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国家间多渠道联系的发展，“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强调一国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是一种在不使用硬实力的条件下也能够影响其他行为体偏好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综合实力的提高不能仅局限于“硬实力”的提高，还应注重软硬实力的均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战略将关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区秩序乃至世界和平，故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选择进行分析。
2. “软实力”概念解析
追根溯源，软实力的观念古已有之。《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 体现了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两种价值取向，其全胜思想可以理解为威慑理论以及“软实力”内涵的来源之一。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提出，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需要从文化领域争取到领导权，以获取人民的支持、促进人民在文化层面的自信。不同于葛兰西在国内层面对“软实力”的探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将“软实力”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他于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以及同年在《对外政策》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 [2] 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是一种无需运用硬实力就能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相较于独裁国家运用硬实力发号施令，民主国家通常通过价值观、文化及政策等因素增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吸引力。
3.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评估
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其它国家和人民有吸引力的文化，当一国文化价值观拥有普世性，且能够促进他国利益时，会引起他国的追随行为；其次是政治价值观，国家通过国内、国外的途径践行并推广其价值观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吸引力；最后是具有道德权威和一定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议程、国际机制起到塑造作用 [3]。
根据上述对“软实力”的界定，笔者将从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这三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的软实力进行简要评估。
3.1. 文化吸引力
中国在东南亚的大众文化吸引力可以从人员交流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国家形象等方面评估。
由于地理位置距离较近，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往时间较长、规模较大，许多中国城市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城市纷纷与东南亚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根据《友好城市统计手册1973~2016》中的数据，截至201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共166对，其中越南34对、泰国33对、菲律宾28对、印尼21对，且泰国首都曼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越南首都河内等众多东南亚国家首都均与中国建立起友好城市关系，这扩大了人员往来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4]，其中与东南亚国家缔结友好城市的省份为广西、云南和广东。
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南亚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早在南北朝梁陈期间，四位扶南高僧来中国传授佛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宋史》中对中国商贾受到东南亚各国友好招待有许多描述：“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生动地记载了双方良好的贸易往来以及良好礼遇。除此之外华人华侨在双边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大量中国人迁移至东南亚各国，扩大了双方人文及经贸往来。麦克莱尔在《华侨志》一书中提到“华侨非殖民者也，其来也不以群，故勿以武力夺取土地。其移居也，为经济，而非为政治。”( [5], p. 21)世纪初，中国积极在东南亚地区开办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从2004年起在东南亚地区开办孔子学院，截至2020年，中国在11个东南亚国家共有孔子学院40所，累计参加孔子学院活动人数逾30万人 [6]。东南亚汉语国际推广基地、本土化汉语教室培养项目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内涵。
在国家形象层面，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多重身份且历经诸多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对立较为严峻，中国作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较为激进的“革命型国家”的形象，再加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畏惧，因此此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较为有限；80年代中国作为“敌人”的身份发生转变，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国提升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参与度，塑造了“合作者”的国家形象；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多极化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往得到促进，“合作者”的身份得到加强；特朗普上任后，其“印太战略”延伸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遭遇挑战。
随着经济往来的加深，东盟各国担心中国在实力强大后会采取扩张战略。冷战后，不少学者担心中国会填补因美苏撤离该地区而形成的真空。如今，东南亚的不少精英阶层认为中国会随着实力壮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在该地区寻求地区霸权，并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而霍布斯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更是加深了这一观点，作为陆上相邻的大国，软实力及硬实力的差距加剧了威胁论的呼声。总的来说，中国在该地区兼具“合作者”和“秩序的破坏者”两种国家形象。
3.2. 政治价值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把远大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等方针的落实不仅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进步，还带动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优越性，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
在东南亚11个国家之中，除老挝、越南为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国家多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同化性权力方面对东南亚地区影响较为有限。冷战后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取向以发展、融合为基调，有效弱化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2010年1月1日，人口逾19亿、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加强了区域一体化。近年来该自贸区进展顺利且前景良好，中国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至2019年底，自贸区双边投资累计已超23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于2020年8月31日发布《商务部亚洲司负责人介绍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成果》，相关负责人介绍，在10 + 1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将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立十周年为契机，深化自贸区建设，同时推进次区域合作，加快实施发展援助合作。随着逐步深入的多方位合作，该自贸区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
3.3. 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
除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机制的构建，并推动国际议程的进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成果颇丰，体现其在此区域有较强的制度性权力。
自1991中国与东盟第一次对话以来，在这29年中，双方不断增强经贸往来与政治互信。政治上，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对话机制，包括东盟与中国“10 + 1”会议、中日韩“10 + 3”会议等领导人会议及部长级会议。2006年，中国和东盟代表签署《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2013年，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军事访问，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中国–东盟命运体的目标。在2017年举办的第二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共同制定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前景” [7]。
经济上，东盟对华进出口均实现重大突破，自2008年到2019年，东盟对华进口额从1069.8亿美元上升到3054亿美元，出口额从855.6亿美元上升至2024.6亿美元 [8]。双方于2010年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双方还致力于促进次级区域的发展，确立了农业、信息技术等十余个合作领域，该自贸区的建立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了自贸区双边的联系。东盟峰会于2017年发表《东盟创新宣言》，强调东盟将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等。东盟和中国都将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双方经济深层对接提供可能性。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主要针对南海问题进行安全合作，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在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禁毒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签署《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中国–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等。尽管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但就总体而言，相较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国与东盟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较为滞后。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领土领海边界问题上，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介入，在东南亚仍具有高度的话语权。
4. 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资源的拓展空间及战略选择
人们常常模糊“软实力”和“软实力资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在多数情况下，软实力不同于软实力资源。软实力是客观实在的一种力量，而软实力资源则只是有一定可能转变为软实力。根据上文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软实力的评估，笔者将在下文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拓展空间进行探讨。
4.1. 文化交流促进互信
从根本上影响软实力的是民众这一基础单位，软实力外交需要落实对他国民众的影响，充分的民间人员交流往来可以直接有效地对国家形象等变量产生积极影响，且弥补了政府官方外交的缺陷。
从文化维度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文化吸引力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应促进旅游信息资源的流通，进一步建设中国–东南亚友好城市，让与该地区联系较少的北方各城市也参与到友好城市建设的进程中来。除此之外还需扶持跨国企业的贸易活动，为进出口贸易、生产联系提供政策支撑。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伙伴，但东南亚地区对此的认同不一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三国的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紧密程度要高于中国。73%的越南民众认为与美国的关系要更重要，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仅占民众的7%。所以在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应对美国等来自地区外力量的介入，应加大文化交流促进良性互信，树立“合作者”的形象。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文化吸引力，推动中国“负责任的合作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中国因实力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4.2. 官方交流增强同化性权力
从政治价值观维度来看，美国在东南亚的举措是较大的干预因素。多数东南亚国家因其浓厚的威权色彩，不仅需要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还要促进民主化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经济稳定比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选举要重要得多，所以应该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行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以推进政治民主化。而东盟国家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天赋使命”的观念势必会为东南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诸多干预。这些“虚弱国家”(Weak States)和“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s)的民主化进程能否成功，与美国能否巩固在该地区的利益与霸权息息相关 [9]。所以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官方交流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弱化域外国家的挑战以及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后，中国实现了从东亚地区的域内大国到区域强国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力量分配，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因实力不均衡增长而产生的恐惧，特别是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上，东南亚各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战略取向也应基于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回馈东南亚国家“平等互利”的需求，通过减轻东盟国家的敌对态势增强政治互信，强化政治价值观层面的软权力。
4.3. 外交政策构建国际机制
尽管中国–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由点及面，但由于美国的制度性介入和无政府文化作用下东盟国家的恐惧心理的共同作用，这些领域内合作的“外溢”(spill over)效应十分有限。在安全问题特别是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在该地区构建国际机制的话语权仍有诸多拓展空间。单边措施与双边措施并不适用于中国增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的需要，对此中国应考虑在该地区开展多边合作的可能性。
首先，理论上与现实中的单边路径具有较大落差。理论上，相关国家可以通过单边路径设定外交议程，采取单边措施划定海洋疆界及其他相关权益，符合国际法的单边行为可以得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国际关系中的单边往往片面强调本国利益，忽视他国权益，从而被其他国家视为零和性活动。所以，以单边主义构建地区机制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其次是双边行为解决争端，由当事双方设定国际议程，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确定存在争议权益的归属。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错综复杂，许多岛屿不仅在中国–东南亚之间存在争议，在东南亚地区内的归属也存在争端。所以中国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都有可能会招致第三方的消极干涉，双边路径仅适用于那些仅涉及双边的特定问题 [10]。
最后是通过多边合作、协商构建地区机制，由多个利益相关国家就争议问题或合作项目展开协商、达成协议。中国可以通过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与相关国家达成多个协议，每一个协议仅涉及就某一问题存在争议或存在合作空间的双方，且单个协议可以就部分议题达成，无需涵盖过多议题。这样分散协议的多边路径可以将那些难以解决的重大议题分化为多个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由简到难、逐项推进地构建地区合作新机制。
在实践中应该基于对战略诉求的考量及现实环境制定政策。中国应该秉持制度主义，结合多边主义，将国际制度视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致力于构建东盟地区秩序、设定地区议程的同时，灵活处理多边关系。
5. 结语
总的来说，近些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在诸多方面仍有拓展空间。应在扩大人文交流的基础上增进良性互动，树立“合作者”的形象；通过官方层面的交流宣扬“和平、平等、互惠互利”的外交思想，增强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同化性权力；灵活运用多变路径，构建地区合作机制。以政府层面交流为主导，以大众文化交往为补充，在深化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促进双边互信。
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资源及其影响力，可以促进良性的区域制度的构建，有利于加深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这对实现中国南部周边的区域稳定，实现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
2020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认知心理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0JYT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