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可比性及内部控制与商誉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Internal Control, and Goodwill

摘要: 商誉产生于企业并购时资产评估产生的溢价。当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商誉就会发生大幅减值，从而放大公司股票的市场风险。而会计信息可比性则反映了企业的资产是否合理地被估计与计量，由此可以对商誉过度溢价产生抑制作用，从而降低商誉减值的程度。因此，本文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资产评估的正向影响能否反映在商誉评估中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以2016~2019年沪深A股文化、体育与娱乐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加入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来进行检测。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商誉净值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且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显著。这一研究结论为商誉减值的产生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Abstract: Goodwill arises from the premium arising from the valuation of assets at the time of a business ac-quisition. When a company's business conditions deteriorate, goodwill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aired, thereby magnifying the market risk of the company’s shares.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s whether a firm’s assets have been reasonably estimated and measured, which in turn can reduce the level of goodwill impair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wheth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on asset valua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valuation of goodwill. This paper takes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ulture,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from 2016~2019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and goodwil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dds internal control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test thi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had a significant reducing ef-fect on the net value of goodwil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was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idea on the mechanism of goodwill impairment.

1. 引言

商誉产生于企业的溢价并购中，作为对被并购企业的预期未来超额收益计入资产负债表。但商誉具有附着性，其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紧密，因此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往往意味着对未来经营状况预期的下调，同时也会减少公司当期净利润，从而向市场传递更不利于公司的信息，导致市场风险上升。如图1所示，根据东方财富网整理的信息可以看到，在2018年，A股上市公司集中发生了商誉的大幅减值。对此，林爱梅与杨丹(2021)的研究认为是由于2015年并购规模大幅增长，且业绩承诺期一般在3~4年，2018~2019年大量并购案业绩承诺期到期，并购标的业绩不达标就会使得商誉减值 [1]。作为最大的新兴资本市场，中国的并购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增速可观，因此并购商誉的研究仍需深入发展，尤其在如文化、体育与娱乐业的轻资产行业。例如，谢荃与符祎明(2020)的研究指出，由于实体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小，商誉减值披露造成的金融风险更为显著 [2]。

Figure 1. A-Share Goodwill and Goodwill Impairment Trend

图1. A股商誉与商誉减值变动趋势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属性之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利益相关者在通过对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的比对中获得更准确的判断。例如，聂萍与周欣(2019)的研究显示，会计信息可比性与资产误定价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体现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在降低经营风险、提高资产披露真实性方面的积极影响 [3]。雷啸与唐雪松(2019)的研究指出，会计信息可比性高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提升薪酬对高管的激励效率，还能够降低企业对成本粘性 [4]。由此可以判断，当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其并购时商誉的过度溢价情况会越低，因此降低并购后的商誉减值。正如陈耿与严彩红(2020)的研究发现，由于商誉来源于并购产生的溢价，其规模会由于管理层代理冲突增大，因此商誉的产生涉及到管理层在并购中体现的自利短视与资产高估的问题 [5]。

胥朝阳与刘睿智(2014)指出，随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越明显，在股权集中度高、信息披露规范和监管环境趋紧的情况下，这种转变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6]。且唐雪松、蒋心怡与雷啸(2019)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对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负面作用，抑制高管在成本管理中的自利行为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7]。这就说明，内部控制对于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影响。而谭燕、徐玉琳、赵旭雯与蒋华林(2020)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施商誉减值测试时，从内控角度来看，高管权力越小，应予减值的商誉实施减值的可能性和比例越高 [8]。此外，宋佳宁与高闯(2021)的研究也发现，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的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升内控强度来降低委托代理矛盾，也能有效减少超额商誉的确认和确认后的减值发生 [9]。张新民、卿琛与杨道广(2020)的研究则指出商誉减值的披露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缓解这种市场反应 [10]。因此，根据以上研究可以推断，内部控制会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减值的关系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能否抑制商誉的产生及高估，并加入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商誉的实证证据，在并购活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为关注企业资产风险的各方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考方向。

2. 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会计信息更准确，从而提高资产披露真实性及降低经营风险，使得资产误定价的发生几率更低。由此可以判断，当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其并购时商誉的过度溢价情况会越低，因此降低并购后的商誉减值。因此本文第一个假设为：

H1：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产生的净商誉越少。

由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缓解盈余管理，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胥朝阳与刘睿智，2014)。并且，商誉减值的披露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内控的提高有效减少超额商誉的确认和确认后的减值发生。因此，内部控制会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减值的关系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由此本文拟对内部控制之于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商誉的调节作用进行探究，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的商誉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2.2. 模型设计

为验证本文假设一，建立模型(1)以检验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并购溢价的影响。根据假设1，系数预期显著为负，具体见模型(1)：

$GW={\beta }_0+{\beta }_{1}Compacc+{\beta }_{2}ICQ+{\beta }_{3}SIZE+{\beta }_{4}EQE+{\beta }_{5}CA+{\beta }_{6}PE+{\beta }_{7}LEV+\epsilon$ (1)

其中Compacc为会计信息可比性；ICQ为修正后内部控制质量指数，为主变量。

$GW={\beta }_0+{\beta }_{1}Compacc+{\beta }_{2}ICQ+{\beta }_1\ast {\beta }_{2}Compacc\times ICQ+{\beta }_{3}CA+{\beta }_{4}LEV+{\beta }_{5}PE+{\beta }_{6}EQE+{\beta }_{7}SIZE+\epsilon$ (2)

模型(2)中加入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与内部控制质量(ICQ)的交乘项(Compacc*ICQ)验证假设二中内部控制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并购商誉的作用。

2.3. 变量定义

2.3.1. 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探索自变量为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及内控指数(ICQ)。

本文的内控指数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

本文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根据胥朝阳与刘睿智(2014)与De Franco, Kothari, & Verdi (2011) [11] 的研究。采用国泰安文化、体育与娱乐行业2016~2019年16个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将会计信息可比定义为在公司i和j在经济业务相同的情况下生成财务报表的相似度。

第一步：根据i公司在2016~2019年度16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数据，得到回归模型：

$Earning{s}_{at}=\beta +{\beta }_1\mathrm{Re}tur{n}_{it}+{\beta }_{2}Ne{g}_{it}+{\beta }_{3}Ne{g}_{it}\ast \mathrm{Re}tur{n}_{it}+\epsilon$ (3)

其中Earnings_at为a公司在t季度的净利润与权益市场价值之比，Return_at为a公司t季度股票收益率，虚拟变量Neg_at则是以a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正负计算：若a公司在t季度股票收益率小于0则Neg取1，否则取0。

第二步：由(3)式估计出公司i对应的每个季度的回归参数 。假定两个公司i，j经济业务相同，分别计算其盈余的期望。

$E{\left(Earnings\right)}_{it}=\widehat{{\beta }_{0it}}+\widehat{{\beta }_{1it}}\mathrm{Re}tur{n}_{it}+\widehat{{\beta }_{2it}}Ne{g}_{it}+\widehat{{\beta }_{3it}}Ne{g}_{it}\ast \mathrm{Re}tur{n}_{it}$ (4)

$E{\left(Earnings\right)}_{jt}=\widehat{{\beta }_{0jt}}+\widehat{{\beta }_{1jt}}\mathrm{Re}tur{n}_{it}+\widehat{{\beta }_{2jt}}Ne{g}_{it}+\widehat{{\beta }_{3jt}}Ne{g}_{it}\ast \mathrm{Re}tur{n}_{it}$ (5)

第三步：根据(4)(5)式，计算出公司i与公司j在4年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_ijt

$Compac{c}_{ij}=-\frac{1}{16}\times {\displaystyle \underset{t-15}{\overset{t}{\sum }}|E{\left(Earnings\right)}_{iit}-E{\left(Earnings\right)}_{ijt}|}$ (6)

根据此方法可依次计算出公司i与同行业其他公司在4年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再将这些数值从大到小排列，本文选择最大值作为i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系数Compacc4_it。以此类推再计算出其余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系数。该值越大表示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

2.3.2. 被解释变量

借鉴吴定玉和詹霓(2020) [12] 的研究，将上市公司公布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净值(GW)作为并购溢价产生的商誉的代理变量，取10的对数作标准化。

2.3.3. 控制变量

本文在张新民等(2018)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三个维度方向选择控制变量：第一个维度是企业的杠杆，选择季度现金资产比(CA)及公司季度杠杆率(LEV)；第二个维度是企业的收益情况，取报表期末市净率(EQE)与市盈率(PE)；第三个维度为企业规模，用公司市值的自然对数(SIZE)。

本文所用变量的汇总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基于我国2016~2019年文化、体育与娱乐业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与相关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1. 变量解释

指标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自于深圳迪博公司。本文对样本数据中在研究期间缺失相关数据的年份进行剔除；数据前期处理工具为EXCEL与Python，统计软件为STATA。

3.2. 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行业内商誉均值小于中位数，且二者接近商誉最大值，说明样本存在明显左偏，有许多公司产生了大额的并购溢价。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均值为0.193，中位数为0.166即在行业中更多的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较低。内部控制均值为608，中位数为654，最小值为0，说明有部分企业存在较差的内部控制。从均值来看，商誉的均值为8.540，最大值为9.740，标准差为1.120，说明行业内多数企业存在高额商誉。总体而言，从商誉和会计信息可比性来看，商誉的主要问题是行业内大部分公司计提了大额商誉，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主要问题则是大部分公司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3.3.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3.3.1.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净值

表3报告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系数和净商誉的回归检验结果。其中第一列仅使用了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从回归结果中看到，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的回归系数在(1)(2)列中均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产生的净商誉越低。从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的回归系数来看，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1，净商誉的对数减少1.915，即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并购产生的商誉就越小。本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控制变量方面，现金资产比率(CA)越高的企业，由溢价并购产生的商誉就越少；净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EQE)，由溢价并购产生的商誉就越多。公司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SIZE)、杠杆率和市净率则对净商誉无显著影响。

3.3.2. 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表3第三列报告了在内部控制的作用下，会计信息可比性引起的商誉变动的回归结果。上文的分析说明了溢价并购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会计信息的不可比和内部控制混乱。表3的第三行展示了内部控制(ICQ)与商誉(GW)的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的影响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2成立。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p < 0.01, **p < 0.05, *p < 0.1.

3.4. 稳健性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添加控制变量市账比(PB)，并将资产负债(LEV)率结果替换成该比率的倒数(LEV2)，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主变量会计信息可比性(Compacc)与交乘项系数仍然显著，与主检验结果基本无差异。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有效抑制溢价并购；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能显著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下的商誉。综上所述，稳健性分析结果支持主检验模型的发现，模型较为稳定。

Table 4. Robustness tests

表4. 稳健性分析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4. 结论

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引起的股价动荡使其作为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因素之一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尤其在文化体育娱乐等轻资产行业，由于商誉占资产比重较大，期末业绩披露受到商誉减值影响更为严重。因此本文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文艺、体育与娱乐行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并购产生的商誉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对这种影响是否起到一定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确实对商誉的计提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且加入内部控制对这种抑制作用的调节作用显著。

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背景下，我国的并购活动也日趋活跃。商誉作为减值计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性资产科目，且在不同行业中存−在程度相差极大的减值风险，其产生机理值得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关注与重视。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有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可以切实衡量的情况下能够有效昭示企业存在的资产评估风险，同时也能提示企业由于对并购资产评价不当可能带来的商誉减值，因此该系数值得投资者与监管机构重视。此外，切实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也能使得企业降低由于有意或无意的对并购资产的高估而产生的未来商誉减值风险，从而提高公司业绩的稳定性。

本文研究仅限于本期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净值的研究，并没有对商誉净值变化所受影响是否具有滞后性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且由于目前关于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商誉间的调节关系未有足够多的理论研究，其作用显著与否仍可作进一步研究。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科研促进计划项目等(项目编号：201754021，201754024，201850005，201920001，20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