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皮克林对于科学哲学研究向实践视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侧重于具体而微观的实践，马克思则侧重于抽象而宏观的实践。文章从研究进路、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本体论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实践是人的实践，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应当是人。
Abstract:
Picker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ifting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concrete and micro-practices, while Marx focused on abstract and macro-practices. The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approach, human-nature-society relationship and ontology, and finally concludes that practice is human practice, an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practice should also be human.
1. 引言
库恩之后，科学哲学纳入到了社会学、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视阈当中，尽管库恩本人不认同，但是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流派都认为库恩是整个“社会学转向”的开山鼻祖，其对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解释，被认为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解时所不可或缺的哲学背景 [1]。在此之上，皮克林的科学图景主题则强调了实践的建构。
2. 研究进路的比较分析
在科学哲学研究转向实践之际，科学与科学知识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科学作为一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特定知识具有不可通约性，科学是可迁移非普遍的，共同体的形成和知识的迁移都有其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因素；其次，科学共同体的特定知识所享有的范式包含着科学知识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观、实验设备、范例等成分共同组成的，而这些成分很大程度都是在成员间、成员-社会间互动所形成的，亦即实践。皮克林评论道：“库恩对我最后称之为‘实践动力学’的东西有一个非常好的想象空间。这就是他的堪称范例或模型的范式思想” [2]。早在1970年，在时代影响下，科学哲学的重点由理论顺势向实践转变，似乎又产生了另一种新形式的科学哲学流派而忽略与先前学说理论之间严密的联系，但是这的确反应出学界对科学实践哲学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在SSK研究的内部。科学实践哲学视阈下，科学加强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融合，强调了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思维以及科学作为人类整体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态度，基于新实验主义，常人方法论安德鲁·皮克林提出科学实践研究，以上理论研究活动及研究重点更核心地体现出了实践建构而非社会建构。从本体论角度来看，科学实践哲学一举打破了存在于自然与社会间的“壁垒”，弱化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强调辩证性地去分析去梳理自然与社会彼此间的内在关联，促进行动者与各种条件的融合，在专业设备及仪器的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实践活动中，旨在取得理想实践建构结果。随着时间演变，各种具有创造性的新生力量不断萌芽、成长、成熟、改变，如此循环往复，促使科学知识体系向着动态化、开放性空间转换。在皮克林看来，以上行为属于“实践的冲撞”(Mangle of Practice)。在他看来，“促使我们删除SSK中的K，因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并删除第一个S，因为在我看来，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或声称利益肯定是明显的” [3]。
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对人的对象性存在这一事实给予了肯定，一方面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构筑，另一方面将实践视为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极具政治寓意，从中能够一窥其认识论特点。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将实践视为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劳动属于是最为常见的实践形式。从理论角度来看，劳动实践是对各类物资资料进行处理和加工。诞生于物质资料生产环节中的各类生产关系为人类社会形成与实践活动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实践活动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会受到源自生产关系的束缚。以此为背景，应当从物质实践角度出发对观念的发展轨迹做全面解读。同时，实践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能够给人类认知、实践经验累积等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实践活动只能在特定的前提与条件下才能进行，它必然本身包含着认识的因素，把主体认识对象化，能够促进主客体关系的协调发展。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特点，本属实践问题，与理论无涉。人类对“客体、感性和现实”的认识必须在主体的实践中进行，它是主体与客体、实践与认识活动的辩证统一，从中能够得知在不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辩证实践活动所呈现出的特点。
科学实践哲学与马克思实践观之分疏，从广义上讲，是具体而微观的实践和抽象而宏观的实践之别。皮克林从对科学的研究作为切入，结合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研究，通过分析科学知识增长、科学发展的模型，对科学进行了深度的社会学考察，进而得出了科学作为文化和实践这一观点，实践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从整体角度来看，以上分析思路呈由下至上的特点。而马克思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进路，继承自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从抽象思辨哲学出发，使用辩证法的方式得出矛盾普遍运动的本质，进而把辩证法运用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中去，落实为实践。从抽象哲学作为基点出发，到达批判哲学和政治哲学(最终以共产主义为归宿)，实践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3. 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比较分析
科学知识的诞生、发展和应用等可以看做是各种社会关系及利益主体彼此博弈之成果，科学又是各方参与，主体综合力量的具体体现。在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以强纲领为代表的理论则相对片面地认为科学应当全部由社会来解释，即“自然优位”到“社会优位”的转变，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的对抗性矛盾仍无法消除。“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 [4]。在皮克林看来，以上观点有失偏颇，缺少合理性。传统的科学哲学把科学当作一种知识科学，然后把这些抽象的知识概念与外界的自然进行直接的对比，造成了客观性与相对性的争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过去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看作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概念网络，作为网络的拓展，在面对相对性与客观性的难题时科学自身的发展也难以对此加以超越。当皮克林将科学的理解置于实践活动的视野之中时，一个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展现在他的理论建构之中。即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的科学，杂多的力量相互纠缠并持续演化，既有人之外物质性的变量，还有来自于人自身以及文化、社会层面的变量。
然而，科学概念的扩展极易受到源自物质因素的负面影响。科学家需要立足于现实，对发展目标进行优化亦或是调整。在“目标模式”中，皮克林把“利益”内化成专家或学者的潜在欲望与研究追求，认为科学知识递增与利益无关，但是无法规避外部因素带来的束缚。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促进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形成的关键。实践属于是人类基本属性的一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前提，是价值创造活动，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人类面对自然时所具有的态度，是追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起始点。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的参考依据，若人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对象性”，那么对象性活动将无从提及，因此需去构筑或再增设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分析人与自然间的对象性关系与探究实践等价，而实践则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大自然不可能被理解为纯粹的主观意识，也不可能被理解为纯粹的客观自然，因为我们面前所呈现的自然是一种“人为的自然”，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一方面，人类自我存在价值需要通过与之相对事物得以彰显，试图在自然世界中留下自我痕迹；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自己从自然世界中外化，成为自然世界中的对象。随着此类对象性活动的有序推进，人类能够从自然界中汲取各种力量与能力，实现交换，为人类持续发展做良好铺垫。
4. 本体论视野的比较分析
皮克林主张在看似充满了流动、机会和变化的表象世界背后，现代科学一直在寻找一个待发现的永恒的秩序。物理学追求的是潜藏在生命经验长河之中的永恒的冷酷法则。同样的追求也存在于社会学中，只不过社会学追求的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规律。这些规律或法则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形式，现代科学寻找它就是要发现控制世界的神秘隐藏力量。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完全纳入广义的科学技术活动之中，那么从事技术科学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扩展并延伸到整个社会。这相当于一种“演化的本体论”观点，皮克林在一开始把握这种演化本体论观点的时候表示出了难以适从的感觉。有趣的是，皮克林的本体论观点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在2005年的访谈中他表达了如下观点：现代科学试图夺取控制权并企图支配世界的流动与生成，随之而来的“失控”只被简单地化约为某种“无意识后果”或“人类的失误”。但他的本体论与道的本体论或多或少有些相同——人类置身于不停止的流动与生成的世界之中，不是受控其中。皮克林提出的冲撞本体论是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对科学本体论进行反驳，否定其感知世界的方式及存在意义。海德格尔从存在视域提出了他对技术本质的观点，即技术的“集置”(Gestell)，是一个不断向成熟的内部一体化转变的过程。皮克林把这一思想吸收到了他的本体论中，科学处于“正确”的领域，而非“真实”的领域。外在世界属于是开放终结演化环境，现代科学是其中的特殊存在而已，我们能够借助科学语言对周旋、博弈等行为过程及结果进行描述，促使其彰显。“实践的冲撞”是指物质、思想意识、社会关系的统一结合体，是由自然、社会构成，且包括工具的空间，为科学实践有序推进、科学知识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获取的前提条件。社会将和自然一样，成为构成科学实践过程的异质性因素之一，而科学不再由自然或社会单向度的因果关系所决定。于是，以这种去中心化、非还原性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的历史，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本体论解释框架，才有了科学从知识表征走向实践的运作。
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出发点是“感性世界”，感性世界是人的感性活动及其产物，人的感性活动出发，任何经验事实都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发生的，都是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事实 [5]。进而，这种理论把握为提供了人类以科学方法和思维通路，并借此开创感性世界的同时也运用实践进行世界的改造。可见感性世界的把握并没有提供世界本身的建构。但是感性世界变动不居，每个存在主体(行动者)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在感性世界中，构成实质性的感性客体的成分则是那些经历了扬弃过程的人化自然，其产物与对象性活动一道构成了人们的感性活动。若在自在之物中探寻一个物质性的唯物主义之依据，是注定要失败的。唯有经由感性活动，或者感性观念我们才得以觅得作为基本观念的唯物主义依据——“世界的物质性”。
5. 结论
归根结底，马克思义可以概括为：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所以，马克思整体实践观的归宿与落脚点必然是人本身。在哲学中，与人有关的问题是永恒的讨论主题，在近代科学中，此类问题具体表现为人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即人在皮克林的实践中所处的“知识主体的飞舞之地”或马克思的“创造性过程”的价值地位。过去，科学技术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人之外物的性质为对象的，科学技术也多是分解和组合物的组合技术，即所谓的“技科学”。二十世纪以来，它越来越多地触及人类本性的自然前提和物质基础，使本来就已经极其复杂的人类问题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可预测，因为人–自然–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或许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皮克林观察到并提出实践的科学哲学视角来回应)。技术的集置将人类置于一切的中心地并且企图通过科学知识来控制世界，这对我们的内在本性而言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最高的危险”，皮克林提倡“去记录化”，分析并鼓励那些非集置的过程，走向一种实验性的、操作性的开放 [6]，亦即马克思所言具体而全面的实践。科学和技术一样，均应是带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作为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重要工具，而不是再次成为一种对人的剥削和束缚。
从辩证角度来看，“技科学”发展备受方法论的制约，陷入到被动发展中，其实践应用之路举步维艰。笔者认为，“技科学”应转向人自身之内，将人性科技视为重点，在尊重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将提升和健全人性视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