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形象的媒体话语建构——从污名化到信任危机
Studies o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eachers in Elementary Middle Schools—From Stigmatization to Crisis of Trust
DOI: 10.12677/ML.2020.86131, PDF, HTML, XML, 下载: 459  浏览: 730 
作者: 王秦芹, 郭 松: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教师形象污名化CDA Teachers’ Images Stigmatization
摘要: 以“阜宁师范小学”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本研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网络媒体所建构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及其话语策略以及中小学教师污名化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发现,在“阜宁师范小学”事件中,网络媒体通过标题、谓语指示策略、互文性等手段将中小学教师群体塑造成“残暴专横”“道德缺失”的形象。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角色、网络媒体的偏见性报道等因素与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和社会对教师的信任危机密切相关。
Abstract: Based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aking the report of “Funing Primary School” as da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age of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constructed by network media and discover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ocial context behind stigmatization in three levels: text,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event of “Funing Normal Primary School” strategies like titles, predicate strategy, and intertextuality are used to construct teachers’ images of brutal and moral deficiency. Stigmatization and crisis of trust on teach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tradition of excessive positive publicity by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prejudicial reporting of online media.
文章引用:王秦芹, 郭松. 中小学教师形象的媒体话语建构——从污名化到信任危机[J]. 现代语言学, 2020, 8(6): 946-95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6131

1. 引言

教师形象是教师群体的行为方式、精神面貌、生存状态等给人们留下的整体性印象。“园丁”“水桶”“灯塔”“春泥”等事物常常被用来暗喻教师形象,教师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然而,近年来教师体罚学生、腐败乱收费的负面新闻频频出现。一直以崇高光明形象示人的教师不再权威,教师的正面形象受到严重的冲击。

教师形象的构建不仅与政策、文化、教师职业身份、社会道德取向有关,话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不同阶级的民众通过自媒体平台广泛参与到教师形象话语的构建中,网络媒体更是担任着大众传播的角色。然而一些网络媒体对近年来教师相关事件进行不客观、不公正报道,极易助推大众对教师群体污名化。因此,研究网络媒体对教师形象的话语构建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它可以消解大众对教师群体的污名,另一方面它可以减轻家长、公众对教师以及学校的信任危机,避免二者逐步走向对立的局面。

批评话语分析是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语言研究。许多语言学者已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群体形象构建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刘文宇和王英杰(2018)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探究报纸如何用话语建构“海归”身份 [2];刘文宇和李珂(2017)从社会认知的视角,探讨老年人身份在我国主流报刊与微博中的话语建构差异 [3];姚晓东和李春宇(2018)通过分析由于媒体叙事话题聚焦偏颇而造成对乞丐的再边缘化效应 [4];朱桂生和黄建滨(2018)以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说明媒体在建构青年医生群体时使用的话语策略 [5]。

2. 理论基础及研究来源

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对话语实践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 [6]。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具有多样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有:费尔克劳的社会文化分析法,福勒的批评语言学,沃达克的语篇—历史法,以及梵·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法。费尔克劳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任一一个话语都是由语篇、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 [7]。沃达克认为话语策略是为实现特定目的,在语言使用方面运用的方法。话语策略可以分析话语中形象的建构方式 [8]。

2. 研究来源

2020年9月3日,盐城的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疯传:盐城阜宁师范附属小学一位老师将该校六年级一位男生打死。几大网络媒体随后对这一尚未调查证实的事件进行报道,当日其他一些网络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进行了转发。一时之间,网络媒体平台的评论区充满了对该名教师的指责谩骂和对该名学生的同情,公众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学生与学生家属,并且强烈要求对该名教师采取措施。次日,阜宁县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经现场勘察、走访调查同班级同学、法医检验,查明任课老师并无殴打等体罚学生的行为,学生的具体死亡原因还有待病理检验。本研究采用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该事件报道的文本作为语料,从语言层面探究网络媒体如何误导公众形成中小学教师“残暴体罚学生”的认知。

3. 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依托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融合沃达克的话语策略理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进行话语探究。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①在微观层面,网络媒体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小学教师形象?②在中观层面,网络媒体是如何利用话语策略操纵话语实践来建构中小学教师形象?③在宏观层面,哪些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了网络媒体对中小学教师形象的构建?

本研究分别从微观文本层面的文本标题、话语实践中观层面的谓语指示话语策略和互文性分析来解构网络媒体语言的操纵过程,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研究网络媒体对中小学教师形象的建构。

3. 结果与讨论

(一) 文本分析

对新闻标题的分析能够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提醒公众对由修辞手段搭建的“话语陷阱”有所警惕。研究显示,网络媒体关于阜宁师范小学事件报道的许多标题,如:“江苏12岁男童在校死亡:老师称只摸一下就死了!浑身多处青紫外伤”“江苏阜宁:12岁男孩在校疑遭殴打致死,涉事老师:就说摸一下”“12岁男孩被老师摸一下?全身浑身是伤死亡,家长质疑调监控被阻止”“被老师摸一下就死了?学生学校昏迷当晚去世”“江苏12岁男童在校昏倒!全身青紫送医不治,校方:摸一下就会死?”“开学两天学校发生命案,浑身伤痕累累?老师称:摸了孩子一下而已”等,都含有带有恶意的内容预设。从上述新闻标题来看,报道此次事件的新闻内容预设为:12岁男童受伤死亡是发生在学校;该名男童曾遭教师殴打体罚,致其死亡;教师隐瞒、拒不承认曾殴打体罚学生的事实,狡辩只是摸了学生一下;事后学校袒护教师罪行。显然,上述标题的内容预设极其容易诱发社会大众对涉事教师及学校的恶意揣测,例如:无辜学生遭受教师体罚致其身亡;学生家属质疑孩子死亡原因,学校袒护教师并拒绝帮助查验等。此类带有恶意内容预设的新闻标题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事件尚未查明之时,网络媒体新闻标题中的恶意内容预设将会传递给社会大众,污名化教师这一群体,使得大众读者形成相应的阅读预设。长此以往,社会公众受此类阅读预设的影响,将会形成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暴虐专横”无意识的认知,从而失去对中小学教师及学校的信任,甚至可能导致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

(二) 话语实践分析

引语是指直接引用别人的话语来描述某个事件。虽然引语可以增强文本的客观性,但是引语的选择却暗含文本生产者的立场态度 [9]。研究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的报道,发现“说话人”多为死亡学生家属,然而当事人的另外一方,即涉事教师和学校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可以说,文本生产者向社会公众报道的事件描述全部是由学生家长一方的话语构建出来的。例如:(1) 死亡学生亮亮(化名)家长称,“中午回来的时候都好好的,没想到人突然就没了”(2) 家属在其遗体上发现多处青紫伤痕,胳膊,脖子,嘴巴和耳朵上都有伤痕,怀疑遭到老师殴打。(3) 亮亮家属认为,老师殴打亮亮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亮亮昏倒之后,学校就是找教导主任救助,没有第一时间将亮亮送到医院,错过了救治时机,是导致其死亡的次要原因。研究发现,文本生产者采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向读者呈现了学生家属“极度气愤”以及对事情“无法接受”的场面。文本生产者采用互文性策略将家长口中教师的“残暴专横”以及学生家属的“极度气愤、投诉无门”无限放大。这些引语极易煽动社会公众的情绪,引起读者的共情,使得社会公众义愤填膺,群体讨伐教师,从而造成了对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污名化。

话语策略可以帮助作者以语言的形式实现一定的目的。沃达克在对奥地利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研究时,提出五种话语策略:提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或淡化策略。谓语指示策略是指通过在谓语中使用带有否定意义或肯定意义的修饰语,实现对社会活动者正面的褒义或负面的贬义 [8]。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在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进行报道时,均提及学生死亡的原因。“学校找教导主任救助,没有第一时间将学生送到医院,错过了救治时间。”“学校当时没有及时拨打120救治,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没有第一时间”、“错过了”、“没有及时拨打”、“耽误了”四个动词都含有否定意义。此类带有否定意义动词的使用,将会使学校这一主体被赋予负面的评价。因此网络媒体将学校及教师彻底归结为此次突发事件的责任方,即学校及教师是造成在校学生死亡的“元凶”。其次,搜狐视频和腾讯网也提到“江苏12岁男孩开学第二天死亡,生前被老师教训”“一名男孩开学第二天突然死亡,生前遭到老师殴打”。带有否定意义的谓语动词——“被教训”“遭到殴打”的使用,将学生塑造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教训”“殴打”此类动词的受事者为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施事者均为教师。在此次事件中,学生确为受害者,但是施加伤害的人暂时是未知的。在话语策略的作用下,教师却被建构为“施暴者”形象。

(三) 社会实践分析

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产生话语偏见,话语偏见又反过来维系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10]。在“阜宁师范小学”事件中,教师被网络媒体构建成“残暴”“道德缺失”的形象。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首先教育与每一位个人和家庭都息息相关,网络媒体关于教师的报道尤其是关于教师的负面报道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关注欲望 [11]。因而中小学教师的负面事件一出现就会立刻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而由于教师负面事件报道所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教师的讨伐与谴责等社会反响又会作为新的信息源被进一步传播。教师负面事件个案从而被网络媒体传播成普遍存在的负面事件,个别教师的行为不当或道德缺失则被上升捆绑为整个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缺失,中小学教师群体从而被污名化。

其次,我国主流媒体长期大量宣传高尚的正面教师形象,社会公众就会对中小学教师群体存在更高的社会期待。教师被塑造成道德上的完美象征,加之中小学教师传道授业青少年群体这一职业因素,因而一旦出现中小学教师的负面事件,社会公众就会表现出更低的容忍度,往往群起义愤填膺,甚至有些社会公众不顾真相与事实证据,只单纯为了发泄情绪。

4. 结语

本研究以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的报道为语料,以批评性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从微观文本层面、中观话语实践层面以及宏观社会实践层面,对网络媒体建构中的中小学教师形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小学教师污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网络媒体使用带有恶意内容预设的新闻标题引发社会关注,其次网络媒体使用谓语指示话语策略建构中小学教师“残暴专横”“道德缺失”的负面形象;再者搜狐视频和腾讯网皆采用互文性策略,将学生家长对中小学教师的控诉之声放大,同时中小学教师在网络媒体报道中的“失语”加深了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程度;最后教师形象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因为教师的职业角色,社会公众对教师更高的道德期待是形成中小学教师污名化的社会因素。此外,网络媒体为博得眼球,将一些尚未证实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也对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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