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先后进入信息、智能的时代，面对越来越智能的技术对传统主体性地位的破坏与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及主体的生存处境在智能科技时代的背景下得到了审视与再定义。在信息社会中，主体的具身、虚拟的数字化已广泛普及，在智能时代中，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机合一”式的后人类主义图景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数字化的、技术主体性的动态发展使过去技术与人的“二元”界限不断地被消融，赛博格主体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下的人的新的生存形态。
2. 赛博格主体的两种形态：虚拟数字性和人机共存体
“赛博格”(cyborg)一词是由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 E. Clynes)和内森·克兰(N. S. Kline)在1960年发表的《赛博与空间》中首次提出，该词创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未来人类在外太空生存过程中的生理机能不足，从而向身体内部植入神经控制装置 [1]。“cyborg”取自“cybernetic”(控制论)和“organism”(有机体)的前三个字母，顾名思义，它是控制装置和生物有机体的结合体。学者唐娜·哈拉维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的绪论中提及了赛博格的组成成分，即高科技形式的有机物和机器，前者是“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统”，后者是“成为通信系统的形式、文本和根据人体功率涉及的自对设备”( [2], p. 314)。如今，提倡人类力量与物质技术力量和谐共处的赛博本体论正以两种主要形态发挥着“构建着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 [2], p. 316)。
2.1. 虚拟数字化的主体
20世纪以来，人类步入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使得人类拥有了第二身份，即存在于网络赛博空间中的虚拟数字化身份。赛博主体在打破了三维时空条件的束缚和肉体的物理在场性的虚拟空间中实现着虚拟生存，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自在遨游、穿梭于无界限的空间中。主体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切换中、在过去与未来、已知与未知的飞渡流转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数字永生”，主体与主体间也实现着跨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电子邮箱、个人博客、电玩游戏等大众社交媒体是人与数字化信息进行密切互动的场所，主体通过图片、文字、影音等符号化的信息进行着网络人格的信息建构和角色表演，技术承载着主体意识、服务着主体意识，信息可根据主体的意愿被修改和删除。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二元对立正在不断消融，人们更关注如何使赛博主体跨越空间的边界，在虚拟社交、感官性技术的体验与对移动终端的使用中体会到肉身的在场性。新技术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是在虚拟空间中寻找人在现实情景下的体验感、物理具身性的回归感，而不是还停留于强调身心对立的离身性。实际上，人在虚拟空间中的长时间浸泡会使身体形成其独有的惯性 [1]，身体信号传输至主观意识，身体和意识在这一作用下对称一致，而厂商根据用户的体验反馈与大数据信息制造出更加具有现实空间感的产品，从而增强主体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在场。例如，新浪微博的“点赞”图标的方位就是根据人在手握智能设备时指节滑动的惯性位置设计的，“点赞”虽存在于虚拟社交中，但它着实影响了现实主体间的关系与情感。在如今，AR的应用已经使主体肉身能够在虚拟空间中直接参与，在未来，身体若在VR/AR等技术的发展下有望实现全息的社交互动，那么在虚拟空间中还原身体的真实性的可能将大大加强，人与机器的交互性会更加紧密 [1]。
2.2. “人机共存”的主体
如果说人从原子化状态切换至比特信息化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意识、主体实践和主体存在 [3]，那么，“人机一体”的赛博主体形态无论在表征还是内在结构上都改变了传统意义的主体性——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有如此定义：“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 [2], p. 314)。在这里，技术不再作为沟通主体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游走的桥梁，而是渗透肉身的内部，打破有机体和无机体的隔阂，主体从而超越其原有的生理机能界限，认知力、行动力、寿命等方面通过技术的建构得到增强。
但是，“人机共存”的主体形式已不再是哈拉维所说的“边缘生物”，而早已被社会的大多数群体所认可、接纳，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影响和作用。在医学领域，技术的植入不仅体现在整形美体、安装假肢、人工肌肉或心脏起搏器等应用，更体现在生物技术革命的成果上。在《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弗朗西斯·福山提及了生物技术在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医疗”与“增强”的应用，并总结了生物技术进步会给人类提供四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分别是脑科学和神经药理学的研究、寿命的延长和生物基因工程( [4], p. 19)。对于生物技术对人的建构，他“保守”地指出，面对历史还没有终结的现实，若不为生物技术的发展划一道管控“红线”，则势必从根本上更改人性和政治秩序。在哈拉维那里，生物技术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中充当着革命性的工具。她的赛博格科学观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物质性”，不再是“物质–符号学的，身体交互的，述行的，中介的，甚至文学的”( [2], p. 314)，而是可与技术合成、并也是符合自然的必然秩序的。无论研究后人类主义的思想家是以何种视角研究赛博格主体性，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在21世纪的初衷与目标就是在人身上发挥“增强”的作用力，而人类也正在通过NBIC四大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获得通往“超人类”未来的通行证。因此，后人类主义的研究内容势必沿袭着现实成果的发展态势，并站在反思、批判的角度，从对技术的“增强”功能的关注延伸至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生活和文化思潮等领域，以新方式思考机器、技术带给人的新意义。
3. 浪漫的赛博格：一种视野和方法
现代科学技术正日益消解“人–机”、“肉体”与“技术”的二元界限，纵使人类还未进入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成为高级主体的后人类时代，但赛博技术已经使在信息、智能时代下的人类拥有了稚嫩、萌初的赛博格的主体形态。主体与技术“内–外”、“虚拟–现实”的对接似乎宣告着纯粹机器主义正走向历史的末端，这使我们必须停止某种对立思维，即对工具理性至上的“启蒙”、渴望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的绝对否定或绝对推崇。
3.1. 浪漫的主体和技术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上，理性主义几乎占据着哲学发展的首要地位，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抗衡、推翻和校正，它将人类的目光从对上帝的马首是瞻、对理性能力的过分强调拉回到了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审美与艺术的世界中。近代浪漫主义强调人存在的根本价值，在技术的、理性的世界中，浪漫主义者们渴望回归“自然”，重返“诗意”的生活，他们在“浪漫诗”、审美艺术等汇集人的情感、烂漫的天性的领域中克服、控诉理性主义造成的人的分裂和有违人性的不公。从浪漫主义者的努力可看出，他们拯救的是技术下的人的异化、残缺，技术与天性是对立的范畴，如同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这种“对立”思维一直延续至19、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理性的批判。
但是，在现今的赛博技术中，由于主体与技术呈嵌入性、具身性的关系，“主体–客体”的隔阂已经消失了。技术为了实现“增强”的初衷，为了达到帮助主体更好发展的目的，被制造地更能与主体适应、交互、共生融合。主体虽然在技术的主导下“异化”了，但在弱人工智能还未完全进化到强人工智能的今天，它更像是被技术“奴仆”服务的“主人”。同样，科学与艺术也不再“对立”，数字艺术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它为艺术与科学提供融合的平台，基于数字信号电路技术的数字技术给艺术作品带来新的生成方式和环境，艺术家的主体意识通过数字技术而呈现。因此，当代技术发挥着富有“人性”的积极作用——它们通过对我们进行内部配置、组装，从而塑造了我们，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 [5], p. 260)，技术不再是冰冷的机器、工具，而是带有情感的、人性余温的浪漫性质，人在浪漫的技术建构下拥有了浪漫的赛博格主体性。
在后人类主义的图景中，我们可展望到，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它与人类一样，在“人机共和国”里拥有公民身份，在社会中实践着生产性的劳作，在生活中拥有着情感性的体验。等到机器主义终结的那天，拥有主体意识的强人工智能不再是作为“奴仆”的物质工具或艺术品，而是成为对世界进行叙事的参与者之一。人曾经的工具技术成为了与他同为高级主体的同类，而人在技术的促进下成为无所不能的虚拟智人，从而，人的主体性将得到完全的解放，世界不再以技术尺度被建构，而是以诗性尺度解蔽真理 [3]，原先的人与原先的机器共处于同一浪漫维度，即一道成为了“浪漫的赛博格”。
3.2. 方法：“熟练地参与”与“叙事的技术”
然而，在历史上，启蒙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运动都没有完全消除对立的二元思维，主体因为有“技术”的存在而无法得到真正的解放。理性主义抬高了人的理性，将它放置在神坛的位置，对理性以外的东西嗤之以鼻，而浪漫主义则强调非理性的重要价值，旨在通过感性手段达到人的整体性的诉求。在这两种思潮中，机器(技术)都作为实践、认知的工具成为沟通人与世界、人与真理的桥梁，正因如此，“主体–客体”中间的连接线永远存在，“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无法消失。唯有存在于“主体–客体”间的技术消失，“肉身”与“世界之肉”完全地连接，“身体”覆盖、充斥着整个世界，人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掌握真理。
因而，反观在机器主义还未终结的当前，如何处理好二元对立依旧存在与界限消失这两者同时并存的是我们当下所要思索的，有没有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看待当代主体的生存模式呢？学者Mark Coeckelbergh在著作《新浪漫的赛博格》中提出，辩证、批判地看待技术中的“理性”要素和“浪漫”要素是必要的，工业机器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立、博弈，二者的紧密相依存在于当今的技术中，即体现为“物质浪漫主义”。面对技术主体性普遍化的时代的到来，Mark Coeckelbergh提出了解决主体生存问题方法，不是“还原”、“回归”早期浪漫主义，而是将主体的“浪漫”要素和技术的“浪漫”要素相贴合，发掘技术中的人之天性，从而达到得以追求更好生活的“浪漫化”的赛博格形态。
Mark Coeckelbergh指出两种方法，即“熟练地参与”与“叙事的技术”。“熟练地参与”即是强调主体实际工作的环境，从事技术实践的主体将注意力从“机器”转移到对“环境”和“他人”的关注上。在现象学的语境中，“熟练地参与”是一种主体主动地赋予世界意义、同时更好地具身感知世界的意义的方式，主体与周遭的环境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对“二分”下的现代主体异化的补救的尝试。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就曾质问过作为技术之本质特性的工具性，他举出例子，农妇在使用工具时，是主体居住(liegt)于存在之开放中，在其中，工具因“可交付性”(verlaesslichkeit)将必然交付给了世界，她的时间和本己性的限度也交付给了诸事物，因而，工具在“可交付性”和“可用性”中消失了其作为工具的本有特质，而转向了对主体自身的熟稔、此在对原初世界的使用性和参与感；“叙事的技术”则是源于利科(Ricoeur)的解释学，语言作为叙事的方式、文化的构成要素，在叙事的过程中对真实事件的构造力与真实事件本身存在着差距，若取信于单一的叙事视角，则无法得到大全、真实的概念，由此，若我们将看待世界真理的方式取决于技术，则它会蒙蔽主体创造的关于自己的叙述。在历史的、集体的叙事中，技术原本是主体解释和叙述的对象，但随着技术加速的换代发展，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具叙事性，人类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叙述者，而是人类与技术共同撰写关于历史及个体生活的文本。
“熟练地参与”和“叙事的技术”分别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瓦解主体和技术之间的隔阂性，指向工具对于使用着的主体而言具有自主性、人文性，它不指涉除了主体之外的其他外在目的。技术、媒介在这里反而成了成全主体自身完整性的手段，此手段不是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而是内在于主体自身、为历史主体所用的内在形式、生活方式。这一视野即回到了上一节所说的“浪漫的”技术和“浪漫的”主体，即技术已抛忽工具性、媒介性，而是有着应和着人性之感性、拥有着人性之温存的、完善人的完整性的特质，这一特质已在当下初露萌芽的“赛博格”主体时代中得以存在，在未来的“人–机”赛博格时代中也可翘望。
4. 结语
面对主体问题的再回归，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野来理解当代主体的生存模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我们必须更为尖锐地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本文在提供的是看似“回望”、实则“展望”的视角——浪漫主义的视角，即在机械主义发展到末端的时代，在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赛博格”、科幻类文艺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变现为生活世界的可期的未来的时代，一种在新物质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有望形成。这里讨论的“浪漫主义”不是崇尚返回到在虚构和空想的形而上的现实中实现人的整体性，不是狭义的逃避技术或怀恋“回归自然”，而是在赛博格式的主体性中发现人的整体性是与物质技术紧密相连的。浪漫主义存至今日，它的重现并不与工业机器和技术遥相对立，而表现在有机和机械、生命和科学的试图融合。
综上所述，内含于虚拟数字化主体中“技术”与“肉身”的具身关系向更亲密的方向前进着，“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主体性虽已落脚于具身化的实在之境，但就是否会有突破库兹韦尔的“奇点”的强人工智能社会体系的存在、以及造成的影响如何，目前研究者们还各执一词。当前技术带来的确定性成果使“人–机”的二元主义的挑战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已然都是“赛博格”；在未来，知识与它所构成、解剖的历史对象间的边界不再是不可渗透，我们可在技术的浪漫维度中发掘人的浪漫天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浪漫的赛博格”。