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字情境与面对面情境下个体社交焦虑的差异比较：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Comparison of Social Anxiety in Network Text Situations with Face-to-Face Situatio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f Fear

摘要: 本文通过情景模拟实验对网络文字社交情景和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的社交焦虑差异进行了对比，并采用两水平被试内中介的检验技术探究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中介了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社交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负面评价恐惧部分中介了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在网络文字情景下，负面评价恐惧较低，社交焦虑较低；在面对面社交情景下，负面评价恐惧较高，社交焦虑较高。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ocial anxiety in the network text social situation with the face-to-face social situation by the scenario simulation experiment method, and uses the two-level test tech-nique of the in-test intermediar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mediate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ocial ways on social anxie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that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part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ocial ways on social anxiety. In online text situation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was lower and social anxiety was lower, and in face-to-face social situation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was higher and social anxiety was higher. This paper propose that it is due to the lack of visual hearing of network text and the controllable sense of message reply that enhances the self-efficacy of individual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thus reduces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1. 引言

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截止到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突破9亿 [1]。人们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如Facebook、微信、QQ等进行交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2] [3]，这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社交时会对人们的交流造成不一样的情绪体验。网络社交的情绪可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已有大量的研究从网络成瘾等网络社交的带来的负面情绪进行研究 [4] [5] [6] [7]，但关于使用网络社交从而减少面对面社交时存在的负面情绪等积极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网络社交能否减少社交焦虑出发进行探索。

社交焦虑在DSM-V中被定义为：“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或被他人注意时，会产生害怕、焦虑或回避等表现 [8] ”，它会对个体正常生活中的交流、学习、工作等产生负面影响。贺金波等梳理了大量文献，证明了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社交相比，网络社交中存在着较低的社交焦虑 [9]。具体来说，网络社交时不仅存在着较低的社交焦虑体验 [10] [11] 和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经过网络认知行为治疗，还能够有效减少社交焦虑 [12] [13]。此外，有研究发现网络社交还能提高青少年的社交质量 [14]。因此，探讨网络社交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采用的是网络社交这一宽泛概念，并没有进一步的区分网络社交中具体的交流方式 [15]。而网络文字是网络社交中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它与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存在视觉线索减少 [16]，交流时的感知控制性增强等特点 [17]。因此，本文将对比网络文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情景下引发个体社交焦虑的差异。

一般焦虑中存在着对模糊事件的负面认知偏差 [18]。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焦虑的个体总是将周围人的评价恐惧视为危险的刺激，并将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质 [19] [20]。负面评价恐惧指的是对他人负面或者消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 [21]。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交焦虑的部分来源于负面评价恐惧 [22]。以往许多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能够预测社交焦虑，且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贡献值较高 [23] [24]。不仅如此，在以往的研究中，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网络的使用有着较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网络交流具有视觉线索的缺乏的特性能使个体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 [24] [25] [26]。因此，本文认为负面评价恐惧中介了不同交流方法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文基于已有网络社交能够减少社交焦虑、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等理论的观点，探究网络文字社交与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社交焦虑的关系，及其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一来能够为探究影响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二来能够为减少社交焦虑的网络认知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51人作为被试。其中男生20人，女生31人；18岁以下3人，18~24岁25人，24~35岁22人，35岁以上3人；学生22人，已工作19人，无业10人。

2.2.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采用模拟情景实验的有中介的被试内设计。其中不同的交流方式(网络文字交流、面对面交流)作为自变量，评价恐惧作为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作为因变量。模拟情境采用指导语和问卷项目表述来启动情境，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指导语要求被试者想象自己将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下要与一群陌生人进行交流与社交互动，接着每个被试接受两套问卷，并参照已有对比量表设计 [27]，将一些设置虚拟情景的表述加入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之中。例如：“假设你要通过网络文字的方式与老师或长辈进行交谈，我感到紧张”，“假设你和老师或长辈要面对面进行交流，我感到紧张”。在填问卷时，为了方便被试产生对比，采用项目临近的方式编排问卷。

2.3. 研究工具

2.3.1.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版(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版由Leary编制 [28]，后由陈祉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修订 [21]。问卷共12个条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面对面交流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3.2. 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社交焦虑量表是由Leary编制 [29]，主要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问卷共15个条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点计分。总分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参照类似做法采用其中12个条目 [27]，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情景下的社交焦虑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68，面对面交流情景下的社交焦虑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74。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26.0、Mplus8.3进行数据处理。用两水平被试内设计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30]，探讨不同交流方式在社交焦虑上的差异以及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所谓两水平被试内中介分析方法，就是在中介分析中，针对自变量X是同一被试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情景下的重复测量，并没有具体数据，而中介变量M和因变量Y有两列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数据，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的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共抽取12个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9.94%，小于40%的判断标准 [31]。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主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网络文字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面对面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详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ces between principal variables (n = 51)

表1. 各主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 = 51)

注：^**p < 0.01。

3.3. 不同交流方式在社交焦虑的差异以及负面评价恐惧中介作用的分析

据被试内两水平素重复测量中介检验的流程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首先，采用依次检验分析系数a和b，其次用Bootstrap法计算系数乘积ab的95%置信区间 [30]。

对网络文字交流的负面评价恐惧和面对面交流的负面评价恐惧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1) 当被试假设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的负面评价恐惧小于面对面社交时的负面评价恐惧(t = −3.57，p < 0.01)，即中介模型的X到Y的总回归系数c显著；2) 同样，被试假设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的社交焦虑小于面对面社交时的社交焦虑(t = −4.93，p < 0.01)，即中介模型X到M的回归系数a显著；3) 接着，我们通过对M2 − M1、Y2 − Y1以及M1 + M2进行计算，建立回归方程Y2 − Y1 = c' + b (M2 − M1) + d (M1 + M2) + e3 [32]。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表2. 中介效应的检验

注：^**p < 0.01。

本研究数据运行结果显示，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预测作用显著(β不同社交方式→社交焦虑 = −5.27，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7.241, −3.127]；不同社交方式对负面评价恐惧预测作用显著(β不同社交方式→负面评价恐惧 = −0.42，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6.280, −1.759]；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预测作用显著(β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 = 0.675，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0.510, 0.840]；不同社交方式排除负面评价恐惧直接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β不同社交方式直接→社交焦虑 = −2.56，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4.033, −1.087]，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在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效应量为PM = ab/c = −4.02*0.68/−5.27 = 0.519。

4. 讨论

4.1. 结果分析与解释

据上结果证明，网络文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在社交焦虑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与其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10] [27] [33]。具体来说，当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负面评价恐惧相对较低，社交焦虑也进而相对较低；当面对面进行社交时，负面评价恐惧相对较高，社交焦虑也相对较高。在不同交流方式上的社交焦虑部分来源于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这也与前人的理论与研究一致 [22] [23] [34]。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总是害怕他人对自己作出负面评价。虽社交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者结构不同，但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广泛的反应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网络文字交流相对于面对面交流时存在较低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呢？本旨在研究网络文字社交与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社交焦虑的差异，对此，我们先要对比网络在线交流较之于面对面交流的特性。McKenna和Bargh提出了互联网通信交流的四点与现实生活中交流的不同之处 [35]。第一，许多社交软件具有匿名的功能，可以不用真实的身份来进行交流，而现实中面对面的社交不具有匿名性。第二，互联网通信能够扩大交流的范围和种类，不用再受物理距离的远近而决定社交的对象，甚至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而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社交往往收时空等限制。第三，互联网交流时看不到对方的外表和其他视觉线索，这些线索往往是人们对于吸引力的判定、社交选择、刻板印象的重要因素，而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社交却具有很多的视觉听觉线索。最后，使用互联网交流时不必双方立即回复，可以给与交流者更多的时间来组织语言，而面对面的交流则要保持回复的及时性和流畅性。此外，Peter和Valkenburg从心理感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相较于面对面交流的差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交流的可控性、交流的互惠感、交流话题的广度和焦虑话题的深度 [17]。

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虚拟情境下并没有出现网络社交范围扩大和匿名交流等属性。从客观属性来说，两者的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有没有视听线索和是否能够延长回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来看，两者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交流的可控性。已有许多结论能够结合主客观的差异，对两种不同的社交方式存在不同的社交焦虑进行解释。Walther和Parks提出的超人际沟通理论认为 [36]，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差异就在于视觉、听觉、社会地位等语境提示的线索减少，从而降低了个人的恐惧评价，进而促进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交往。社会补偿性假设认为，在网络交流中能够减少视听上的线索，这将会帮助青少年克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障碍，从而减少社交焦虑 [37]。此外，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交流中，因其网络的不同步性可以使用户控制查看消息的时间和控制回复消息的时间，能够减少人们行为抑制系统，进而降低回复时的焦虑感 [38]。

这些理论能够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却缺少了对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存在不同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深层心理机制的探索。无论是消息回复的控制还是视听线索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有利于个体形象的塑造。其中视觉元素是个体在虚拟空间自我展示的重要部分，通过控制视觉元素可以更好进行印象管理 [39]。而能够控制查看消息和回复消息的时间则有利于个体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想好该如何回复，从而进行更好的自我形象的展示。已有学者通过访谈发现社交恐惧症的患者的负面自我印象记忆更加持久 [40]。Hirsch等采用对比积极自我印象和消极自我印象的人发现 [41]，在演讲中具有负面自我印象的人可能会更高更多的焦虑水平。此外他们还通过使用推断偏差改变被试的自我印象，结果发现具有消极自我印象的被试相较于具有积极自我印象的被试在想象有压力的社交水平中社交焦虑评估更大 [42]。由此可推测，感知自我印象的好坏，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Rapee和Heimberg提出的社交焦虑认知机制认为个体总是将周围人当作自己的观众，这些观众喜好正性或负性的评价，而社交焦虑是则产生于对这种评价的过分关注和体验 [20]。这一理论能够很好的说明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但本文认为，评价恐惧的重点在于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别人的评价的主观感受，但社交焦虑的产生根源则源于自我的评价。在于陌生人接触之前，并没有真正的产生负面的评价，而是一种假设的自我印象的评价造成了社交焦虑的产生，因此社交焦虑产生的心理机制应注重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印象控制感受的一种操控。例如网络文字交流的控制性与视觉线索的缺失都给个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控制自我形象的感觉。Schouten，Valkenburg和Peter也提出了个体对网络交流的主观感知而不是其属性决定了网络交流的结果 [43]，其中感知控制对网络中的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控制感则恰恰也是影响社交焦虑的核心因素 [44] [45] [46]，因此，本研究认为，主观自我印象的控制感，也就是印象管理的效能感是影响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

4.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继续完善。第一，本研究采用情境模拟作为实验处理，对于自变量的操纵还不够彻底，不如实验方法的效度高。第二，本研究只采用了被试的主观问卷填写作为变量指标，虽在统计结果上显著，但在实证效度还有待继续探索。第三，本研究只对比了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出现了许多如语音电话、视频通话等不同的社交方式，对于不同社交方式的社交焦虑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第四，本研究没有对其他中介变量进行加以考虑，对深层心理机制的探索还有待争议。

期望未来有学者能够采用严密的实验法，通过对不同社交方式的操纵证明社交焦虑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本文认为不同社交方式是不同程度自我印象管理效能感的操作定义，但此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有许多研究证，网络交流中的自我表露 [10] [47] 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社交焦虑，因此，其他学者可以研究更多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内蒙古师范大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线上视频交流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CXJJS20010)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