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周文王、武王建立了周朝，他们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记载方策之中。但是，制度还得依靠人来执行和革新，有好的继承人就能使国家兴亡发达，没有好的继承人国家就会衰败灭亡。西方通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历来认为培养接班人同样重要。
《礼记》中的《学记》篇有言：“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则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将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这表明中国历来强调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治理和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也就是强调国家治理和教育教学相结合的“政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修道之谓教”(《中庸》)，“君”和“师”、“治”和“教”从根本上说应该完全一致，君主和官员治国理政的言行对百姓的影响就像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政教”的核心要义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也就是不论治国理政还是教育教学都要强调以人为本、从我做起，人人能够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感叹说：“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也就是说，原本合一的“君”和“师”、“治”和“教”，在周朝衰落之后就分离了。但是，作为“万世先师”的孔子尽管不得君师之位以行政教，仍然继承“君”和“师”、“治”和“教”合一的教育方法，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治理和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
西方其实也不是只重视制度建设，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为人知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必得与一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历经一番艰苦的斗争方得卓然挺立” [1]。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中贯穿“民主”、“自由”和“法治”政治理想，凸显与“君主”、“专制”、“独裁”的对立斗争。资本主义在打败了封建主义之后，又试图打败新兴的社会主义。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楚。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2] 应该说，苏联东欧共产党最初也高度重视教育中的政治问题，但却没有成功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导致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和苏东剧变。“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3] 也就是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始终是教育人民的最重要素材，当俄罗斯的历史和列宁的事业不再为俄罗斯人崇敬时，俄罗斯民族的悲剧也就注定要发生了。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4]。习近平的讲话明确了我国教育工作者必须承担的政治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鲜明特点，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远不止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工作”，它实际上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手段，中国传统的“政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通过追述尧舜和推崇文武来教化人民。追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革命先辈的成长历程，从中获取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国传统“政教”给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启示。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创立者，本文以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为案例，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出发，探究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当然，这只是为了从学生成长的“需求侧”开展深入研究，并不否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关键和主导作用。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和教学手段方面的研究，笔者发表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刍议》一文 [5]，可供读者对照参考。
2. 通过传播人民中心思想和家国情怀提高学生道德品行和政治觉悟
1917年，毛泽东致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说自己“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 [6]。学生最大的困惑和痛苦通常并不是学业本身的困惑和痛苦，而是关于自身与国家、社会和他人关系的困惑和痛苦。学生不仅仅想要成为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人，更渴望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和道德品行受称赞的人。现在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对国家、社会、他人的作用，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学习成绩而互相竞争，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常不能像专业课一样为学生“授业”，帮助学生在相应行业就业甚至自主创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使命是向学生“传道”和“解惑”，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行、树立正义的政治立场、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借用为北宋张载的话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事业。
2.1.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7] 人天生本性善良，受环境影响变得不同；如果不进行教育，善良天性就会改变；教育的根本，就是教人专心向善。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明确提出：“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8] 只有首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才能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观点。“人之初，性本善”既是中国教育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政治的立足点。
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 [9]。青年毛泽东曾经对佛学很感兴趣，随着知识增长和阅历丰富，毛泽东后来不再随母亲信佛。但是，母亲虔诚的佛教信仰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善念 [10]。像母亲这样的普通群众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尊重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北大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还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 [11] 共产党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能够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本身就是善的表现。宗教在播散善的种子、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天仍然值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发掘和利用。
发展青年毛泽东善良本性和正义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典经书和传奇小说。他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12] 这些传奇小说塑造的造反英雄，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确立了正义感，激励他为受剥削受压迫者奋斗终生，甚至还给予他与强权斗争的智慧。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可能在毛泽东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叫好时已经萌发。虽然毛泽东自己说不喜欢经书，但正是四书五经让毛泽东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找到了共鸣，他实际用中国古代的“大同”来阐释自己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共产党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结果，只有扎根中国大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引领教育作用。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只是理论武器，它还必须是一种关爱人民大众的炙热情感。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慧根”，也就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也不可能真正确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2.2. 教导学生树立止于至善的志向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对人民的信仰，是在科学认识世界本源和趋势的基础上确立的崇高理想。《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4] 意思是说为学之道首在寻找光明的德性——它是不同于细枝末节的大本大源，其次还要在明德指引之下，不断改进自己，最后达到至善境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探寻人类发展的“至善”境界。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可以说就是共产党人的“至善”境界。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如此方能“一干树立，枝叶扶疏” [15]。他感叹大多数人“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正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 [16] 因此之故，“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 [16] 即便有教立志者或有志者，其实也不过是“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17]。用今天的话来说，求学首在立探求宇宙真理的大志，其次在真理指引下向着大志向不断努力，最后完成志业、实现真理。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通过早年求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最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选择学校时曾说，湖南师范“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 [18]。大学当然需要专业技术教育，但是只有专业技术教育不够。这就像果农只是种果树获得丰收并不会满足，他还需要体验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快乐、自然的美妙。如果他被迫年复一年地像奴隶一样劳动，如果劳动的果实完全不属于他或很少属于他，他就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也很难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如果他始终都不能改变这一切，他就会觉得人活着完全没有意思。他可能选择革命，或者选择自杀。也就是说，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源问题，专业知识是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手段，是末。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才能心神安定、泰然自若，才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指引人成为正人君子的“明德”。思想家是探寻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君子，政治家则是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思想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每个人的人生指导。
2.3. 坚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中国人历来从自我、家庭、国家、天下的逻辑关系来思考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离开这种模式而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追求，就会使学生完全迷失方向。当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包含封建家长制的色彩，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就可能不自觉地宣扬了封建主义的糟粕。
每个人的教育其实都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父母很容易影响子女——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反面的。毛泽东曾向美国人斯诺回顾自己的家庭时说：“我的母亲是一个慈善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19] 显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情感，其实早在家庭当中就已经萌芽了，尤其是受了母亲乐善好施和关爱穷人的影响。后来，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儿女都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家庭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完全赞同父亲贩卖大米牟利的生意，毛泽东就可能成长为一个大米商，也就是成为一个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只关心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也关心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很显然，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母亲教会了他关心别人家的生活。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还说了几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其一是他上小学时长沙饥荒民众游行示威被斩首示众，其二是彭铁匠领导哥老会起义被斩首，其三是“吃大户”运动扣留了他父亲贩卖的大米，他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20]。别人家没饭吃了，别人家的父亲被砍头了，别人家抢了自己家的大米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冲击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一个人的不幸会带来一个家庭的不幸，无数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就是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些不幸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1] 正是从身边的一家一户、各家各户的不幸遭遇，让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不幸，从此，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为劳苦大众斗争的信念，形成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当然，毛泽东知道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国家和社会，只有靠很多人共同努力才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热心寻找“同学”——志同道合的学习者。他说：“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22]。他甚至曾为此贴出征友启事，别人以为他是找女朋友，其实是“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23] 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确立为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奋斗的志向，他就不会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也不会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革命领袖。从人的善良天性出发，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再到整个国家，最后到世界和宇宙，这就是人的思想境界提升的必然路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近代以来，曾经作为中国社会细胞的家庭受到最大冲击，以“私塾”为主的家庭教育则彻底被冲跨。从此，家庭就几乎成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词，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看到的，在反对父亲这个“执政党”的斗争中，“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24] 对于穷人劫去一船米，父亲气得不得了。毛泽东在感情上也是“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25]。家庭教育如今大致被公认为是私人的事情，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眼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缺失了家庭层面。但是，家庭教育是影响最深远的关键环节，正如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如果鼓励子女把父亲当作束缚自己的革命对象，学校必然难以培养热爱国家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做到像毛泽东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了，但是，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小家而努力，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呢？家庭是联系个人和集体或者私利和公益的根本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急需认真思考继承和发展传统“家教”或“齐家”的历来经验，否则国家治理必定在私人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之间顾此失彼。
3. 通过培养自主学习和研究提高学生更新知识和创新思维能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每个青年学生都渴望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拥有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能力。青年毛泽东在成长过程中，就曾深受曾国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影响，渴望像这些风云人物一样参与到中国历史变革的大潮中。当然，青年毛泽东不可能直接接触到这些名人，他主要是读书读报接触到这些人的思想和事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办的《民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录了毛泽东早起思想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些思想家和文化人的思想和事迹引起了他探究解决当时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的兴起，最终确立了他不屈不挠地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注重思想性，要满足学生渴望提高思想水平和改进国家社会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得靠自主学习和研究掌握不断更新的知识和形成创造性思维。
3.1. 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毛泽东从小就喜爱读书——每个人回顾自己的小时候可能都觉得自己曾喜爱读书，在私塾接受严格的《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教育，但他更喜爱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小说，通常白天读《四书》《五经》，晚上在油灯下读小说。中学时代为了博览群书毛泽东曾经每天到湖南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读到关门才出来。毛泽东读了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约翰·穆勒、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书。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毛泽东自己认为，这样度过的时间极有价值 [26]。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师友的通信基本上都是在谈读书。事实上，引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的、维新派、革命派、新文化运动的著述，都曾是震撼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通过阅读这些思想流派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知识更新已经越来越快，从曾国藩、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从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物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变化，也正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快速变化。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变化速度又更快了，学生只有学会自主学习和研究才能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只有学会创造性思维才能赶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把推动思想理论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主要内容。
当然，创新并不是完全抛弃历史的“无中生有”，而是博学基础上“守正创新”。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广大青年“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27]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他谈到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他熟悉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著作并能够经常在讲话中引经据典，他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过去自己都翻阅过。当然，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28]。
毛泽东和习近平其实在告诫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首先应该自己多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并且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引导学生多读书，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读书。毛泽东一生对于重教轻学的教育理念极其反对，在学生时代他曾离开学校自学。毛泽东在选择湖南师范学校时曾说：“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 [29] 毕业之后他更是醉心自修学校，1919年他提出的教育改革是“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 [30]。“人力资本之父”，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大声疾呼：“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发现，只要花费我们现在让学生在教室里的时间的一半，我们就会更接近最优。” [31] 他认为：“我们能用阅读代替讲课，而且，学生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讲得少一点，学生阅读的时间就多一点。我相信，原始的论文和文献能够代替教科书，教育质量在这里也会有一个提高。代替上课时间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用大学生的研究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 [32] 很显然，用更多的阅读原始论文和文献以及研究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正是毛泽东推崇的自修学校教育模式。
3.2. 推动学习和研究相互促进
除了广泛地学习前人的思想以外，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伟大革命马克思著作等身，正是这些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被国文老师柳潜称赞“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33]。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作为《心之力》像前文一样获得100分，老师杨昌济先生还称赞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34]。毛泽东文章写得好，不只是因为他书读得多，也是因为他勤于写作读书笔记、思想论述、诗词绝句、亲友书信、新闻评论、布告宣言、章程纲领等各种各样的文章。今天我们的大学生读书首先就很少，说到写作就更少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上课听老师讲，不少学生上课也不听讲。既没有课前阅读要求也没有课后作业，结果就是既没有接触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很难成为有思想深度、政治觉悟、道德情操和品行修养的人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像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一样，首先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和作者，进而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前人的思想，能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道德、政治、社会等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毛泽东赞扬教师课讲得好，但我们读到了毛泽东和老师的书信往来以及思想交流，这种师生关系就是今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典范。当然，在读书问题上，对于本科生，尤其是理工科的本科生，教师列一个书单，要求学生完成必读书目，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应该允许学生有一定的自选书目，此同时，教师也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学参考书和必读内容。阅读材料不应该让学生感到厌倦甚至大受打击，而应该是能吸引学生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的教学资料，甚至是某篇文章的某个段落。在此基础上，应该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者课后作业。这就对教师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论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先就教学内容搜集、整理、研究适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资料，而且还要能够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评价和引导。不过，这些工作也不是完全要依靠老师来完成，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学生社团交流读书经验和开展问题研究，就像毛泽东学生时代经常做的一样。
3.3. 加强人文社科通识教育
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5年他在《致湘生信》中提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35] 1915年9月6日在写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认为，孔、孟、朱子强调博学“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据此他认为同样作为政治家，德国俾斯麦因“通识最富”而取得成功，王安石“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36]。毛泽东所说的“通识”教育，包括中文、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科目，并提出斯宾塞所著《群学肄言》(《社会学原理》)作为方法指导。他特别强调说“然而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37] 毛泽东“通识”或“常识”教育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识教育也早已经被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所普遍实行，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为宗旨，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为导向，也正是对“通识”教育的探索。
“通识”教育的理念不是学习一项专门技能，而是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真理的热情。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曾经的新技术很快被技术创新所淘汰，唯有学习的兴趣和探究真理的热情才是人类知识和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能直接给学生带来一门谋生的技能，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思想政治问题和探究人类解放真理的热情。阅读和写作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最基本手段，也是通识教育的最基本方法，这是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充分证明的教育规律。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对“通识教育”还没有达成通识，尤其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太过专注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没有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又对阅读和写作不够重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课堂教学上。由于没有课前阅读要求，也很少组织有利于学生学习交流的小组研究讨论，即便积极组织课堂讨论也往往因为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而流于形式。普遍的情况是学生课前课后都不学习，课堂上还经常做专业课作业。究其原因，是不注重阅读和写作、过分注重教师讲授造成的，是教师主导型教学的必然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把教学重点转移到读书和写作上来，不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以读书和写作为重。不大量阅读书籍，不大量地写作文章，教师自身也很难成为一个有思想深度和政治觉悟的理论创新者和实践者。
总之，学校应该把通识教育放在重中之重，把营造读书氛围和培养写作能力作为第一要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课，应该主动满足学生“通识”或“常识”教育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把指导学生读书和写作放在第一位，把学生的“阅历”和“作文”作为评判学生成绩的第一标准。
4. 通过问题研究和实践锻炼激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
青年学生除了对老师讲授和书本书写的知识具有求知欲以外，还渴望了解现实的国家、社会和世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无疑是每个人的心声。学了老师讲授的知识和书本记载的知识的青年学生，如果能把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就一定会对国家、社会和世界有更准确的认识，以后也就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和世界。
4.1.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导向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有深厚的爱，渴望通过学习和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9年9月1日他拟定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建立一个分工合作研究各种问题的协会。他认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并列出了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俄国问题等等大的问题共计71个，为此他又提出了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主义10种 [38]，这些问题和主义反映了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疙瘩。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经蔡元培同意后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毛泽东最好的读书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与北京大学师生共同学习讨论哲学问题和新闻写作。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从此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很显然，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通过博学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上入党。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39] 正因为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问题立下了丰功伟绩。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有针对性和亲和力，就得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曾强调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40] 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立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之所以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之所以能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因为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
4.2. 学会用理论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复杂的国家、社会、世界和人类普遍问题，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形成磅礴之力。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41]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着力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以服务群众的实干才能。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42] 而后，毛泽东分三次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长文，他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解决国家、社会、人类问题的根本方法，历史上的运动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过去都是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现在应该从小联合入手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号召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3]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从“小联合”开始实践。1917年9月25日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1917年10月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1918年4月14日，和蔡和森家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比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新民学会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是毛泽东对于组织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虽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44] 这是毛泽东对胡适和李大钊当时的问题和主义之争的明确回应。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45] 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也就认识到了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46]。但是，争取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是传播手段问题，更是话语能力问题。长期处于听众地位的学生很难掌握话语权，长期垄断话语权的老师也很难掌握听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普遍采取这种学生当听众、老师垄断话语权的“灌输”模式。这种“灌输”模式培养出来的“听众”型学生，非但很难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能力，而且很容易受其他思潮诱导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叛者。这种“灌输”模式下的教师，也同样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即便他们敢于“主动亮剑”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也因为缺乏与听众和读者交流沟通的能力而无所作为。课堂上教师言辞激烈，学生昏昏欲睡；网络上文章铺天盖地，读者寥若晨星，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的显著标志!
长远来说，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靠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组织能力和话语能力，造就一支宏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队伍。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着力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写作、宣传等话语能力，使之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的思想者，同时又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把人联合起来的组织者，这是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积极参加和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尤其是思想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社会活动。
4.3. 鼓励学生深入社会磨炼才干
1917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47]。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他更是游历了北京、天津、山东曲阜、南京、上海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亲密接触中国文化和人民。参加革命之后，他很快就深入到厂矿工人当中搞工人运动，后来又率先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搞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搞农村社会调查。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寻乌调查》，并在1930年5月写成的《调查工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1月写了《兴国调查》，1933年11月间又先后进行并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正因为有这些深入农村的社会调查，毛泽东终于带领中国人民摸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 [48]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于1969-1975年的七年时间里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插队，他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49]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说：“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50] 这就是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通过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把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和考核的重要环节。
5. 结论
青年是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主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政治问题。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51] 但杜勒斯在1945年就说：“我们要从青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52]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过争取青年完结苏联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达到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深刻教训，就是要把“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任务放在教育的重中之重。2016年12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53]。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又提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54]。只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刻地认识学生的成长规律，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引导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中国传统的“政教”思想强调“修身为本”，资产阶级兴起之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神本位”而宣传“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突出的重点是个人“自由”和“权利”，“修身为本”突出的重点是个人“自律”和“责任”。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古代的“政教”和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教育塑造服务国家治理和天下和平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以“人治”、“礼治”、“德治”为核心的“政教”传统的现代化，它并不排斥“民主”、“自由”和“法治”等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只是强调“民主”、“自由”和“法治”背后的“人”本身的思想政治道德的重要性。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中国传统“政教”和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教育教学使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在”，它也正是国家治理和教育教学的目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兴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L19N500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