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综述

Research Review on the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2020

摘要: 2020年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成果丰硕。本文按照一战前、一战时期、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述。其中冷战时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尽管政治议题依旧是主旋律，但文化议题也开始频繁亮相了。此外，亚洲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焦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美非关系史。总的来说，尽管存在差异，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几乎涉及到各个时期和主要地区。

Abstract: In 2020, researches on the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China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em chronologically by pre-WWI, WWI period, WWII period and Cold War pe-riod, and the last one was preferred by scholars compared with others. Though the political issue is still the “main melody”, the culture issue begins to step on the stage more frequently. Besides, Asia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stead of Europe and some new fields come into our sight such as America-Africa relations. In a word, despite the difference, the researches on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2020 almost cover every period and main area.

1. 引言

美国外交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2020年也不例外，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国内出版的相关专著共有四本，译著两本，发表的相关论文共66篇。本文按照美国外交史的时间段，分三个阶段对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述。

2. 二战前的美国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建国初期与英法的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对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等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孟凡的《1794年“美国西征”、反雅各宾主义与跨大西洋政治文化互动——美英<杰伊条约>新探》 [1]，该文从威士忌叛乱入手阐述这一时期的英美关系；范晨星的《“热内事件”与早期美法关系的转变》 [2] 对美法关系在18世纪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崔朝浩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联盟“棉花王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原因初探》 [3] 中对比了南北方外交的差异，分析了北方取得胜利的原因；顾国平的《美国1882年排华法的前奏：1875年<佩奇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4] 探讨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苏太华在《贸易至上：塔夫脱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的缘起》 [5] 中认为其政策反映出美国资本继续扩张的强烈愿望。赵志辉、廖朴的《柔克义与近代美国对藏政策的初步形成》 [6] 阐述了柔克义对美国的西藏政策和立场的影响。黄秀敏的《国父外交与“美国优先”》 [7] 从历史中探讨“美国优先”政策的根源。此外，一些研究成果还探讨了这一时期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策。例如，马德义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驻朝鲜外交代表在美国军事顾问赴朝问题上的推动作用》 [8] 讨论了外交代表在推动军事顾问赴朝中的作用，最终得出了没有积极的成果的结论。王晨燕的《20世纪初美国殖民政府对菲律宾传统助产妇的态度》 [9] 阐述了20世纪初美国殖民菲律宾期间对传统助产妇态度的变化并且分析了原因。

国内学者关于美国一战期间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亦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文明的《“石礼文案”与美国对华军火禁运》 [10] 认为“石礼文案”反映了禁运初期美国政府在对华飞机出口问题上的矛盾态度；王迪的《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 [11] 通过分析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得出结论：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最终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从建国到二战爆发之前近160年的时间，看似矛盾实则相互配合的“扩张”和“孤立”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两者的相互作用推动者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成为二战时期对外政策的铺垫。2020年学者们对此阶段关注度不高，并且主要集中在美中、美英和美法关系上，涉及的议题也主要是传统的政治议题。

3. 二战时期的美国外交

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段永富的《从“理想”到“现实”：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1931-1941)》 [12] 利用中、美、日等多方档案资料，把美国与伪满洲国交往的重大史实放在美国的远东战略背景下进行了考察。王睿恒的《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人对美国在华宣传的反应——跨国史的视角》 [13] 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不同群体对美国宣传信息在华传播和流动的反应和解读。杨雅婷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动因探析》 [14] 中分析了两个原因：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阻碍了美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以及避免影响对日投资的考虑。闫自兵的《美国驻迪化领事馆考述》 [15]：美国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动适应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战略需要，也开创了美国插手新疆问题的先例。杨淑慧的《1931-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研究》 [16] 分析了十年间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不同的特征，但不论其如何演变与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利益并使其利益最大化。

此外，刘国柱、陈冬梅的《“泰勒使命“与二战时期的美梵关系》 [17] 对罗斯福时期美国与梵蒂冈建立关系及其对双方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二战时期是美国走向全球扩张和世界舞台的关键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演变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2020年的相关研究不多，美中关系和政治维度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美欧关系几乎不见踪影，但出现了一篇美梵关系的研究，欧洲小国逐渐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二战开始，世界各国关系变得空前紧密起来，外交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而是有了更多的参与方和因素贯穿其中。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动一发而牵全身”势必体现的更加明显。“跨国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外交被放到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使之更加立体和饱满，但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4.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我国美国史乃至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今年亦然如此，研究成果颇丰。下面按照地区，分别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对欧洲、对美洲、对非洲和对其他地区的政策进行简述论述。

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对东亚、美国对印度、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研究方面。其中美国对东亚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中美关系今年亦然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比较多。熊晨曦的《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卡特政府对中美资产索赔问题的处理》 [18]，作者一方面承认该问题解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作用，但也认为作用十分有限；另外，薛鹏程的《论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首次推延中的美国因素》 [19] 同样选取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尼克松、福特政府的政治遗产和社会舆论、国会白宫的斗争和“集体-竞争型”的外交决策机制以及苏联的影响和总统个人偏好是产生影响的三个因素。王瑞恒在《“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中国观》 [20] 中分析了凯南的中国政策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任慈、梁茂信的《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 [21] 对19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探讨。赵殿红、袁琴的《他乡与故乡：美国华人基督教徒与公理会在华南的传教活动》 [22] 阐述了美国华人基督徒在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带入美国社会，同时将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思想理念传回祖国和家乡，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典型的“双向传播者”。王娜的《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 [23] 分析了肯尼迪政府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对华政策具有遏制和灵活的特点，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但为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姝颜的《从中美教育交流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 [24] 从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交流入手，尝试归纳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特点。冯琳的《朝鲜战争时期围绕出兵援韩问题的台美交涉》 [25]、闫兴的《战后美国对台地位的认知演变及介入政策的形成》 [26]、林冈和周文星的《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27] 就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探讨。

相比二战时期美中关系的研究，冷战时期的内容和角度更加的丰富。“政府”、“政治人物”、“移民”、“宗教”和“文化”方面均有涉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乔治·凯南的研究不在集中于其对欧政策，尤其是对苏政策，而是开始注意到之前被忽略的对华对亚政策，除了相关论文，今年还出版了一本此类研究的译著。国内学者还就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的政策进行了研究。《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1949-1955)》 [28]、《美日返还小笠原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核武器问题》 [29] 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30] 三篇论文分别从核能和粮食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日政策。《杜勒斯与美国的琉球政策(1950-1951)》 [31] 阐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遏制共产主义目标的指导下出台琉球政策的过程。邓峰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对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反应》 [32]、刘霖的《外交决策模式视角下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分析》 [33]，就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探讨。

在美国对东南亚整体的政策方面，译著保罗·希尔的《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 [34]，不仅叙述了凯南的东亚政策，而且还对其利弊和成败等进行了分析。翟涛的《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 [35] 从政策的演变、机构–媒介–目标人群、主题和形象以及效果四个部分阐述了在中美对抗的形势下，美国如何依靠文化宣传手段争夺东南亚华人华侨人心，使其心向“自由世界”，为其冷战服务的。

美印关系方面，尤建设的《果阿的非殖民地化进程与美国的反应》 [36] 认为受冷战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变化反映了其反对殖民主义具有一定的虚伪性。柏友春《约翰逊政府对印度安全保证与核问题的认知与应对》 [37] 阐述了美国与印度就核问题的互动，其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中国和苏联的因素。孟庆龙的《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 [38] 说明美国外交政策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得出结论：秃鹰和大象合流对付中国龙的概率不会太大。另外，还有李梦竹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研究》 [39] 运用一手档案资料，力图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度外交政策确立及调整的动因与进程。

中东地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是冷战时期美苏直接对抗的地区之一。张礼刚和宋瑞娟的《“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影响》 [40]、郭松的《略论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1958-1967)》 [41] 对美以关系进行了探讨。宋亚光的《“苏联的越南”：美国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 [42] 分析了阿富汗战争对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影响。另外，还有李桂欣的《沙特阿拉伯政府对美国的院外活动研究(1945-至今)》 [43] 以沙特政府对美国的院外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院外活动需求和院外活动策略为维度对其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并从中发现沙特政府对美院外活动的规律和特征。

在美国对亚洲其它地区政策的研究方面，程早霞、孙师文的《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44] 研究了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并且认为其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刘东明的《“五角大楼文件”与“五角大楼文件案”》 [45] 以“五角大楼”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为切入点分析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温强和李星然的《美国对尼泊尔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以中尼建交为核心考察》 [46] 认为中国影响了美国对尼外交政策，由于美印尼三国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差异，基于反制中尼关系发展的美国对尼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于宏源和李坤海的《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47] 认为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许卓的《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 [48] 揭露该项目的实质是借用种子援助对菲律宾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宣传，从而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黎氏安的《美国对越南外交中的宗教因素研究》 [49] 通过研究美国对越南外交中的宗教因素，来分析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越外交关系，并且进一步探讨越南的应对策略。

此外，张扬的《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 [50] 选取了“文化冷战”主题，针对“美国青年领袖项目”进行详细的探讨，涉及的区域广泛(包含亚洲地区)，时间段较长。

总之，尽管亚洲地区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重点区域，但东亚和东南亚是重中之重，其它地区涉及较少，甚至没有涉及。

欧洲向来是美国外交的重点，冷战时期更是如此。王颖鹏的《试论美英对德国科技资源的处置(1944-1954)》 [51] 认为美英对德国科技资源的联合发掘和掠夺使其基本实现了消除德国军事威胁、提高自身科技实力、对抗苏联的目标。何志龙和高成圆的《塞勒斯·万斯对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的调解》 [52] 对万斯调解的因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王道、夏亚峰在《“实力与外交”——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53] 中探讨了艾奇逊外交理念及实践过程，呈现了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王新谦《马歇尔计划声援委员会对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贡献》 [54] 分析了声援会对马歇尔计划通过的促进作用。李翠亭在《美国民主输出战略对苏联东欧国家造成的恶果》 [55] 中，阐述了盲目移植西式民主的苏联东欧国家所尝到的恶果以及美国民主输出的悖论，同时体现了当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关怀。陈茂哲的《石油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56] 分析了美国未能在稳定石油价格方面建立有关机制的原因：美国和英法等国以及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张兰的《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 [57] 分析了里根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以及背后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张扬的《培育共同经验——“继承这一代”问题与美欧大西洋结盟体系》 [58] 对新一代欧洲精英队美国外交和大西洋体系的态度以及美国对此作出的反应进行了分析。江天骄的《意大利核不扩散政策与美意核合作》 [59] 对美意关系进行了探讨。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将美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对美洲国家投入更多的关注。杨建国在《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 [60] 中，阐述了卡特政府如何在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下通过条约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美国现行宪政制度功效的两面性。李聆群的《海上挑战与地区秩序：20世纪美国处理加勒比海地区海洋争端的策略研究》 [61] 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策略，认为其具有注重战略定位和手段灵活的特点。杨晨桢的《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与美古间的秘密接触(1963-1967)》 [62] 阐释了这段时间内美古之间的关系以及西班牙在其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出发点。另外，还有黄莹的《美国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研究(1977-1981)》 [63] 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以及DNSA数据库相关文件为基础，对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缘起和具体举措进行梳理，力求展现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主体脉络，从而揭示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实质及其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影响。

冷战的背景下，非洲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美苏的对抗之中。国内学者近几年对美国对非外交政策给予关注，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王延庆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转变—以卡格纽通讯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64] 和《卡格纽通讯基地与美埃关系的兴衰》 [65] 均是以卡格纽通讯站为切入点探讨美国的对埃政策变化及其原因。李瑞居的《1963年美国对南非的自愿武器禁售政策探析》 [66] 分析了禁售政策的实施并得出结论：该政策对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影响不大。黄学渊的《美国卡特政府的南罗德西亚政策研究(1977-1980)》 [67] 探讨了1977~1980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和影响。

此外，国内学者也对冷战史研究的工具和途径进行了探讨，例如，姚百慧在《查找美国外交档案的三种思路：以冷战史研究为例》 [68] 中为读者提供了着手查找档案的三个维度：时间、机构和主题。有学者对建国70年以来中国冷战史研究进行了回顾，白建才和梁志的《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 [69] 将国内冷战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并阐述了每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

纵观冷战时期的研究，传统地区和议题蓬勃发展的同时，以往不太受到关注的小国也更多地进入到学者们的视野中，辅之以更多样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2020年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收获丰富的一年，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来看。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的研究很少。另外，学者们对于官方的档案资料较为着迷，尤其是美苏等 大国的档案，而对于同样有很高价值的私人档案、口述史料和影像资料等欠缺发掘与运用。

5. 其他

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方面，杨令侠和朱佳寅的论文《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市的学术实践与思想——以<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为例》 [70] 向我们展示了杨先生的著书历程、对美国外交史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立场。王立新教授的《有思想的历史》 [71] 收集了其治学20多年来撰写的随笔、评论和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对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思考，例如《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外交史研究的未来》、《从历史角度看中美关系》、《美国崛起后如何思考其国际角色和重构国际秩序》等，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基本涵盖了各个时期，只是各个时期受到的关注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史明显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相关研究的数量遥遥领先；另外，一战前和二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数量相差不大，虽然和一战时期相比领先，但着实不多；显然，一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冷落。从区域差别来看，传统的强势研究方向——美国对欧外交政策——的热度有所下降，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亚洲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