间能得到村委会等基层职能部门的支持。
(童伴妈妈A)
受访者：刚开始我也不认识人，是我们村委会的村主任带着我去走访。他会联系每个村村小组的村长，带着我们每家每户去入户走访。
但是，童伴妈妈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些由社会支持的缺乏而带来的阻碍。
一方面，儿童抚养者可能由于其自身的不合理期待，无法理解童伴妈妈的工作。
(童伴妈妈C)
受访者：有时候去家访，去家里做知识宣传，给他们一些关爱，家长就问“有没有钱发啦，有没有什么东西发啦”，走访碰到一户这么问了。他们想的就是物质方面的，如果是精神和教育方面的可能不觉得你是在帮扶他们。
另一方面，由于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工作，童伴妈妈们无法获得正式的编制，也没有“五险一金”的保障，这使得她们对未来的工作前景会有一定的担忧。而在工资方面，童伴妈妈也仅有微薄的志愿者津贴补助。
(童伴妈妈A)
受访者：一个童伴妈妈项目点一年有5万的活动经费。一切都包括在里面，布置场地、配备物资、购置书籍、消耗品、培训经费、工资等等。我们工资是每月一千多。
(童伴妈妈C)
访谈者：如果政府能给到我们更多的支持，比如有“五险一金”就更好一点，我们这只有补贴和平安保险，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编制。
受访者：也就是希望保障上能做的更好一点？
访谈者：对，而且扶贫基金会是三年的计划，三年以后我们也没有(安排)。
3.3.2. 工作动因
在童伴妈妈的实际工作动机中，来自内源性的人际归属感、助人的意义感与被认可的成就感等占据了首要的因素。面对儿童的特殊工作性质，为儿童带来成长和帮助的满足也支持着童伴妈妈的工作。
(童伴妈妈A)
受访者：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啊，工资虽然不高，但是觉得做这个有意义吧。你从不认识，到一去他家，天热会给你切西瓜吃，这就比较有成就感了。经过你的努力，平时的走访啊童伴之家的活动啊，和他家小孩的距离拉近了。走到村里都会有认识的人，会和你打招呼，你去他们家里都很客气，说来坐来坐。看到这个就感觉还行，所以愿意坚持做这样的工作。
(童伴妈妈C)
受访者：我就觉得可以为儿童服务，能关爱到孩子，还有一点补贴，就觉得(这份工作)挺好的。时间也是比较自由，家访时间我可以自行安排。
也有童伴妈妈谈到，对留守儿童经历的感同身受唤起了自己的助人动机。
(童伴妈妈A)
受访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小时候，爸妈也出去打工过几年，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可怜，所以能够感同身受。在家真的好无聊，自己一个人坐在家里。做童伴妈妈，能有这样一个项目，让村里的孩子无聊的时候有一个去处，丰富一下课余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访谈者：也就是说您自己以前也是留守儿童？
受访者：对，我自己体验过，确实不大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这份工作就挺好的，自己心理上觉得在做积极有正能量的事情。
此外，童伴妈妈工作的性质意味着她们可以留在家乡照顾自己的孩子，同时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这也促使了童伴妈妈们选择这份工作。
(童伴妈妈A)
受访者：我在县城工作，他们在乡下，后来怕儿子照顾不过来，孩子太调皮，被婆婆宠得难以管教，我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回村里当了童伴妈妈。
(童伴妈妈B)
受访者：(工作)比在外面出去打工和在家里种地也稍微舒服一点，时间比较自由。
4. 讨论与建议
4.1. 童伴妈妈的工作意义与现有成就
从对以上3位童伴妈妈的访谈来看，童伴妈妈在现有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童伴妈妈对留守儿童的照料中，其工作内容几乎涉及了留守儿童的方方面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学业辅导、情感支持等。而与留守儿童的家长就家庭暴力问题等进行沟通和处理，也体现出其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加有利的成长环境而付出的努力。而童伴妈妈的工作目前也得到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政府有关人员的尊重与支持，这也表明了社会各界对童伴妈妈项目对留守儿童现实意义的认可。
在关照留守儿童的同时，几位童伴妈妈也均表示，现有的工作不仅满足了自己助人与被认可的内在需求，同时还允许自己更多地兼顾家庭与孩子。因而，童伴妈妈项目确实一定程度上帮助童伴妈妈群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同时满足了留守儿童与童伴妈妈的不同需求。而如童伴妈妈A提及的“在工作与家庭间做出权衡”的自身就业选择经历，对于当地留守儿童父母的回归及增强对儿童养育的重视，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2. 童伴妈妈工作中的现存问题
尽管童伴妈妈现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专业性不足与客观条件限制等原因，童伴妈妈目前的工作仍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童伴妈妈对于家庭的专业知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童伴妈妈介入留守儿童家庭关系时，其与孩子的不当沟通与教育，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如童伴妈妈C在教导孩子如何化解妈妈与奶奶的关系时，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卷入到孩子、妈妈与奶奶的“三角关系”中。家庭系统理论中的“三角化”概念表明，当孩子卷入其他家庭成员关系冲突时，家庭关系的问题则可能投射到其自身的问题行为上(Bowen, 1978)。因此，童伴妈妈不应期待孩子成为家庭关系问题“调解者”，否则可能将可能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相反，童伴妈妈应告知孩子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以避免孩子感到内疚。
其次，由于童伴妈妈覆盖留守儿童的年龄跨度较广，对照料需求更低的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受到了童伴妈妈较少的关注。然而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的抑郁症状在发生频率和普遍性上会出现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处于缺乏父母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刘恒，2004)。因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4.3. 童伴妈妈的工作困难与情感耗竭
从对童伴妈妈工作困难的调查来看，无论是由于基本观念差异而引发的来自家长的消极反馈，还是由于来自众多孩子的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超出其承受范围的情感压力，进而对童伴妈妈自身及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均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不明确的工作角色与更高水平的情感耗竭存在关联(Løvgren, 2016)，因而过于繁杂且覆盖面广的工作内容可能使童伴妈妈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情绪耗竭。加之童伴妈妈与众多孩子均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这同样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过大的工作负荷与情感压力。
而在童伴妈妈讲述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支持的部分，但深入分析，这种社会支持并不充分。家长更多渴望的是童伴妈妈无条件地帮助其履行养育职责，以及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支持，如安全问题与经济补助；而当童伴妈妈对抚养者有期待与要求，如关于孩子教育与偏爱问题时，则往往难以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即便这些建议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有研究表明，医生合理的治疗方案无法被病人采纳，将引发其更高水平的工作倦怠(Sundin-Huard & Fahy, 1999)；而童伴妈妈的家庭教养“处方”常常被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拒绝，则可能加重童伴妈妈的情感耗竭。
4.4. 关于对童伴妈妈的社会支持及其欠缺
正如童伴妈妈A所说，在与孩子的沟通中要懂得“委婉的拒绝”，而这种对于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意识，一定程度上也是童伴妈妈应对情感耗竭的一些自我保护性的行为。对于童伴妈妈的这种行为应充分理解，而解决留守儿童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问题，更好的办法应是增加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并给予其足够的社会支持。
然而从对童伴妈妈的访谈结果来看，其现有的社会支持仍然存在一些欠缺。首先从物质保障的角度上，童伴妈妈并没有获得充足且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在情感支持方面，虽然她们也受到了自己家人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的情感支持，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支持则并不充分。而与之相应的，童伴妈妈目前的主要工作动机也多是助人与奉献爱心，这也需要更加充分的社会支持来维持。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护工的工作表现有积极作用，且能够帮助其提升照料的质量(AbuAlRub, 2004)。因而，对于承担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童伴妈妈们而言，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帮助其缓解自身情感耗竭的同时，也将有利于其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工作。
4.5. 对政府建设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的建议
首先，当前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主要依靠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而政府有关部门尚缺乏关照留守儿童的政策，因而，留守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长远发展，还需要更多政府力量的介入。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对于帮扶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而言，客观上起到了提供切实可行的模板与方案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更为优厚的福利政策，让以她们为代表的社会工作者能更加自信、坚定她们的选择，则需要政府从政策与财政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总结目前如童伴妈妈项目等取得一定成效的社会工作项目，将制度性的帮扶方案纳入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中，并主动为留守儿童相关的社会工作“买单”，以确保此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指导方面，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建设更加完善的体系。在涉及留守童儿心理健康，特别是涉及到其家庭关系问题的社会工作时，还需要更多有关于儿童发展心理学与家庭系统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指导，因而，政府应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人员提供更具专业性与针对性的培训，学会把控好自身能力范围与界限，并招募更多专业人士参与有关工作。
最后，留守儿童社会工作者所承担的心理压力与情感负荷，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来缓解。如有研究表明，护理人员感受到来自同事的支持同样可以降低情绪耗竭水平(Løvgren, 2016)。因此，未来政府在完善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时，也应注重完善同事间的支持体系，如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者提供同事互助与支持的平台，并从学校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留守儿童相关工作者入手，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基金项目
J1103602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项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