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明互鉴，作为2019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是指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该说法源于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内容：“文明应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提出了四点“主张”，为加强文明互鉴递交了“中国方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世界不同文明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创造出各自的丰富成果。文明多样性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源源动力，而文明相互借鉴交流是人类共同进步繁荣的重要桥梁。从文明互鉴视角看，中国图书外译项目为世界搭建了一个了解中国学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好平台。本文梳理近些年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与不足，并从阐释对外推介图书的出路。
2.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
21世纪国家和地方政府启动了各级各类外译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向世界推介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原创图书，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种、五中全会精神的重大选题图书、聚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作品，聚焦厉建设小康社会的图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等名家名作和现当代优秀图书。
这些图书外译项目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社科办层面，主要的外译项目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启动，以推介学术著作为主，译为外文在国外主流渠道发行，至今已经立项1222个(吴碧宇2019) [1]，资助25种语种，重点资助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文5种。中宣部层面，启动的外译项目主要有八个，选题以非学术著作为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于2009年启动，主要资助中国优秀外向型图书翻译并向世界发达国家与主要地区推广，至今已立项1634个，资助42种语种；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于2014年启动，主要资助中国图书翻译并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至今已立项2226个，资助56种语种；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下组织实施的，旨在让优秀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向海外介绍中国，至今已资助70部作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两个项目俗称“两个工程”：前者起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正式启动于2006年，主要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翻译费用，2009至2019年间立项3459个，资助超过50个语种，后者为前者的加强版，于2009年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至2017年立项105个，资助16个语种，两个项目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无相关的官方数据；2013年中宣部授权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主要资助1978年以来正是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前者在2014至2016年间共立项59个，结项出版26个，后者至2019年共立项130个，出版结项97个，资助26种语种，且于2019年成为专项并入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地方启动的外译项目其选题更侧重于宣传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图书，以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例：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于2013年启动，资助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在海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计划资助英，法，西班牙，俄，德，日，韩，阿拉伯文8种语种，但于2014年终止，因此共资助图书仅6本；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于2015年启动，支持优秀外籍译者译介中国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至2019年共资助24本图书，资助9种语种。这些外译项目所取得的成绩见表1。
Table 1.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表1. 21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立项成果
由表1可知，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的数据缺失最严重，可见此项目的关注度不高，为确保研究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本文再对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相关新闻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由中宣部组织实施，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出版项目(多为文学作品翻译为外文在海外出版推广)，对外展览项目(多为画册等展示类作品)。对外出版项目又是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任务类出版与对外采购类出版，见图1。对外推广项目申报的作品需要能传播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及中国价值。全国各地皆可填报申报表申报，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并报中宣部领导批准后，通过的项目得以在海外推广。(信息来源：河南大学新闻网)
Figure 1.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exhibition
图1. 对外出版与展览项目构架图
根据网络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有不俗成绩。2019年959个项目申报，其中46个入选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数据来源：女性之声百家号)；2020年受理项目共1268个，其中对外出版项目申报1071个，展览项目申报197个，经过审核，最后立项147个对外出版项目(51个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96个对外采购类出版项目)，8个展览项目。(数据来源：河南大学新闻网)可见表2：
Table 2. The declaration and selection data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exhibition in 2019, 2020
表2. 2019, 2020年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申报及入选数据表
Table 3. The selected books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in 2019
表3. 2019年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图书数据
以中国外文局出版发行事业局，2019年有14个项目入选，其中对外出版项目13个(对外任务类项目7个，对外采购类项目6个)，展览项目1个，可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的图书中，入选对外出版项目的图书远远多于入选对外展览项目的图书；此外，部分入选的图书中多数是从政治层面谈中国历史与中国建设，由此进一步证实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设立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各外译项目自实施以来成果丰硕，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两个工程”中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中的对外出版项目立项数目十分庞大，可见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3.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困顿
文明互鉴要求外国文化“请进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而对外推介中国优秀图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之一。不过，从“文明互鉴”视角研究“外译”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在知网上选择“学术期刊”，在“文献分类”中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设置“关键词：文明互鉴”AND“关键词：外译”，时间范围设为“2019~2021”，“来源类别”设为CSSCI，点击“检索”，检索结果为0。
由此不免产生疑问，近几年“文明互鉴”究竟是从哪些领域得到阐释？这些领域又是如何占据学界研究的主流而中国图书外译却无法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图书外译又是否能借鉴这些领域的经验？
本文再次借助知网，上述搜索条件仅去除“关键词：外译”，其余保持不变，再次检索，得出29篇文献(时间：2021-01-12晚)，逐一解读后可根据研究视角将这29篇文献分为四类：政治角度(13篇)，艺术角度(8篇)，宗教角度(6篇)以及文学角度(2篇)。所占比重可见图2。
Figure 2. Proportion of fields in research results
图2. 检索结果各领域比重图
以下是对这29篇文献的具体解读：
政治角度(13篇)：
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刘泓(2019)，刘晓婷(2019)以及柴尚金(2019) 5篇的研究都涉及文明互鉴与推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其中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主张“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文明相互理解，交流和互鉴 [2] [3]。刘泓(2019)，刘晓婷(2019)，柴尚金(2019)主张文明互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力量 [4] [5] [6]。
陈立生(2019)，尹锡南(2019)，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 3篇从具体实例分析文明互鉴。陈立生(2019)基于广西文化“走东盟”的实践与成果探讨其中的优势与短板，提出创新路径：精准目标，打造文化品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7]；尹锡南(2019)基于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中的负面因素制约提出对策，旨在完善中印交流机制，促进中印文明交流互鉴 [8]；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以中巴经济走廊为背景探索中巴文化产业合作的新路径：以文明互鉴为基础，坚持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 [9]。
其余5篇研究虽都为政治层面研究，但不尽相同。范鹏，李新潮(2020)认为蕴含在“文明互鉴论”中的中国文化立场主要是“和而不同”，“交通成和”，“并育不害”和“通而不统”，文明互鉴有利于中华文明“走出去”，也有利于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10]；孙英，杨扬，田祥茂(2019)从动理论角度分析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外生动力，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地位 [11]；曹顺庆(2019)指出西方中心文明观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应当以史为鉴，让世界文明平等交流互鉴 [12]；沈甜玲(2019)提议我们要尊重不同文明，深化文化交流，实现文明共同繁荣与发展 [13]；向云驹(2019)指出中华民族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互鉴，我们将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努力创造光耀的中华文化 [14]。
艺术角度(8篇)：
项仕中(2020)认为西方写实油画对于表现丝路题材与精神，具有一定的独特意义 [15]；方汉文，张荣兴，张龙龙(2020)基于清代石刻《琉球国书》铭文引用的日本汉诗，琉球语拼读解读出清代东亚三种文化的交流互鉴 [16]；黄露，刘俊玲(2019)指出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加强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需要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寻求政府支持，培育新生力量，加强受众与效果研究，以及融合东南亚媒体互动 [17]；马卓娅(2019)从美学角度看各国，各地的自然，社会，艺术文明，从而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平台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 [18]；李琪，孙瑜(2019)通过研究中亚细密画讨论了各时代中亚不同族群间的文明交流与融合 [19]；艺术设计研究(2019)上一篇关于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的报道指出该展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20]；谢欣然(2019)研究丝路审美文化融通的空间策略，包括以传染，等级，刺激，迁移为导向文化扩散，实体与虚拟空间中审美文化的开放性与活态性 [21]；王才勇(2019)将东亚美术对西方绘画创造界的影响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近代，现代，后现代阶段，由此看出西方近现代美术和中华传统美术的交融 [22]。
宗教角度(6篇)：
马晓琴(2020)与杨桂萍(2019)都着眼于伊儒会通，这文明互鉴史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以及伊斯兰教的积极适应，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与经验 [23] [24]；曹顺庆，王熙靓(2020)与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9)都有涉及佛教，但前者通过研究隋唐佛学“他国化”催发新的文化这一现象论证“他国化”能解决中国文学实现“中国化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以及创新 [25]，后者浙江省将积极支持佛教道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佛教道教对外文化交流 [26]；郑云艳(2019)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为例，指出中西文化交流中三种知识汇通模式：中学为本，西学为本和“中西学并举”，可以为当下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27]；王治军(2019)比较了儒家与基督教道德修养论，得出二者显性层面的三点区别：理论前提，修养方法和人格目标，但在隐性层面二者又有相同之处 [28]。
文学角度(2篇)：
李世武(2020)通过研究彝族创世史诗，其中对于中华古帝王的叙述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文明互鉴的重要体现 [29]；杨一(2019)通过研究海外汉学五四运动研究路径变化，重温相关著作，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 [30]。
通过上述文献的解读后发现，“外译”似乎与“文明互鉴”这一重要时代思想难以沾边，外译的时代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学界的研究往往反应时代潮流所向，学界相关研究不足也体现外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地位未得到充分认同，这也是中国图书外译如今所面临的一个困顿。
不过结合中国图书外译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图书外译处于该困境主要有两个原因：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未能充分把握时代方向，至少未将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上述文献中接近一般的研究都是围绕“文明互鉴”的政治意义，但是反观这些外译项目却未能充分体现“文明互鉴”或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宗旨。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通过解读其2014~2020年的申报通知书发现：2014~2015年以及2017年的申报书相对简单，对于项目宗旨只字未提；2016年以及2018~2020年都有阐释项目宗旨——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精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4年间项目宗旨的阐述几乎一致，没有因为“文明互鉴”成为时代热词而出现明显变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未得到彰显，容易使项目落入俗套。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译介的图书尚未完全进入世界主流渠道传播。上述文献中，艺术领域的《琉球国书》，粤剧，宗教领域的儒家，隋唐佛学，文学领域的彝族创世史诗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贡献显而易见。相较而言，中国图书外译译介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知名度方面就有些逊色，原因在于大部分外译项目对国外出版社接近“零要求”，可见表4，因此不少作品缺少在世界主流渠道传播的机会，受众少，因此贡献常被忽视。
Table 4. Requirements for publication and publisher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表4.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出版要求及出版社要求
4.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出路
基于中国图书外译的成效与不足，本文认为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有以下两个出路：
完善对外“走出去”的项目建设。在作品申报通知层面，由于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总体而言宗旨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因此同一年不同项目的宗旨阐述可以保持一致，但对于每年的政治文化热词，政治导向，相关部门需及时洞悉，并对申报书做出及时修改，体现外译项目的与时俱进与时代地位。在外译项目多样性层面，文明互鉴对于学术外译的依赖度会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渐上升，所涉及的领域也会有所增加，除了文学，还有音乐，影视等诸多方面，因此可以在不同领域设立独立的外译项目，网罗各领域的外译人才。在外译项目质量层面，可以适当提升资助标准，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外译团队，共同实现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已经终止的项目如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可以重新启动，增加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途径与机会。
加强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与权威机构的合作实际上也是对于译介作品质量的保证，权威出版社对于译者资质以及译文质量都有着较高要求，因此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粗制滥造”的现象，而译作质量的提升更能促进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已经与国际权威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合约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而言，拓宽译介途径，增加合作的出版机构，帮助译介的作品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受众，让世界人民知晓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对文明互鉴的贡献；而对于尚未与国际权威出版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注重译作质量而非单纯注重译者资质，争取与国际主流出版社达成长期协议，提升项目的地位与价值。
5. 结语
本文受近年来时代热词“文明互鉴”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启发，因而从文明互鉴角度探讨中国图书外译。首先，根据近年来成立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讨论中华学术外译的成果，深入研究了受关注较少的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得出外译成果丰硕且外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地位之高，同时也填补了大众对这些项目认识的空白；之后根据知网文献，发现学界从外译角度对文明互鉴的研究少之又少，这是外译目前的困境，同时通过与其他占据学界研究主流的领域进行对比总结中国图书外译的不足；最后基于成果与不足，提出中国图书研究图书外译的出路，能为项目建设与学界研究提供方向。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2020年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GS01201001)，华东理工大学2019-2020年研究生教学用书项目《翻译与对外传播》和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队建设项目”(ZP1823105)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